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秋，那从英格兰去法兰西的旅客在路途中继续行进着。即使现在已经不掌权的法王依旧在位时的全盛时期，旅客们也会遇到太多的麻烦阻碍他们的行程：糟糕的道路、糟糕的设备、糟糕的马匹，何况此时势易时移，不仅如此，还不断增加新的困难：每一个市镇的大门和乡村税务所都有一群爱国公民，他们手中那国民军的毛瑟枪已时刻做好准备以便随时发射。他们挡住过往行人进行盘问，查验证件，在自己的名单上找寻他们的名字，然后或放行、或挡回、或扣押，一切取决于他们那毫无根据判断或想象，一切为了那还在曙光中的共和国的最大利益——那统一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
查尔斯·达尔内刚在法国行进了很短的距离便开始明白，除非自己在巴黎被宣布为良好公民，否则，便不可能通过这些乡村公路回家的希望。现在的情况，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到巴黎。他明白，每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在他身后关上的大门、每一道落下的普通的路障都是一道横亘在他和英格兰之间的铁闸。他从四面八方所受到的异同寻常的监视使他感到，即使被收在网里或关在笼里这样的方式送往巴黎，自己所失去的自由并不会比这更悲凉。
这种随处可见的监视，不但在一段旅程上要阻拦他二十次，而且在一天之内还要耽误他二十次。有时是骑马赶来把他追了回去，有时是赶到前面挡住他的去路，有时又是骑马同行看管着他。那天他在公路上一个小镇筋疲力竭地躺下时，虽然一个人在法国度过了一段日子，可距离巴黎还是很远。
是因为随时想到受难的加伯尔从修道院监狱发出的信，他无论如何也要继续前进深入重地的。他在这里的警卫室所遇到的严重麻烦使他感到自己在法国的日子已经有困难。因此当他半夜三更从被指定过夜的小客栈从睡梦中叫醒的时候，并没有吓得失魂落魄。
叫醒他的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地方官员，还有三个戴着粗糙的红便帽、衔着烟斗的武装爱国者。他们沿着床边坐了下来。
“外逃分子，”那官员说，“我要把你送到巴黎去，还有专门的人陪同。”
“公民，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只想去巴黎，护送倒可不必。”
“住口！”一个红帽子用毛瑟枪枪托敲打着被子吼道。“安静点，贵族分子。”
“正如这位好心的爱国者所说，”那怯生生的官员说道，“你是个贵族公子，所以一经有人护送——当然，一定要收取护送费的。”
“我不能选择别的吗，”查尔斯·达尔内说。“选择！你听他说些什么！”刚才那凶狠的红帽子说，“护送你，这样你没有危险发生，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这位好心的爱国者说的话总是对的，”那官员说。“快点，穿上衣服，外逃分子。”
达尔内依照他们说的做了，然后被带回了警卫室。那儿还有些戴粗糙的红便帽的爱国者。他们正守在篝火旁吸烟、喝酒、睡觉。付了一大笔保护费之后，便在凌晨三时跟护送人一起踏上了满是泥土与不安的道路。
护送人是两个骑着马的爱国者，戴着缀有三色徽章的红便帽，背着国民军的毛瑟枪，挎着马刀，他在中间，其他人分别于他两旁。被护送者控制着自己的马，但他的缰绳上却松松地系了另一根绳子，那一头挽在一个爱国者的手腕上。他们不管天气如何，冒着雨就出发了。马蹄踏着龙骑兵式的沉重步伐在市镇的凹凸不平的街道上和市外深深的泥泞里一步一步缓缓走着。就这样走完了通向首都的泥泞的路，除了马匹要换、速度不一之外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在夜里行进，破晓后一两个小时便休息睡觉，黄昏又再出发。护送人穿得极破烂，用干草裹着自己的双腿，也用它披在褴褛的肩上挡雨。如此这样的方式让人押着，使他感到很不舒服。有一个爱国者又常喝些小酒，粗心大意地提着枪，令他觉得任何时候都很危险。除此之外查尔斯·达尔内并没让种种不便在胸中唤起过任何严重的恐惧。在他深思熟虑之后，认定这种情况跟一桩还不曾审理的案子的是非无关。到他提出申辩时，那修道院监狱的囚犯可以证实。
当他们来到波维城发现街上到处都是人，他才意识到状况已经相当危险了。一群阴森森的人围了过来，看着他在驿站院子里下了马，许多喉咙大叫道，“打倒外逃分子！”
他正准备起身下马，却立即停住，一动不动的坐在马背上，把马背当作最安全的地方，说：
“什么外逃分子，朋友们！你们不是亲眼看见我是自己回法国来的么？”
“你是个该死的外逃分子，”一个钉马掌工人手拿榔头暴跳如雷地穿过人群向他奔来，“你还是个可恶的贵族分子！”
驿站长插身到那人和骑马人的缰绳之间（那人显然想去拉马缰）劝解说，“由他去吧，他到了巴黎会受到审判的。”
