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有什么区别？
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竖石也”，是竖立在地上的石头。原义是没有文字的竖石，后来经过发展才成为刻有文字的碑。今日的碑，有广义和狭义二解。广义的碑是指镌有述德、铭功、纪事与纂言等文字的刻石，如碑碣、摩崖、造像记、塔铭、刻经、界石、墓志等。狭义的碑则是指东汉以后，立于纪念地、建筑或墓前，刻镌文辞的长方形石板。而我们今天理解的碑，大都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故碑的含义当指一切刻有文字的（除刻帖外）石刻的总称。
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古人把写在竹、木片上的字，称之为简牍；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迹称之为帖。由于帖最早是指写了字的奏事的小纸片，一般指字条、请帖、庚帖之类，因此凡是小件篇幅的书迹，过去都称之为帖。自后汉开始，书法艺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很多士大夫习惯于把书家信札作为珍秘收藏起来欣赏研习，称之为帖。自北宋，刻帖之风盛行，人们把帖刻于木板、石头之上，名之曰丛帖、汇帖或集帖。从木板、石头上拓下来的拓本，为便于欣赏学习，装裱成册，亦称之为帖。清末西方摄影技术传入我国后，凡镌刻、手写等一切书法文字，一经影印装订成册，亦皆称之为帖。
碑帖作为一个连词来讲是一个概念。分而言之，碑是碑，帖是帖，二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一、功用不同。碑是为了追述世系，表功颂德或祭祀、记事用的，以期达到“托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刻帖则是专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书法的复制品。
二、文字内容不同。碑是为了表功颂德追述世系，故有一定的文字格式和内容；帖无内容和格式的限制，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
三、书体不同。碑的书体在隋以前以篆、隶、楷书为主，至唐太宗作《温泉铭》，以行书书丹，始有行书之碑，草书除武则天《升仙太子碑》外绝少有之。帖的书体没有限制，以信札为主。
四、形制不同。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高辄丈余，形制以长方为主，也有圆形、尖形、圭形，有额、有趺，部分有穿孔，往往四面刻字。帖为横石，一般高不过盈尺，只正面刻字，无额、趺、穿孔。此外，帖有木刻，碑则绝少。
五、上石法不同。碑一是用刀直接镌刻，二是书丹上石；帖是模勒上石，就是用油素纸覆在真迹上，把真迹复制下来，然后在纸的背面用朱墨双钩一遍，再将朱墨双钩粘现于石上，刻工遂依次镌刻。
六、刻法不同。碑刻有时因循刀法与书丹相同或有所出入；帖则必须忠于原作，力求所刻与原貌完全一样。怎样读帖？帖，一般称之为“法帖”，是专供人们学习、临摹和研究的范本。所谓“读帖”，就是通过对范本字帖的用笔、线条质感、节奏、空间构成等方面的观察，然后去临习。宋代黄庭坚云：“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宋代姜夔在《续书谱》中引用唐太宗的话：“皆须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临摹。”这里所说“观”、“谛观”，即是读帖的意思。读帖务求精细周到。既然如此，首先在读帖过程中必须对每一点、每一画、每一行以致通篇认真细致地读，体会其手势转换，注意每一个细节部位的变化，怎样藏锋下笔？怎样换锋行笔？怎样回锋收笔？如何翻转？如何顺势接笔？何处提？何处按？何处疾？何处涩？……想古人写字时的手势、姿势以及动作的矜持与放松等等，不但要看到有字处的轨迹，也要看到无字处的必然轨道，也就是说把古人由动而留下来静的痕迹，再在想象中恢复。正所谓字外无法，法在字中。只有逐渐正确理解这些痕迹，才能和古人对话。其次，研究字的形体结构特征，如笔画的粗细、长短、大小、高低、斜正、收放以及曲直刚柔、阴阳疏密、错落奇正，还要分析帖字的布局和神情、意态等，领会作品的倾向和意趣，进一步探索作者写此作品时的心境。当然，对初学者来说，读帖并不是一“读”就懂，“读”
后也不一定立即奏效。它有一个养成习惯和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应将读帖与临帖紧密结合起来，读后临，临后读，两者配合，逐步深化。另附带说明的是，对初学者来说，选帖最好选影印版本较好的墨迹本，不要选刻本，因为墨迹本比刻本笔路清晰、易读。选帖时最好请教一下有经验的老师。
什么是“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法帖是清代宫廷刻帖。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作品，择其精要，由宋璋、焦林等人镌刻而成。法帖共分32册，刻石500余块，收集自魏、晋至明代末年共135位书法家的300余件书法作品，因帖中收有被乾隆帝视为稀世墨宝的三件东晋书迹，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而珍藏这三件希世珍宝的地方又被称为三希堂，故法帖取名《三希堂法帖》。
“石鼓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
“石鼓文”是先秦石刻文字，没有具体年月记载，有人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其时间应为秦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但不论其时代如何，它都是我国遗存至今时间最长的石刻文字，被称为“石刻之祖”，因其文字被刻在鼓形的石头上，故被称为“石鼓文”。“石鼓文”共十鼓，每鼓都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记述了秦国国君游猎之事，又称“猎碣”。
唐代初期，“石鼓文”在陕西郊外被发现，之后杜甫、韩愈吟咏不断，故而闻名于世。其结字多为长方形，体势严整，肃穆端庄，笔力沉雄稳健，雍容大度，有着浓郁的庙堂气息，再加上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剥蚀、漫漶，形成了石、字、诗浑然一体的风格，给人以苍茫古朴、雄浑大气的美感。“石鼓文”是介于金文、小篆之间的文字，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它比金文更加规范、统一，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许多金文的特征。后人对“石鼓文”的评价很高，唐代张怀瓘说它“若取于诗人，则《雅》、《颂》之作也”（《书断》中篇之《神品》）。康有为称曰：“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广艺舟双楫》之《说分第六》）“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学习篆书的不二法门，其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书法都受其影响。存世的版本有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等。
王羲之“书圣”之名是怎么来的？
