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药剂师家待了很久。尽管表面上，并不很焦急，郝梅先生还竭力地劝慰他，鼓励他振作精神。接着，大家谈到了威胁儿童的种种危险，仆人们可能犯的失误，郝梅太太对此颇有体会，她胸口还留着烫伤的痕迹，那是厨娘把一勺滚烫的肉汤泼在了她罩衫上，此后她慈爱的父母，采取了防护措施。餐刀绝不磨利，地板从不打蜡，窗上装了铁栅，壁炉前安上结实的护栏，郝梅家的4个小孩，尽管行动自由，可时时都被人看护着。稍有伤风咳嗽，他们的父亲就给他们灌祛痰止咳药。直至过了4岁，仍旧让他们戴着防风防摔跤的软垫帽。这其实都是郝梅太太的怪主意，她丈夫怕长此下去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就冲着她脱口说道：
“难道你想让他们成为加勒比人或者博托库多人吗？”
夏尔有好几次想中止这个谈话。“我想跟您谈谈……”楼梯上，他对走在他前面的书记员小声说道。“他对什么事起疑心了吗？”列翁暗忖，他的心怦怦乱跳。
夏尔关上房门，这才向列翁说明来意，他想请列翁去卢昂打听，照一张美美的达格雷相片要多少钱。他想照一张穿黑色大礼服的相片作为爱情的礼物送给妻子。但他想事先知道该怎么办。这种事可能不会给列翁先生添太多麻烦，因为他几乎每星期都要去城里。
去城里干什么？郝梅怀疑他是年轻荒唐，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可他没猜中，列翁并非去寻花问柳。他显得比以往更不快乐了。勒弗朗索瓦太太发现他最近吃得越来越少。她想知道原因，就去找收税官比奈先生打听，比奈先生阴阳怪气地回答道，他不是领警察局饷银的密探。
不过，他也觉得这位同桌挺怪，因为他常常看到列翁往椅子上一仰，张开双臂，不停地抱怨生活。“这是因为您没有足够的消遣。”收税官总说。“什么消遣？”“我要是您的话，就去弄台旋车！”“可我不会用它呀。”书记员答道。“哦！也是！”比奈摸着下巴颏，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
对没有结果的恋爱，列翁已经厌烦了。没有生活乐趣，也没有精神支柱，他对这种一成不变的老一套生活感到压抑。他在永镇待不下去了，对一切都反感。可是，真要换一个环境，未来的前景既对他有诱惑力，又让他担心。
这种担心不久就转化为急躁，这时，巴黎远远地用化妆舞会的乐曲和轻佻女人的欢笑声诱惑着他。既然他得去巴黎读完他的法律学，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呢？谁能扯住他的腿？他开始考虑长远规划。他考虑该怎样装饰公寓。他要在那里过艺术家的生活！他将去学吉他！他将拥有一件睡袍，一顶马斯克无边软帽，一双蓝丝绒拖鞋！似乎看到了交叉挂在壁炉上的两把花剑，上面悬着一个骷髅和那把吉他。
征得母亲的同意是一个难关，但估计她没有理由反对的。连他的东家都赞成他另找一个更有发展前途的事务所。因此，列翁想在卢昂谋一个二等书记员的职位，但没有收获。最后，他还是给母亲写了封长信，详细说明他立即去巴黎的必要性。母亲同意了。
他却并不着急。每天，希韦尔去卢昂时，他就让希韦尔把他的箱笼包裹运走，这样持续了整一个月。他给自己做齐了衣服，请人装饰他的三张椅子，买了一大堆围巾，总之，准备下了足可环游世界的物品，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拖延行期，直至他母亲再次写信催他动身，因为他要赶在放假之前参加考试。
离别的时刻到了，郝梅太太哭哭啼啼，于斯丹流了泪，郝梅是硬汉子，掩饰了心里的激动，他要亲自给他的朋友拿短大衣，送他到公证人家栅栏门口。公证人将用他的马车把列翁送到卢昂。列翁抓紧剩下的一点时间向包法利先生道别。
列翁爬上楼梯后，站住了，让呼吸平稳下来。他走进房间的时候，包法利夫人蓦地站了起来。
“我又来了！”列翁说。“我知道您会来的！”
她咬住双唇，血在她的皮肤下涌动，使她的脸一直红到耳根，她站在那里，依靠在护墙板上。
“先生不在家？”列翁又问。“他出去了。”她一连说了两遍：
接着一阵沉默。他们彼此对望着，而他们的心，沉浸在同样的苦恼里，紧相拥抱。“我真想亲亲贝尔特。”列翁说。爱玛走下几级楼梯，叫唤着费丽希黛。列翁迅速地扫视四周，目光从墙壁、物架、壁炉上溜过去，仿佛想把这里的一切深刻在脑子里。这时她回来了，女佣带来了贝尔特，孩子晃着一根绳子，绳子下吊着个头朝下的纸风车。列翁在她脖子上连连吻了好几下，说：
