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五日清晨，日本的鱼雷艇偷袭“定远”舰，刘步蟾随丁汝昌登上甲板观察，发炮击沉一鱼雷艇。这时，“定远”舰也中弹受伤，海水往舱里猛灌。为了防止沉没，刘步蟾当机立断，急令断锚南驶，到刘公岛东南海岸浅水处搁浅。这样，“定远”号还可以作“水炮台”使用。二月十日，定远舰的炮弹打光了，可是甲板还露在水面上。刘步蟾为了防止舰被敌人缴获，下令将250磅炸药点燃，一声巨响，“定远”舰永远地消失了。这时，在舰队巾任职的一些洋员，煽动蛊惑官兵向日军投降。丁汝昌、刘步蟾的号令没有人执行。当夜，刘步蟾看着濒于毁灭的舰队，想着不可挽回的败局，痛心疾首，最后服毒自杀，时年43岁。
邓世昌
邓世昌（1856～1894），清末海军将领。字正卿。广东番禺（今珠海）人。邓世昌历任广东、福建舰船管带及千总、守备。后来李鸿章把他调到北洋水师，任“致远”号巡洋舰管带，因有功升总兵，海军中军副将。他英勇善战，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
一、少年有志治军有方
邓世昌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十分聪明好学。他身材不高，性格沉毅，少年时就有办事的才干和心计。后移居上海。他精通英语，对于凡是长见识、增知识的事十分留意。他在上海黄浦江一带看到外国军舰任意出入中国的海港，常常叹息不已，并立志于我国的海军建设。
同治六年（1867），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在福建任船政大臣，招考广东籍而又学过英语的青年人船政学堂，培养航海技术人才。当时船政学堂招收学生十人，邓世昌就是其中之一。他学习十分认真刻苦，成绩也特别出众，受到沈葆桢的器重。同治十年（1871），邓世昌被派到建威舰实习，并巡航南洋各岛，不久，被提升为该舰管带。同治十三年（1874），因成绩卓著，邓世昌被奖励五品军功，派充“琛航”运输舰的管带。光绪元年（1875），他先后被调任“海东”、“云和”、“飞霆”等炮舰管带。针对日本窥视台湾的现状，为扼澎湖、基隆等要冲，邓世昌被清政府补干总，调任“振威”号舰长。因为还要缉捕海盗，又升为守备，加都司衔。
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兴建海军，得知邓世昌熟悉军舰管理和航海技术，便把他调到北洋水师，担任镇南炮舰管带。第二年，总教习英国人葛雷森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炮舰巡游渤海，至海洋岛，“镇南”舰触礁，由于邓世昌沉着指挥，很快使船脱离了危险。但是邓世昌还是因此被撤了职，由洋教习英国人章斯敦接任。同年十二月，邓世昌以副管带的身份，跟随提督丁汝昌到英国接带“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邓世昌认真考察西方的海军情况，详细了解了训练海战的技术。
光绪八年（1882），朝鲜政局发生****，起义者放火烧毁了汉城的日本公使馆，迫使侵略者狼狈逃往仁川。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一事件，派遣军队去朝鲜，以战争相威胁。这时，清政府也知道了此事，派邓世吕随丁汝吕率舰护送浙江提督吴长庆的陆军部队东渡，以增援朝鲜。邓世吕指挥部队快速行驶，比日本的舰队早一天到达仁川。日本人见中国军队已经增援朝鲜，没有办法，只好悻悻返回。清政府为表彰邓世昌此次护送陆军有功之举，破格提升，免补都司，迁游击，赐勇号“勃勇巴图鲁”。此时的邓世昌管带“扬威”舰，往来于天津、朝鲜。冬天寒冷，北方的海面都结了冰，邓世昌便南下巡查，担任台湾、厦门一带的海上防务。
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李鸿章在英、德两国订购的“致远”、“靖远”、“来远”、“经远”四艘巡洋舰已将交货，就派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出洋接带。邓世昌以营务处副将衔参将兼“致远”号舰长。
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十五日，邓世昌率“致远”等四舰安全抵达天津大沽港。清政府任命他仍为“致远”号管带。同年五月，李鸿章到威海检阅北洋舰队，因为邓世昌训练得力，奏准赏换“噶尔萨巴图鲁”勇号。同年九月，北洋舰队成军，授邓世昌中军中营副将，仍管带“致远”舰。
邓世昌治军严整，办事认真，并刻苦钻研海军业务，为当时北洋水师中的优秀将领。他平时精于训练，办事特别谨慎，精通各种战术。
二、勇敢果决跳海自沉
光绪二十年（1894）夏，日军侵袭朝鲜，封锁住海上通道。七月二十五日晨，日舰不宣而战，突然向开往牙山的我“济远”和“广乙”号军舰开炮。“广乙”舰船身小，战斗力弱，受到重创。日舰又炮击“济远”号。“高升”号和“操江”号两船失去保护，“操江”号被日舰俘去，“高升”号被击沉。
“高升”号被击沉后，清政府又幻想英国出来干涉，不愿应战。直到这一希望完全落空之后，才于八月一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又在黄海突然遭到日本船队的袭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海战。