在早期书法史上，王羲之并没有“书圣”之名，其名气甚至比不上当时的一般书法家，如梁武帝萧衍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就说：“子敬（王献之）之不迨逸少（王羲之），犹逸少之不迨元常（钟繇）。”“不迨”，不及之意。唐代时，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还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王羲之“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对其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天下第一行书”指什么作品？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
《兰亭序》又称《兰亭集序》、《禊帖》等。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等在绍兴兰亭“修禊”。会上人皆赋诗，王羲之写下了这篇优美的序文。传世法帖共28行、324字，笔法、结构、章法都很完美，被视为是王羲之书法成就最具代表性的得意之作。赵孟頫《阁帖跋》说“右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因此，王羲之的书法得到人们普遍喜爱和推崇。唐太宗更是以帝王之力，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王氏书法也同样被历代书家所推崇。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古来说法不一。清末广东顺德书家李文田《定武（兰亭跋）》断言“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认为晋人的书法不应脱离汉魏隶书的樊笼，认为《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所书，应为后人之伪作。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指出《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内容上来讲也有问题，斥《兰亭序》为伪作。此后，启功、李长路、章士钊、高二适等名家都对《兰亭序》的真伪问题进行了公开论辩，这就是著名的“兰亭论辩”。至今，由《兰亭序》引发的疑案仍然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但是不论如何，《兰亭序》的书法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唐太宗推崇王羲之的书法，曾命欧阳询、冯承素、褚遂良等勾摹《兰亭序》，分赐近臣。相传真迹被唐太宗殉葬昭陵（一说被武则天殉葬乾陵）。传世至今的《兰亭序》均为拓本或摹本，有“定武本”、“神龙本”等。
“天下第二行书”指哪件作品？
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帖》被称为“三大行书”。按时间排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名列第二，故称“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祭侄文稿》又称《祭侄季明文稿》，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全文共234字。《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为祭奠安史之乱中英勇就义的侄子颜季明所作。唐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谋反，颜真卿、颜杲卿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英勇就义。乾元元年，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季明的尸骨，并挥泪写下了这篇祭文。
此帖为草稿，字迹仓促，涂抹删补之处甚多，本无意于书法。然而不求工而自工，无意于佳乃佳。此作中，颜真卿将悲愤之情流淌于笔端，充满了对亲人的哀悼和对叛贼的仇恨。元代张敬晏跋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著名书法家鲜于枢跋曰：“《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
“铁门限”一词从何而来？
“铁门限”一词的出现与著名的书法家僧智永有关。智永出身于天下第一名门望族的琅琊王氏，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七世孙。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有临池学书的佳话，智永也有“退笔冢”、“铁门限”的美谈。
智永在永欣寺苦练书法三十多年，十分用功，写坏了无数毛笔。每坏一支，就将废笔头投入瓮中。三十多年临池不辍，废笔头也积攒了数瓮，每瓮数石，智永遂将废笔头埋葬在一起，世人称之为“退笔冢”。经过三十多年的勤学苦练，智永的书法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真正继承了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当时求字之人络绎不绝，居然把门槛踏破。智永遂请人在门槛上包了一层铁皮，人们称为“铁门限”。此事历史上有相关记载：“（智永）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之铁门限。”（张宗祥抄本陶宗仪《说郛》卷九十二）智永的“退笔冢”和“铁门限”千百年来被人们赞颂。智永也因此成为勤学的典范。
书法史上的“初唐四家”指的是谁？
书法史上的“初唐四家”是指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他们都是唐代初期很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皆擅长楷书，为南北书风的融合和书法的继承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欧阳询，字信本，长沙人。在隋时书法就很有名，他的书体被称为“欧体”。他与唐代书家颜真卿、柳公权、元代赵孟頫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其作品有墨迹《卜商帖》、《梦奠帖》等。所书碑刻传世的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等。相传欧阳询临有《兰亭序》，流传的定武本《兰亭序》，就是根据欧临本上石刊刻的。虞世南，字伯施，余姚人。太宗曾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其书法刚柔并重，清丽刚健。碑刻有《孔子庙堂碑》等。褚遂良，祖籍河南禹州，为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精于书法，以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太宗。薛稷，山西人。他书法学虞世南和褚遂良，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唐代张怀瑾评其书：“书学褚公（遂良）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书断》下篇之《能品》）碑刻有《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信行禅师碑》、《涅槃经》等。
“颜筋柳骨”是什么意思？
“颜筋柳骨”一词相信大家不是很陌生，因为学习书法，对楷书的学习是必需的，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又是学习楷书的最佳范本。人们评颜真卿的字多“筋”，柳公权的字多“骨”，故有“颜筋柳骨”之说。那么“筋”、“骨”又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