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被比我年龄大的孩子打了，倚在树上呜呜咽咽哭个不停，别的女人骂着那孩子且来哄我，我看得出，她也是极可怜我的，很想过来哄我，好使我从心理上得到安慰。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只是对身旁的女人低声说了句什么，长吁一声，依然埋下头做她的针线活，不过手微微颤抖着，好半天穿不上线。
日子久了，我常想，她为什么总喜欢看着我，却又不像对别的孩子那般亲热呢？说来毕竟是刚上二年级的孩子，想不深，也不多想，自然探不出其中的缘故。意外的是，有一次她竟然对我亲热起来。那是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孩子去村北边的滹沱河里逮鱼。去的时候，我看到她和几个妇女坐在老槐树下乘凉。我们到了河边，玩了不长时间，就听到轰轰隆隆的雷声，接着有稀疏的雨点落下来。我心中害怕，独自跑回来了。当我跑得浑身是汗，快要进村时，看见她一个人站在树下。她脸上的神情，使我猜出她早看到我从道上跑来，有意在那里等我。我刚跑到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忽然听到她唤我的乳名。那拖长的声音是很微弱的，险些被风湮没，但我还是听出那声音里蕴涵着竭力掩饰的母爱。我走近她，她似乎担心着什么，四下里看了看，见远近没有旁人，这才弯下身，用她的衣袖给我擦去脸上的汗水；然后，她又捧住我的脸，用我所熟悉的那种慈爱的目光端详着。
许是我的眉毛上沾了腐烂的水草或别的什么脏东西，她在端详了我一会儿之后，撩起衣襟，用唾沫湿润了，在我眉毛上轻轻擦着。我分明觉出她纤弱的手指抖个不停。
“你爹亲你不？”“亲。”“你娘哩？”“也亲。”“姐姐们呢？”“都亲。”她给我擦着脸，问过这些之后，脸上如释重负般显出淡淡的笑容。看她那样子，还想问些什么，恰在这时候远处有人走来，她便急忙打开衣襟，从内衣口袋里摸出几块糖。从那糖纸上来看，我知道那是普通的水果糖，颜色说黄不黄，说黑不黑，吃起来有股白薯干的味道。
“拿着吃吧。”她微笑着把糖递给我。那糖不知道在口袋里装了多久，软软的，带着她身体的温热和汗味，揉皱了的纸上沾着层棉花毛似的东西。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还常到村口玩，她有时也像以往那样偷偷地看我，只不过目光同过去比有些异样，呆滞的，流露出内心里深深的忧伤，仿佛有一件本来属于她，为她所喜爱的东西被人拿去了，她想要又不敢要，不要心里又割舍不下，而且苦于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要。
这样大约过了一两年，又发生了两件让我忘不掉的事。
一个秋天的假期，我去村北的地里拾柴火回来遇上了她。那时候，村北口是生产队的菜园，种了大片的茄子、白菜、辣椒之类的蔬菜。大概是家里生活困难，为了多挣几个工分的缘故，她才拖着病弱的身子来这里看菜，乡下人叫瞅地，也就是负责赶一赶鸡呀、鹅呀、鸭呀，不让它们来糟蹋庄稼。
我那天见到她时，她正坐在枣树林的阴凉里纳鞋底，因为听到我吼喊着唱歌的声音才抬起头来。那一刻，我发现她的目光格外亮，像是突然间觅见她久寻不得的稀奇之物。“拾柴火去啦？”她问过之后，招呼我说，“你来我这里坐会儿吧，这凉快，落落汗。”我累了，脸上淌着汗，也该歇会儿，且看到她针线筐里盛着一些红枣，极想吃，便把柴筐放到她跟前，自己坐在上边。
“你吃枣吧，刚摘的，不蔫，挺甜的。”她把已经捧在手里的枣倒在我怀里。我一只手捧着枣儿，一只手便拣了枣在短裤上擦擦，吃着。也许是我吃枣的样子很有意思，她那和蔼的目光一刻不停地在我脸上转悠着，还伸出手来捏一捏我的胳膊，摸一摸我的脊背，好像是看我身上的肉厚不厚，使我很难为情。之后，她又问我在学校的情况。我在学校里很调皮，是短不了被老师罚站的，可我没敢说实话，怕她说我是个坏孩子。她听我说在学校里的表现不错，显出很满意的样子。突然，她的目光落在我赤裸的脚上，不禁变了脸色，也不嫌我的脚脏，一下子用双手捧起来：“这是怎么啦？”我告诉她，我的脚趾在拾柴火时被高粱茬儿扎了，化了脓，不能穿鞋。
她并不松开我的脚，从针线筐里拿出一块破布，轻轻擦着脚趾上的泥，见脚肿得很厉害，又问：“你娘不管你？”我笑着说：“管，可我不听，嫌在家里闷得慌。”
她的眼圈湿润了，眼皮连着眨巴了好几下，才没让泪水涌出来。接着，她一边嘱咐我往后做事小心点儿，别磕了鼻子跌了脸，一边从针线筐里拣出块干净的，大概是掩鞋底的白布条，把我的脚趾裹好，用线捆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她脸上出现了一种猜不透的表情，犹豫着又把布条解下来：“回去吧，让你娘给你包好，别再沾了脏东西。”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把裹好的布条又解下来，回到家里问娘。娘一听，脸色陡然间变得怕人，指着我的鼻子说：“她是疯子，以后别理她！”
那么和善的人，怎么会是个疯子呢？我大惑不解。