在这次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勇猛冲锋，开放舰首尾12时的大炮，并施放机器格林炮，先后百余发炮弹打出，击中了很多日本军舰。此时，日本的“吉野”、“浪速”等四艘军舰驶至中国旗舰“定远”号前方，并向“定远”号进逼。为保护“定远”号，邓世昌将“致远”开足马力，驶向“定远”号之前迎战日舰，这样，“致远”号即陷入了四艘日舰的包围之中。邓世昌镇静自若，沉着指挥，极大地鼓舞了全舰将士的斗志。此次海战，日本旗舰“松岛”等三艘敌舰受到重创。在这次海战中，邓世昌驾驶的“致远”号最为勇猛。它和日方主力舰“吉野”号在海洋中的速度相当。“致远”号被日舰包围后，历经数小时的浴血苦战，中弹甚多，水线下受伤，船身倾斜，势将沉没。这时，弹药也快要用完了。在这危急关头，邓世昌视死如归，下令“致远”号开足马力，冲入敌阵。
此时，“致远”号恰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即准备与它同归于尽，以保证海战胜利。邓世昌对大副陈金揆说：“日倭的军舰中吉野，是主力，如果我们撞沉它，我军就可以胜利！”于是，他下令开足马力，在枪林弹雨中向日舰驶去。不幸被敌人的鱼雷击中，锅炉炸裂，“致远”航倾斜沉没。邓世昌和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人同时落水。“致远”全舰250人，除27人遇救获生外，其余的全部壮烈牺牲。
军舰沉坠后，邓世昌因身上有救生圈而没有沉下去。丁汝昌和其他将士看见了，急命舰船开过去救援，其随从刘相忠跃入海中救他，可他说：“全船的将士都沉没了，我没有权力自己偷生。”说完双臂蜷缩让救生圈脱了出去，不肯上船，同时高呼：“为杀敌而死，不要偷生，不做俘虏！”此时，他平时所养的爱犬“太阳犬”也凫到他身边，衔住他手臂不放，被他推开，此犬又衔住他发辫，使他不至于沉下去。邓世昌毅然伸出手，掀开他的爱犬，沉入海底。时年仅39岁。
徐骧
徐骧（1858～1895），清末台湾民军领袖。台湾省苗栗县人，祖籍广东。为了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徐骧领导台湾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徐骧出生在世代耕织的农家。他自幼参加农业劳动，曾考中秀才。他身材魁梧，膂力过人，平时喜欢练习棍棒拳术，练就一身好武艺。他为人勤俭，好济人危，常常把多余之物分给乡村中的贫苦之家，并喜欢为人打抱不平，所以在乡里很有威信。他非常爱读文史及兵书，深为许多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事迹所感动，决心以他们为榜样。
甲午战争清军失败后，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将宝岛台湾割让与日本。在台北失陷后，徐骧举起义旗，成立义民团抗日，被群众推选为团长，后为民军司令。徐骧的民军和新竹人姜绍祖、苗栗人吴汤兴等领导的义军，以及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是台湾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中旬，日船多艘进攻台南安平口，企图采用水陆两路、南北夹击的战术，一举歼灭台南军民的抗日武装。刘永福指挥黑旗军英勇作战，徐骧及时率领自己的义民团赶来助战，敌人多次强行登陆，皆被击退。安平口一仗，就使日本侵略者尝到了台湾人民正义“铁拳”的厉害。
日本近卫师团进攻台南安平口失败后，即改变了进攻的地点，又兵分两路进犯通往台中的门户新竹。徐骧等率民军数千人赶往新竹，协助守将杨紫云据险阻击，迎战日军。
日军增援部队不谙当地地形，只得用重金收买汉奸带路，抄小道从侧翼夹击义军。日军突围后，形势出现逆转，徐骧便率军且战且退，而日军则尾追不舍。徐骧命令小部队在岐路上往返迂回，迷惑箝制敌人，自己率大部队抄小路绕到敌背，对敌人实施腹背夹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大败而逃。后来，由于民军饷械不继，只好主动撤离，日军这才占领了新竹。此后，徐骧继续运用游击战术，指挥民军不断袭扰新竹之敌。在新竹，徐骧牵制日军达两个月之久，打乱了敌人南侵的如意算盘。
后来，徐骧率民军退守大甲溪、台中一线。日军要占领台中，必先攻占大甲溪。徐骧在大甲溪一带与敌相持一个月之久。日军不得不故伎重演，又用重金收买奸细带路抄袭，攻下大甲溪。
大甲溪失陷后，刘永福命令各军严守彰化。彰化是台湾中部的主要城市，它的得失对台湾抗日斗争的影响极大。
不久，日军来犯。徐骧乘敌结筏渡河之机，在夜间发起攻击，将其截成数段，杀伤大量敌人，并击退数倍于己的日军。次日，徐骧又率兵追击，大败日军于李厝庄。正当他准备一举夺回大甲溪时，另一路日军已攻占台中府城，两路日军会师合击彰化，徐骧退至八卦山与刘永福部将吴彭年共同御敌。一连几天，两军对峙，不分高下。日军又以重金收买奸细作向导，趁夜间由小路登山袭击吴彭年的阵地。在这次血战中，徐骧率领的民军和黑旗军也伤亡很大，吴彭年与三百多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徐骧为了保存实力，率少数民军杀出重围，退往台南，彰化失守。
徐骧在彰化率部分民军突出重围后，即在高山族同胞聚居的阿里山区进行休整，进一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决心与日军抗战到底。徐骧指挥民军在北斗镇、刺桐庄、云林等地阻击敌人，力挫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十月中旬，日军集中兵力进逼嘉义。王德标和徐骧率军与日寇巷战，重挫敌人后，引军退往曾文溪。
曾文溪距台南府城仅20公里，是防御台南的最后一道防线。侵台日军集中了全部兵力包围扼守曾文溪的黑旗军与民军。王德标、徐骧率军与日寇展开最后决战。徐骧手持大刀，带头冲入敌阵，不幸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