“再见了，可怜的宝贝！再见了，亲爱的小姑娘，再见！”
随后他把孩子交到她母亲手上。“把她带下去吧。”爱玛说。又只剩下他们俩了。
包法利夫人把脸贴在玻璃窗上，背对着他列翁拿着他的便帽，轻轻地在大腿上拍打着。
“要下雨了。”爱玛说。“我有大氅。”他答道。“哦！”
爱玛转过身，低着头，在阳光的映衬下，像一尊大理石雕像，别人不知道她的眼睛在看着什么，也猜不透她在想些什么。
“唉，再见了！”列翁叹了口气道。爱玛猛然抬头：
“好，再见……您走吧！”俩人相对走近对方，他伸出手来，她迟疑了一下。“英国式的告别。”说着，她强作微笑，递过手去。列翁握住这只手，似乎要把他全部的感情都凝聚在这汗津津的指掌间了。接着他松开手，他们又相互凝望了一会儿，他终于走了。
在菜市场的敞篷下，他停住脚步，躲到一根柱子后面，向那座白色的房子，那四扇绿色的百叶窗看了最后一眼。他发现在卧室的窗后似乎有一个人影。可是，窗帘仿佛自动地从钩子上脱落下来，慢慢地将窗户遮盖住，它静静地垂落在那里，像一堵石灰墙。列翁走了。
他远远地看见东家的轻便马车停在路口，一个穿粗麻布衣的人在旁边牵着马缰。郝梅和纪尧曼在一起聊天，正等着他。
“该我们吻别了。”药房老板泪眼汪汪地说，“这是您的短大衣，兄弟，当心着凉！多保重！不要太劳累！”
“行了，列翁，上车！”公证人说。郝梅俯身在挡泥板上，呜咽地说：“一路平安！”“再见，”纪尧曼先生说，“走吧！”他们出发了，郝梅也转身回家。包法利夫人打开朝园子的窗户，观望着天空。
在卢昂的方向，太阳落山的地方，乌云密布，汹涌翻滚，一道道阳光穿透云层，像高悬空中的一束金箭，而另半边天却晴空万里，一如瓷器般白晃晃的。狂风袭来，吹得山杨树摇摆不定。暴雨骤降，打得绿叶劈啪直响。不一会儿，太阳又出来了，母鸡咯咯叫唤，麻雀在湿漉漉的矮树丛里拍打着翅膀，积水上面漂着粉红色的合欢花。
“啊！他一定走远了吧！”她想道。六点半钟吃晚饭的时候，郝梅先生同往常一样又过来了。
“唉！”他坐下来说，“下午我们把年轻人送走啦！”“是啊！”医生说。
接着，他在椅子上转动着身子说：“您一定不太好受吧？”
“也没什么。只是内子今天下午很难受。您知道，女人嘛，为点小事都烦恼！特别是我那口子！这也不难理解，她们的神经系统比我们的脆弱得多。”
“可怜的列翁！”夏尔在说，“他怎么适应得了巴黎的生活！……能过得惯吗？”
包法利夫人叹了口气。“得了吧！”药房老板咂着舌头说，“饭店里高雅的聚会，化妆舞会，香槟酒！准能把他乐坏了，您就放心吧！”
“他可是个老实人。”包法利反驳道。“我也知道啊！”郝梅先生急忙附和，“不过他还得入境随俗，即使被人当成伪君子吧。您不知道拉丁区的那些浮浪子弟跟女戏子们是怎样的荒唐！而且，大学生在巴黎可是大受青睐。只要他们有那么一点才情，能吸引人，就能得到上流社会的欢迎，甚至还有圣日耳曼区的贵妇人爱上他们呢，接下来，他们就有机会成为名门望族的乘龙快婿了。”
“可我，”医生说，“我是担心他……那里……”“您说得不错，”药剂师打断他的话说，“凡事总有正反两面！在那儿得随时当心受骗。比如说，您在公园遇见，一个衣冠楚楚的陌生人，甚至还挂着勋章，像个外交官。他和您打个招呼，攀谈起来。他悄悄地赢得您的好感，请人抽烟，帮您捡帽子。于是你们就混熟了，他带您去咖啡馆，邀请您去他的乡村别墅。他给您介绍三教九流式的朋友，这往往就是想骗您的钱，或者引您走上歪风邪道。”
“原来如此，”夏尔说，“可我首先担心的是他的健康，外省大学生很容易染上伤寒。”
爱玛听了不寒而栗。“因为伙食习惯的改变，”药房老板接下去说，“从而引起身体机制的紊乱。再就是巴黎的水，糟透了！饭店里的菜，加了不少的佐料，让您吃了非上火不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蔬菜牛肉浓汤好。我向来喜欢家常菜，那才有益于健康！所以，当我在卢昂学制药学的时候，我吃包伙，和老师们一起用餐。”
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直到斯丹跑来找他回去做蛋黄甜奶。
“一刻也不让我闲！”他嚷嚷道，“老拴在链子上！像赶着马耕地！真是干不完的活！流不完的血和汗！”
当走到门口时，他又回头说道：“对了，您听到那个新闻没有？”“什么新闻？”