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记不清因为什么事惹怒了爹娘，爹打了我一顿，我便使性子不回家。天将黑的时候，爹娘喊着我的名字，从前街跑到后街，从村东绕到村西。
我听到他们喊，却躲着不露面，怕爹更生我的气，再打我。
天完全黑了，已经亮了星星。我躲在一家墙角的黑影里，四下里看，很害怕，就走到亮处来，心想万一爹或娘再找过来，就跟了他们回去，挨顿打，总比在大街上过夜好。
我刚在亮处站了一会儿，就见一个人沿着街慢慢走过来。就是在古槐树下常见的女人。只见她一边走一边四下里看，有几次还站到墙跟前的柴草垛那儿寻找着什么。等她走得离我近了，在一辆破废的大车跟前停下来时，我忽然听到她低声唤着我的名字。起初，我以为听错了，再听，果真是唤我，而且声音那般亲切，差点儿使我一下子扑进她的怀里。
她看见了我，立刻情不自禁地把我搂进她的怀里，问我为什么不回家，并说早已听到我爹娘在喊我了。我听出她说话的声音跟平时很不一样，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我还看到她脸上有亮闪闪的东西，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她催我回家。我听了她的话，沿着一条窄而长的胡同往家里走。这胡同一半被月光照着，一半沉在黑暗中，平时常有狗啊猫的突然从谁家的门洞里冷不丁蹿出来，怪叫人害怕的，所以，天一黑，孩子们大都不敢从这里走了。这天晚上，我光想着挨打的事，忘了害怕，只是匆匆忙忙往前走。当我快走出胡同口时，无意中回头一望，发现有人远远地跟着我。我走进家门，再好奇地往回看时，那个人停下来，片刻后便转身走了。我从那走路的样子，猜出是催我回家的女人。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因为没多久她就病逝了。然而，那送葬的人群里本该有我，却少了我。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总是那样关心着我的女人原来就是我的生母！我的生父与养父交情很深，养父多女无子，便把我要了过来，且郑重言明，以后再不准与骨肉之亲有任何来往，亲生父母更不许再认我，无疑是怕我知道内情之后近亲生远抚养。我不敢说这是乡间的陋俗，但它是乡间多少年沿袭的规矩，正是因为这规矩，生母对我只能悄悄地爱，战战兢兢地爱，也是压抑着将要喷涌出心田的复杂感情去爱。
这是一种奇异的母爱。
一种默默地关注，原来是一种奇异的母爱！原来爱就藏在只言片语中！大概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至亲不能相认，但不能相认并不代表不爱，相反的，那位母亲用另一种方式在诠释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无私的母爱。
我的母亲
◆文／佚名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候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糜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儿“先生”
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儿，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我在这9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儿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惟一机会。30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儿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来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9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毕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给我把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
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细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发一点儿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儿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