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1700～1773年），字延清，号尔纯，山东诸城人。其父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由知县累迁至四川按察使（负责一省司法事务的官员），是当时以清廉闻名的少数官员之一。刘统勋受其父影响，自幼刻苦读书，注重品德修养。雍正二年（1724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都在中央机构任职，曾做过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还曾任协办大学士和大学士，兼管过数部衙门，并一度受命为上书房总师傅，是清朝名相之一。
一、自奉节俭
刘统勋任官数十年，一直是自奉节俭。即使做了大学士，也依旧省吃俭用。史书上说，他“所服朝珠无值十金以上者，故绠断即弃之，不更拾取”。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刘统勋奉旨前往开封视察。按照当时的惯例，像他这样身为大学士的钦差，都是鸣锣开道，卫士护从，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每到一处，地方官员还需接风洗尘，设宴饯行，不知花费多少银两。
但是，他“所挈只二奴，用驿马不过六七匹”，还命令各级官吏不要迎送。这一举措，曾一度震惊朝野，传为佳话。大名鼎鼎的国史馆纂修官洪亮吉曾专此写道：“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马六七，又事事不过令甲，则民生吏治困坏，岂至此哉？”
为节省迎送之花费，减去百姓负担，同时又便于了解民情，掌握第一手材料，刘统勋还特别喜欢微服私访。他曾数次奉派审理官员贪黩案，经常出典各省乡试，三次督修黄河溃堤，一次主持疏浚运河，还长期署理河道总督。其间，大都装扮过往各类行人深入百姓之中，和他们同甘共苦，帮他们分忧解难。
刘统勋死于上朝的途中，据史书记载，他在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的一天黎明，“至东华门，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乾隆帝闻讯，“亲奠其宅”，发现他家“门闾湫隘”；入室一看，“见其俭素，为之恸”。这也充分说明：刘统勋的节俭，是一贯的，时时事事皆如此。
二、为政清廉
刘统勋一向为政清廉，从不收受任何人财物之类。有一次，有个用钱买官当了“资郎”的人于深夜带着厚礼登门拜访刘统勋。守门人通报之后，刘统勋拒不接见，并让门人转告来者“明日再议”。第二天一早，刘统勋当着许多人的面，传那“资郎”入见。他说：“昨夜不见，是老夫之过。然而深夜叩门，恐怕不是贤者所为吧！”那“资郎”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囫囵话。刘统勋遂又大声训斥道：“明人不做暗事。今后，有什么要说的话，就当着众人说清楚，决不许偷偷摸摸到家中搞名堂！”
刘统勋担任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期间，他的一位老友的儿子出任湖北巡抚。这位老友为利于儿子仕途亨通，让仆人给刘统勋送去了1000两白银。刘统勋十分理解老友的用意，但又不想驳老友的面子，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让人将那位来者叫到面前，正言厉色地说：“你家主人是我的至交，也是位十分重视节操的人。他让你来，一定是要你代他向我这个老朋友转达问候。你为何私自做主带这么多银子呢？何况我有那么多朝廷俸禄，用不着任何人资助。你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可将这笔钱施舍给那些贫寒的故亲旧友！”
那仆人带着礼金回去后，立即将其经过原汁原味地禀报给了主人。主人思忖片刻，突然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一时糊涂，儿子将来如何，靠的是他自己的才学和品行啊！”
三、立朝侃然
刘统勋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人。乾隆7年（1742年）初，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他就上疏说：安徽桐城张、姚二姓当官的人太多，今后3年内应停其升转，从而使其他官员得到更多的晋升机会。他所说的张姓，指的是皇上倚重的大臣张廷玉。在乾隆帝看来，张廷玉一家的势力并不像刘统勋所估计得那么大，但他敢于奏呈的精神还是值得赞许的。
至于对那些贪官污吏，刘统勋更是恨之入骨，从不宽容。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些大案、要案，如广东粮驿道明福、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江西巡抚阿思哈等人贪污、受贿案，都是他外出审查处理的。他“皆论如律”，也大都被皇帝核准。所以，好几名满洲显要死于他的手下。
乾隆二十六年，刘统勋以大学士身份视察河南河工时，发现那儿的杨桥工程久拖未完，一问，河吏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刍茭收不上来的缘故。刘统勋半信半疑，又开始了微服私访。结果，发现“大小车载刍茭凡数百辆”，只因主事者索贿未遂，“置而不收也”。刘统勋大怒，立即更衣升堂，将那主事的县丞捉拿归案，还命他戴着枷锁去各工地游街、谢罪。随之而来的是：刍茭一夜之间便收纳完毕，杨桥工程一月之内也得以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