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弢庵，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光绪元年（1875年）任翰林侍读。与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等人合称“清流四谏”。光绪六年（1880年），由于“清谏”，得到两宫皇太后赏识，任武英殿提调官。第二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编修《穆宗本纪》。光绪八年（1882年），被授予江西学政之职，重修白鹿洞书院。光绪九年（1883年），法军进犯越南，陈宝琛与张佩纶力荐唐炯、徐廷旭赴越南抗击法军。1885年2月，因唐、徐兵败受到牵连，降五级任用。此后闲居乡里二十多年。自己以“培人才，广教育”
为目标，曾经建议设立东文学堂、师范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等，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宣统元年（1909年），奉召入京，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还没有到任，改派为毓庆宫侍读。民国十年（1921年），修成《德宗本纪》，被授予“太傅”的头衔。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伪满洲国，陈宝琛专程赴长春劝阻溥仪，溥仪不听劝告。陈宝琛无功而返，后来病逝于天津。
出身世代簪缨之家
在福州南台岛，生活着一家世家大族，他们就是螺江陈氏。他们的祖上从新宁县（今长乐县）鹤上村迁来，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和不懈的努力，家族渐趋兴旺、人才辈出，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家族。到了明嘉靖十七（1538年），陈淮第一个荣登进士榜。从此，陈氏家族以科举登第之多受到当地人的瞩目。
从明嘉靖十七年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三百六十年间，陈氏家族中，中进士的共有二十一人之多。清同治、光绪年间，就有十人。陈宝琛是同治七年进士，他的弟弟陈宝瑁和陈宝璐都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他的另外三个弟弟也都是举人出身，加上陈宝琛自己，兄弟六人全都以科举成名，当时被称为“六子科甲”，家族声望显赫一时，达到鼎盛时期。
陈氏家族不仅六子同登科甲，而且还是连续三代科举出身。陈宝琛的曾祖父陈若霖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祖父陈景亮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举人，父亲陈承裘为清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世代荣耀，历久不衰。李鸿章曾在陈氏宗祠楹联上写道：“冠盖今螺渚，诗书古颖川”。
陈宝琛就出生于陈氏家族的鼎盛时期。陈宝琛是陈承裘的长子，所以，他一出生就给陈家带来莫大的喜悦。
一向不苟言笑的陈承裘此时高兴得在屋里来回走动，府里上上下下忙忙碌碌，喜气洋洋。在陈宝琛满三日的时候，家里摆宴庆贺。在酒席宴上，陈承裘说：“我的父亲科举有功名，中了举人。到了我这一代，中了进士，盼望着小儿子能够争口气，一代更比一代强啊。”他的妻子林氏兴奋地说：“放心吧，你看咱们孩子多聪明啊，长大了肯定比你强。”林氏的话虽然是笑话，后来却被他说中了，陈宝琛果然高中进士，成为一代帝师。
有人说，这几代人中陈承裘最没有名气。上比不了祖父陈若霖，下比不了儿子陈宝琛，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其实，陈承裘才是陈家最大的功臣。正是在他教育和关怀下，陈家才出现了“六子科甲”的局面。他最重视儿子的教育，不想让诗书礼仪的鼎盛之家在自己手中衰落下来，于是，他为宝琛选择当地最好的老师，从小教他读书写字。陈宝琛自幼聪明过人，在同学们中间最受欢迎，也最受老师喜欢。陈承裘虽然公务繁忙，但也经常抽出时间，过问儿子的功课。应该说他是属于严父而不属于慈父一类的，每当宝琛从私塾回家以后，他总是让旁边的侍从人员陈述祖德庭训，或者讲述道光咸丰年间所见的贤德的士大夫如何功成名就和浪荡公子如何的身败名裂的故事等等。自己则为儿子讲平时所接触到的出众人物的言论风采，以此激励陈宝琛进学修德。就这样，陈宝琛从小就熟读经史，诗赋文章无一不精，下笔千言，提笔立就。
就在陈宝琛20岁的那一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
