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打算把我遇到的难题讲给读者听，一句话，我花了十天工夫，做好了几只桨，最后终于把小船划进了布来夫斯库的皇家港口。我一到达就看见人潮汹涌聚在那里，他们看到这样大的一艘船，无不万分惊奇。我禀明皇帝：我的运气居然如此之好，会有这样的一只船送到我跟前，它可以把我载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说不定我也能够再从那儿返回祖国。我请求皇帝下恩旨供给材料以便把船修好，同时还不忘请他发给离境许可证。他热情地慰留一番后欣然答应。
这段时间我感到十分奇怪，怎么一直没听过我们的皇帝向布来夫斯库朝廷交涉什么有关我的紧急事件。不过后来才获悉，原来皇帝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会知道他的阴谋；他还以为我只是在他的许可下到布来夫斯库履行我的承诺（这在我们朝廷是人所共知的）；过几天，等我的拜见一结束，我就会回去。但是我滞留不归，他开始心神不安，在和财政大臣及其党羽商量了以后，就派了一位要员带着弹劾状的副本来了。这位特使受命向布来夫斯库的皇帝表明他主公的慈悲体恤，仅处我以刺瞎双眼的刑罚，不料我却蓄意躲避这公正的惩处。如果两小时后我不回去，他就要削去我的“那达克”爵衔，并且宣布我是叛国犯。这位使臣还说：为了维护巩固两大帝国的和平友好，他的陛下希望布来夫斯库皇帝下令把我手脚绑起，遣返利立浦特，听候裁处。
布来夫斯库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商议了三天，才回了一封信，里面说了不少请求原谅的客气话。他说：皇帝也明白把我绑起来送回去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夺走了他的舰队，但他也对我在议和时帮助了他心存感谢，而且两国国君很快就不必担心，因为我在海边发现了一只可以载我出海的巨船，他已降旨在我的帮助和指导下把船修好。他希望几星期后，两国可以摆脱这个沉重的负担。
特使带着回信回国，布来夫斯库皇帝就把事情的过程一一告诉了我，同时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提议如果我愿意留下替他效力的话，他可以保护我。尽管当时我相信他十分恳切，不过我已经下了决心，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再和帝王、大臣们坦诚以待。因此我对他的好意深表感谢之后，谦恭地恳请谅解。我告诉他，既然命运——无论它是福是祸，已经把一艘船送到我跟前，我决心要冒险去航海，而不想成为这两个帝王之间产生矛盾的导火索。我并不觉得皇帝有任何不悦，后来偶然间我才发现，他对我的决定十分高兴，在我干了粗重的活后，他就指示手下人帮我把它们刨好。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派人向皇帝请示准予我离境。
我在船里装了一百头牛和三百只羊的肉，大量的面包和饮料以及四百多名厨师才能做得出来的许许多多的肉食。我又随身带了六头活母牛和两头活公牛以及相同数量的活母羊、活公羊，打算把它们带回祖国繁殖。我还带上一大捆干草和一袋谷物，以便能在船上喂养它们。我最初还计划带走十来个当地人，不过此事皇帝怎么也不同意，除了仔细搜查过我的口袋之外，皇帝还要我以名誉郑重起誓不带走他的任何臣民，即使他们心甘情愿也不行。
就这样，我把所有的东西尽可能地准备妥当之后，于一七〇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六点钟乘船起程了；向北行出约四里格远的时候，海上吹起了东南风，晚上六点钟左右我遥遥望见在西北方约半里格处有一座小岛。我一直前进，就在这岛的背风的一面抛锚停泊下来，这看起来是一座无人的荒岛。我吃了东西就休息了。这一觉香甜，至少有六个钟头，因为我醒来两个小时后，天才破晓。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太阳还没升起，我就吃了早饭。起锚以后，又逢着顺风，我根据袖珍罗盘的指示，依然按照前一天的方向把舵前进。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推测驶到了据我所知在范迪门东北方的一座岛屿附近。一整天过去，我没有任何发现，不过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据我推测离开布来夫斯库已经有二十四里格，我正向东方航行，却一眼看见一艘帆船向东南方行驶。我向那船高声喊叫，却无人理会，不过我发现我离它越来越近，因为那时风力渐小。我竭尽全力飞快前进，不到半小时，那艘船也发现了我，很快就挂起了旗，并对空鸣枪。真没料到我又有了这样的机会，可以再次见到亲爱的祖国和牵挂已久的家眷，一时间激动得无法形容。那艘船放慢了船速，我就在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多钟赶上了它；一看清船上高悬着的英国国旗，我的心就兴奋得直跳。我把牛羊放入上衣口袋里，带着所剩无几的全部给养登上了帆船。这是一艘英国商船，正取道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从日本返航。船主是得浦特福得的约翰·比得尔先生，他对人温文和气，是一名优秀的海员。当时我们航行在南纬30°的地方。船上估计有五十名水手，我在这时还不期然遇到了我的一位老同事，名字叫彼得·威廉士，他在船长面前把我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这位先生待我很热情，请我告诉他我的来往经历。
我见说了几句话，他却怀疑我是疯言疯语，以为我遭遇到的危险使我心智失常了。直到我从衣袋里拿出了黑牛黑羊来，他惊得目瞪口呆，这才相信我说的大概是实情。接着我又把布来夫斯库皇帝赐给我的金币，他的全身像、和别的稀奇物品给他看。我送了他两只钱袋，每只里面盛着两百个“斯普拉格”。我还承诺到达英国以后，再送给他一头怀孕的母牛和一只怀孕的母绵羊。
关于这次航程中的详细情形，我就不必再啰里啰嗦了，这次航程大致来讲相当顺利。一七〇二年四月十三日我们到达唐斯。航程中唯一的烦心事，就是船上的老鼠拖走了我的一头羊。等我在一个洞里找到它时，它已经血肉全无，只剩一副骨架了。我把剩下的牛羊都安全地带到岸上，把它们放在格林威治弹球场草地上吃草。那里的草柔细鲜嫩，它们吃得很是高兴，尽管我总担心它们吃不好。在这样漫长的旅途中，若非船主给了我几块精致饼干，我把饼干研成细末，搀上水，把它们当作日常的食粮，我可能就很难保住它们的性命。在我停留在英国的短期间内，我把牛羊拿出来给许多达官贵人一饱眼福，赚了不少钱，在我准备第二次航海以前，我把它们转手卖了，又得了六百英镑。自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它们繁殖力极强，特别是羊，我希望这种柔细的羊毛能够对于毛纺工业有极大的裨益。
我同妻子、儿女在一块住了两个月，由于我对海处探险有一种永不止息的渴望，使得我再也无法安心住下去了。我留下了一千五百英镑给妻子，并且把她安置在雷德里夫的一所好房子里。剩余的财产我随身携带，有现钱，也有货物，内心盼着它们能给我增加点资产。我的大伯约翰留下了一块靠近伊平的田产给我，一年大约有三十英镑的收入。我又把菲特巷的黑牛旅馆长期租了出去，就又是一大笔进项，由此我用不着发愁我走后，家人的生计会没有着落，或者沦落到由教区来救济的地步。我的儿子约翰尼是以他伯父的名字来命名的，当时正在上文法学校，是个大有希望的孩子。我女儿贝蒂（现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子女）就在家做点针线活。我和妻子儿女告别时，大家都感伤不已，不禁流下泪来。我登上驶往苏拉特的载重三百吨的商船“冒险号”，船长是利物浦的约翰·尼古拉斯。关于这次航行，我要在游记的第二部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