“据说，”郝梅扬起眉毛，一本正经地说，“今年下塞纳区的农业促进会极可能在永镇寺举办。这种说法早就流传颇多。今天早晨报上也提了一下。这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可是莫大的荣誉！不过，这事咱们以后再细说。我看得见，谢谢你们，于斯丹提着灯笼呢。”
六
第二天爱玛非常伤心。她感到愁云惨雾笼罩着天地万物，它们隐隐漂浮在事物的外表，而痛苦却潜伏在她的心底婉转哀号，就像冬天的寒风在废弃的古堡里呼啸。往事一去不复返，成了永远的梦想，当事实无法挽回，留给人几多惆怅，最后那熟悉的动作和感觉也一同消失，挥之不去的只剩下痛苦。就像那次从伏毕萨回来，脑子里仍回响着舞曲，心里感到难以发散的忧郁和麻木不仁的绝望，列翁的影子总在她眼前晃动，只是显得更高大，更英俊，更潇洒，也更模糊。他虽说走了，却好似一直待在她身边。她凝望着那块他踩过的地毯，那几把他坐过的椅子。河水轻轻地流淌，沿着滑溜的河岸缓缓推出一圈圈涟漪，多少次他们在和煦的阳光下散步，听着这汩汩涛声，踏在布满青苔的卵石上！还有那几次下午，他们坐在园子深处的树荫下，多么美好！他摘掉了帽子，高声朗诵，在干树棍钉成的凳子上摆着姿势，来自牧场上的清风，吹动书页，吹起棚架上的旱金莲……啊！他走了，她生命中惟一能给她带来欢乐和幸福的人远去了！当幸福的机缘出现时，她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当它要离开的时候，为什么不拉住它的双手，抱住它的双膝，求它留下！她恼恨自己，没有表达对列翁的爱，她渴望着他的吻。她真想跑到他的身边，扑进他怀里，对他说：“我来了，我是你的！”但是爱玛深知这么做是多么困难，她的欲望，因为这种懊悔而变得更加炽热。
于是，在托斯特经历过的那种烦恼再次出现，而且比上次还要严重，因为她感到她的忧愁再也不会终止。
一个深受打击的女人，总会产生一些奇怪的念头。买了一只哥特式跪凳，她每个月要花14个法郎买柠檬洗指甲。她写信去卢昂订购一条蓝色开司米长裙，还在乐乐商店买了条最漂亮的头巾，把它系在睡袍腰上。她关上百叶窗，穿着这种滑稽可笑的服装，躺在长沙发上看书。
她经常变换发型，把头发梳成中国式松松的长波浪，或者编成辫子。她像男人那样把头路挑在侧面，再卷起下端的发梢。
她想学意大利语，买了几部词典，一本语法书，一摞白纸。她还试着读一些严肃的书籍，如历史、哲学。有几次深夜里爱玛擦火柴点灯的声音，惊醒了夏尔，他还以为有人来找他出诊，迷迷糊糊地说：
“我来了。”然而，她读书也和她做女红一样，有始无终，总是刚拿起又放下，另换一本。她变得冲动，有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一天，她在丈夫面前硬是说自己能喝大半杯烧酒，夏尔却偏说不相信，她居然真的一口把烧酒干了。
尽管爱玛举止轻浮（永镇婆娘们都这样说），她却并不显得快乐。她总是紧紧地抿着嘴角，像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或沮丧的野心家，弄得脸上的皮肤都皱了起来。她的脸色苍白如纸，鼻孔内缩，眼光游移不定。她发现鬓角上三根灰色的头发，就说自己老了。
她经常出现眩晕，有一天还吐了一口血，把夏尔吓坏了。看到他那副样子，她却说：“得了吧！这有什么要紧的！”夏尔躲进诊断室，坐在头颅标本下的办公软椅里，趴在桌子上哭起来。他写信请母亲来一趟，一起谈论下爱玛的近况。
该怎么办！他们束手无策，因为她拒绝任何治疗。“你知道你老婆需要什么吗？”包老太反复说，“需要给她点事做！她如果像别人那样自食其力，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她是因为闲着没事干，胡思乱想造成的病。”
“她可忙呢。”夏尔说。“她这算忙啊！都忙些什么！看些歪门邪道的坏书，反对宗教，书里引些伏尔泰的话，嘲笑教士。这会倒霉的，我可怜的孩子，不信宗教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于是，他们决定阻止她读小说，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很困难。老太太勇挑重担，她准备路过卢昂的时候，向图书出租人申明爱玛不再订阅，如果书商硬是不依从，她就告到警察局。
婆媳俩的关系非常冷漠。在她们共同度过的三个星期里，除了在一起吃饭，晚上就寝之前说说新闻，打个招呼，就说不上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