据说，陈宝琛参加考试前，心情烦闷。父亲对他期望值很高，他担心自己一旦考不中，会让父亲多么的失望，这可是最大的不孝啊。他偶然听说福清有个石竹山，山上有个石竹寺，能托梦给人，预卜吉凶，特别灵验。于是他就约了几个好朋友，到石竹山而来。石竹山风景秀丽，石竹寺古朴清幽。当晚，陈宝琛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人，一手提着紫色长靴，一手提着夜壶。第二天醒来，他百思不得其解，就把梦中见到的情形说给几个朋友听，朋友们都猜不到梦的含义，自己又苦苦思索了一番，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心事重重的向家里走去。回到家以后，陈家有一个仆人，见主人愁眉不展，就问：“少爷为什么不高兴啊，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
陈宝琛说：“我做了一个梦，很是古怪，我怎么也猜不出其中的意思，难道你能猜出来。”仆人说：“那也未必，请少爷说说看，兴许我能猜出来呢。”陈宝琛就把昨夜的梦向仆人说了一遍。仆人一听，就连连说：“我猜出来了，这次科举保证少爷榜上有名。”“怎么回事？说说看。”陈宝琛赶忙说。仆人慢慢地解释道：“‘紫靴’方言就是‘这科’，‘夜壶’方言就是‘进了’。就是说，少爷这科一定会高中。”陈宝琛听了，非常高兴，平日的烦恼一扫而空。后来进京赶考，果然一切顺利，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殿试，被同治皇帝钦点为进士。
跻身“清流”
陈宝琛中了进士以后，以出色的表现被选为庶吉士。
在清代，庶吉士必须是进士出身，并且文笔要出众、书法要漂亮、人品要端正。被选中之后，进入翰林院的庶常馆学习，朝廷特派大臣督促他们的功课，三年后再经过御试，根据表现分配任用。
十九世纪后期，大清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太平天国运动继之又起，沙皇俄国不断犯我边境，意图瓜分边疆领土。这一系列事件冲击着日益衰败的大清王朝。鉴于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这是一场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知识的明智之举，受到了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陈宝琛在朝廷供职，深感时局艰危，救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于是向光绪皇帝上《条陈洋务六事折》，其中提出了培养洋务人才等六项具体建议，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
陈宝琛等人怀着满腔的热忱，力图拯救积弱积贫的清王朝。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联络一部分言官，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上疏言事，抨击时政，弹劾贪官污吏，使朝廷内外出现了“台谏生风、争相搏击”的局面。他和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合称“清流四谏”。与吴大澄、宝廷、邓承修等人号称“清流党”，他们设有一个“谏草堂”，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军国大事。
其实，“清流”议论时政的风气，从张之洞开始。据《清史稿》记载，以前，大臣们往往明哲保身，很少当面抨击别人，总是一副消闲无事、熙熙而乐的样子。自从张之洞喜欢上疏言事，陈宝琛等人看到，这样确实有助于政治清明，于是，他和宝廷、张佩纶等人同时崛起，好议论抨击时政，当时被人们称为“清流”。他们大多数只有声望地位而没有实权，上疏进谏的时候不避权贵，词锋犀利，毫无顾忌。对外坚持作战到底，绝对不能妥协。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督促朝廷保持了国家的尊严，对朝廷中的苟且偷安、庸庸碌碌之辈起到了鞭策、振奋的作用。
同治十年（1871年），新疆发生回民叛乱事件，中亚浩罕王阿古柏乘机侵占迪化（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一带。沙俄趁局势****，拉拢阿古柏，出兵占领伊犁九城。
谎称代替大清平定叛乱，等时局稳定以后，立刻交还。
清政府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光绪三年（1877年）平定叛乱，剿灭阿古柏。但是，沙皇俄国却不履行承诺，拒不归还伊犁。第二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交涉伊犁归还问题。
崇厚不懂外交常识，在沙俄的哄骗下，没有请示清政府，就与沙俄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要割让周围的大片领土。赔款白银二百八十万两，对沙俄开放三条商路，允许沙俄在天山南北两路免税通商。消息传到北京以后，舆论一片哗然。人们纷纷谴责清政府，谴责崇厚懦弱无能。“清流”派更是当仁不让，陈宝琛与张之洞、张佩纶三人经常聚在一起，商议对策，看如何上奏朝廷。