“受审判！”马掌工晃动着拿在手的榔头说，“好！判他个卖国罪，杀头。”人群随即就附和起来，表示赞成。
驿站长正准备将马牵进院子，达尔内却挡住了他（这时那醉醺醺的爱国者手上还挽住达尔内的缰绳的一端，坐在马鞍上没动），等到人们能听得见他说话了，才说道：
“朋友们，你们误会了，不知道是听信了什么谎言。我不是卖国贼。”
“他在骗人！”那铁匠叫道，“自从法令公布之后，他就成了卖国贼。他的生命已不由他自己做主。他那受到诅咒的生命已不是他的了！”
此时此刻达尔内看见人群的眼里闪动着一种东西，似乎要立刻冲向他。驿站长急忙把他的马牵进了院子，护送者的两匹马紧挨着他，把他夹在中间。驿站长关上了那并不结实的双扇门，并上了杠。钉马掌的在门上砸了一榔头，人们小声的说着什么，但没有任何举动。
“那铁匠说到了一个什么法令？”达尔内向驿站长道了谢，跟他一起时站在院子里时道。
“有那么回事，是出售外逃人员财产的法令。”“你知道是哪天通过的吗？”
“十四日。”“正是我离开英国那天。”
“大家都说这只是法令一小部分，还会有其它的法令出台——虽然现在还没有颂布——要放逐所有的外逃分子，外逃回国的人也一律斩首。那人说你的命不是自己的，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可是现在还没有这些法令吧？”“我怎么会知道！”驿站长耸耸肩说。“可能现在就有，也可能以后才有，没什么区别的。你能希望什么？”他们在阁楼里的干草上休息到半夜，等到全城人都入睡之后再骑马前进。在这次荒唐的骑马旅行中他发现许多日常事物发生了特别奇怪的荒唐变化，睡眠很少并不是很明显的变化。在荒凉的路上经过了长时间的行进之后，他们往往会来到几间可怜的村舍面前。村舍四周倒不是黑暗的，而是闪耀着火光，村民们在半夜三更像幽灵一样手牵着手围着一株枯萎树自由的转着圈子，或是挤在一起唱赞颂自由的歌。所幸在波维城的那天晚上人们睡觉去了，不然他们将很难离开。他们继续前进，走向孤独与寂寞，叮叮当当地穿过提前来到的寒冷与潮湿，穿过因为没有收获的变得贫瘠的土地。但发生了改变：烧掉的房屋的黑色废墟和爱国者巡逻队却突然出现——他们在所有的道路上执勤，突然从不明显的地方钻出来，收紧缰绳站住。
清晨的阳光终于在巴黎的城墙前照到了他们身上。他们走近的时候路障关闭着，还有大量的士兵在留守。
“这个囚犯的证件在哪儿？”卫兵叫来的一个神色坚毅的负责人问。查尔斯·达尔内听到“囚犯”这个难听的字眼心里很不舒服，与对方沟通他就是法国公民，自由的旅客，是因为时局动荡被人硬派了保卫人员的，也交了陪护费用。
“这个囚犯的证件，”那人不理睬他，仍然问道，“在哪儿？”
证件在醉醺醺的爱国者帽子里，他把它拿了出来。那人看了一眼加伯尔的信，有些意外，这才认真的看了达尔内一会儿。
那人一言不发离开了护送队和被护送的人，走进了警卫室，这三个人骑着马等在城外，查尔斯·达尔内不知所措的环顾着周围，发现城门是由警卫队和爱国者共同守卫的，爱国者的人数要多很多。他又发现虽然运送给养的农民大车和那一类的车辆及商贩进城很容易，出城却相当的麻烦，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也很难。等着出城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群，自然还有牲口和车辆。对人的检查很严格，所以排队等候的队伍前进如同乌龟的速度。有的人知道距离检查到自己的时间还长，便索性倒在地上睡觉，或是抽烟。其他的人则有的谈话，有的来回走动。他们无论男女，都是统一的装扮，戴着红便帽，缀着三色帽徽。
达尔内在马背上观察着这一切，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自己已经站到了那个负责的人面前。那人指示警卫队清除路障，给了那醉酒的和清醒的护送队员一张证明已经收到被护送者的收条，然后要他下马。他下了马，两个爱国者牵着他那匹疲倦的马，转身就走了，没有进城。
他随着引路者来到一间警卫室。那里有一股劣质酒和烟叶的气味，士兵们和爱国者们有的睡着，有的醒着。有的醉了，有的没醉，还有的处于睡与醒之间、醉与未醉之间的各种姿态，或站着或躺着。警卫室的光线非常阴暗，一半来自越来越暗的油灯，一半来自阴沉的天空，也处于一种相应的暧昧状态。办公桌上摆放着花名册，一个相貌粗鲁、皮肤黝黑的军官掌管着这里的所有事情。
“德伐日公民，”军官对带领达尔内的人说，说着拿着笔打算在纸上写点什么。“这个外逃分子是埃佛瑞蒙德么？”
“没错。”“你的年龄，埃佛瑞蒙德？”“三十七。”“结婚了没有，埃佛瑞蒙德？”“结婚了。”“在什么地方结的？”“在英国。”
“噢，是的，埃佛瑞蒙德，你的妻子现在呢？”
“在英国。”“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马上你就要去拉福斯监狱了。”
“天呐！”达尔内惊叫起来。“依据哪条法律定罪我，我犯了什么罪？”
军官仰起头来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