他们三个各有特点，张之洞构思较慢，但能深谋远虑；张佩纶提笔成章，有时还欠稳妥；陈宝琛文笔很好，但不讲策略。于是三个人商量好了配合的办法，或者张之洞口述张佩纶执笔，或者他们两个写奏折由陈宝琛上奏，或者陈宝琛不便于再次上疏，而只负责起草由他们两个上奏，或者分工合作，各上奏问题的一个侧面。一年之中，上疏几十次。其中，以张之洞的奏折最具代表性。提出改议条约的四项主张：一是立斩崇厚；二是公布不平等条约；三是暂缓收回伊犁；四是整军备战。最后总结说：
“军事装备，改议应该准备，不改议也应该准备；伊犁，改议应暂缓收回，不改议也应暂缓收回；崇厚，改议应该杀他，不改议也应该杀他。”
迫于舆论的压力，清政府拒绝批准条约，并把崇厚羁押刑部大牢，等待审讯。另派曾纪泽出使沙俄，重新议定边界条约。光绪七年（1881年），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挽回了部分权益。
陈宝琛等人上疏斩崇厚。赢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然而更令人叫绝的是上奏改判“庚辰午门案”。光绪六年（1880年）中秋节前夕，慈禧太后派太监李三顺，带着八盒月饼送给他的妹妹醇亲王福晋。到了午门以后，因为没有事先通知敬事房，护军照例要阻拦盘查。李三顺仗凭背后有慈禧太后撑腰，态度蛮横：“我这是给太后老佛爷办差，耽误了大事，你吃罪得起吗？”护军一听，不敢得罪，就低声下气地说：“我这也是按照规定办事，这是我的职责呀，望公公行个方便，去敬事房说一声，接到通知我们才敢放你们过去。”哪知道李三顺更来劲了：“你真是给脸不要脸，我不跟你啰嗦，我这就过去，看谁敢拦我！”说着话就往外闯。护军恪尽职守，坚决不让通过。双方争执不下，在推推搡搡中，把月饼盒给撞翻在地。月饼没有送成，李三顺怕太后责备他，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慈禧听后大怒：“这几个小小的护军也太大胆了，连我的差人也敢阻拦，活得不耐烦了！”于是，让总管内务大臣会同刑部，对护军严刑审讯。这事本来责任不在护军，内务府和刑部的人经过审问也觉得护军没有错误，但是他们不敢忤逆太后的意思，就准备把他们充军发配。处理结果上报到慈禧太后那儿，立刻被驳回，她明确要求必须治成死罪。审案官员觉得不妥，几经变通，不想治护军的死罪，都被慈禧驳回。后来刑部也据理力争，说宫禁门卫，责任重大，不可自乱章法。上谕才批准：“护军玉林、祥福革去护军，发往黑龙江充苦差；忠和革去护军，圈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再交刑部严加议处。”处理结果一出，众人都不服。当时张之洞、陈宝琛为翰林院的左右庶子，听说以后，愤愤不平。陈宝琛气得浑身颤抖，大声吵嚷着说：“太后差人办事，难道就不要法度了吗？按制度办事，反而要受罚，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天下哪有这样的事？”说着马上要上折子。张之洞在一旁劝道：“现在，慈禧太后正在气头上，我们措词严厉的话，只能激她的火，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我们应该就注意门禁、限制宦官骄横这两方面去说，让太后悟出其中的危害，我们才有成功的希望。”陈宝琛说：“好吧，我们就这样办。”
第二天上朝，陈宝琛压了压怒火，显得有理有节，出班上奏道：“如果太监说宫中有旨，就可以任意闯午门，那么，有护军就和没有护军一样，护军按规定办事，惩罚这么严重，以后谁还敢严格执法，处理的也有过重的嫌疑。”张之洞又乘机上奏：“宦官无法无天，害处最大，这在历朝历代都有教训，万一此后太监出入宫门，动辄就说奉旨出宫，以至于关系到政务，流弊之大，请陛下三思。”光绪皇帝说：“二位爱卿所奏有理，不过，此案事关太后的尊严，还要请太后定夺，退朝以后，朕自会把二位的奏折向太后转达。”后来，太后看了他们两个的奏折，思考再三，觉得他们两个说的有理，就改判了此案，再次下旨：“玉林杖一百，流放二千里；祥福杖一百；忠和杖一百，圈禁两年，加罚三十板；岳林免予处分。太监李三顺打三十大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俸禄六个月。”就这样，刑部都解决不了的案件，在陈宝琛、张之洞的努力下，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但是，也应该看到，“清流”的存在，固然是由于社会形势的急转直下，激励了他们的救国之心，从而产生的一部分人。另外，他们的存在也是由于慈禧的故意放纵。一是为了博得善于纳谏的美名，二是为了平衡朝中的政治力量。在中央权力机构中，恭亲王奕新是洋务派的代表，他们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掌握了许多军政大权。慈禧太后想借“清流”的力量牵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