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从表现手法上来看，一些篇章具有汉代辞赋的特色。从汉初开始，辞赋的创作便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司马迁就长于写赋。所以《史记·目者列传》从形式到语言，明显带有赋的色彩。西汉初期的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史记》这部举世闻名的文化巨著的问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三、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繁荣，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是农民经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以后重新走上流亡道路。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有识之士贾谊为此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所说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武帝时期虽称盛世，豪党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于乡曲”的现象，却比以前更为严重。官僚地主无不“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余财，出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局面。贫困破产的农民卖委鬻子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铤而走险，举行起义，“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当时的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
随着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势力的急剧加强，汉初的黄、老“无为”思想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汉武帝，寻找新的思想以取而代之“温情脉脉”
的黄老之学。于是一种为维护统治者****独裁，为禁锢人民思想的严厉措施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汉武帝大力推行的由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对策是针对汉初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的局面而采取的。董仲舒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
以董仲舒为代表汉代儒家，他们虽打着孔子儒家的招牌，却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阴阳家神化封建君权的学说，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力图用刑法来加强****统治。汉武帝“外施仁义”，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汉宣帝更宣称汉家制度是“霸王道杂之”，并且“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史记·元帝纪》）。可见汉代儒术实质上就是熔铸先秦各家统治术于一炉的专门为汉代统治者加强思想****的统治术，儒家的思想禁锢是其表，法家严刑酷法是其里，外儒内法，或者叫儒学加酷吏，是汉武帝，尤其是汉武帝后期政治的最本质特征。这种政治与汉武帝的对外发动战争，对内残酷掠夺相辅相成，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直到民生凋敝，危机四伏，把整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关于这一点，汉武帝是供认不讳的，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他采取了补救措施，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并下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夏令（养马者得免摇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由此可见，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社会矛盾的时代，是西汉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时代。在学术上，是处在一个宽松到严厉，由自由开放到封闭禁锢的时期。司马迁个人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自然发生了许多矛盾，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司马氏祖先源远流长，简括地说，有着两大光荣的祖德传统。司马迁把传说中的颛顼时代掌管天地的重、黎氏引为自己的祖先，并以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世代史官家庭中而自豪。关于重和黎的传说，史料不多，他们都是著名的神巫，掌管天文、祭祀等事。
从唐虞到****，重、黎的后代便世世代代承袭这一职守。
本来在上古时代，巫史由一人兼任，代表天神讲话，指导国家的政治、文化事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巫与史才分离，各有职掌。降自周代，普遍建置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周宣王时，重、黎的后人程伯休甫失掉了世代相传的职位，而做了“司马”的官，从此就称司马氏。司马迁认为他的始祖就是重和黎，中经唐虞****，迄至周朝，世世为史官。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都非常乐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担任史官这一职务，生怕这一传统在他们手里中断。这种世代为史官的家世，对司马迁的影响是颇为巨大的。武将家世周宣王时的程伯休甫是一位著名的将军，《诗经·大雅·常武》称颂他：“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甫。左右阵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国语·楚语下》也记载了他的事迹。程伯休甫的后裔改称了司马氏。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代****，司马氏史职中绝，一族人分散到了各诸侯国，历任各种官职。司马迁出身的这一支，由周去晋，又迁到少梁，汉代也称夏阳（今陕西韩城县），秦惠王时出了个司马错，他是司马迁的有系谱可稽的八世祖。
秦国著名的将领司马错，历事秦惠王、武王、昭王三朝，前后36年。司马错曾经和纵横家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辩论过伐蜀与伐韩的利害。张仪从政治考虑，主张伐韩，理由是伐韩的实质是威胁作为天下共主的周，而周又弱小，“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对伐蜀不感兴趣，理由是蜀为“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司马错则与张仪相反，认为伐韩“未必有利”，而又有“不义之名”，容易引起其他大国的警惕。他从经济上考虑，认为要振国威，必先要有物质基础，他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疆兵者，务富其民。”伐蜀比伐韩的利大，“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兴民缮兵”，而且又有禁暴止乱之名，“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
（《史记·张仪列传》）。司马错的确看得比张仪远，其谋划也颇为精到，因而秦惠王便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命司马错率兵伐蜀。司马错因伐蜀有功便做了蜀郡守。秦昭王十八年（公元前289年），司马错还与秦国另一位名将白起共同攻打魏国，取垣、轵等大小61城。据《秦本纪》、《六国年表》等篇记载，司马错7次出征，除为秦西取巴蜀外，还南夺楚黔中地，东伐魏，拓境过安邑，使秦国土地扩大了两倍。
司马迁的六世祖司马错孙名司马靳，司马靳曾经是白起的部下，在长平之战中为秦军副将。秦、赵长平之战是战国后期的一次大战，赵国被杀的士卒有45万之多，赵国从此一蹶不振。长平战后，秦军分三路攻赵。
白起自率一军定上党，王乞率一军取赵皮牢。司马靳率一军北定太原。公元前257年，白起因为与范雎有矛盾，很不满意，不肯为将攻邯郸，被秦昭王赐死，司马斯也因连坐而死。
司马迁的祖司马昌和三世祖司马无泽。司马昌曾经在秦始皇时代当过主铁官，这是治粟内史以下的管矿的官司马迁的四世祖。在汉代做过管理长安集市的市长（汉初长安有九市，汉市是其一）。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曾得“五大夫”（二十级军功爵中的第九级）的爵位，意义是“大夫之尊”。
父亲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大致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因此他所承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黄老思想。司马谈于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年～前135年）为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善于学习并且学问非常渊博的人。
司马谈不仅对先秦诸子素有研究，有他自己明确的政治见解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他写过一篇不朽的论文——《论六家要旨》。在这篇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论文中，他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以概括手法和简略的文字，入木三分地分析了六家的优劣长短，充分显示出他那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和文采横溢的才华。
司马迁《自序》说：“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间。”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元封末年（公元前105年）共35年，司马谈大约做了30年左右的太史令。司马迁撰写《史记》，包容百科知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得益于司马谈治学兼容并包的方略是不言而喻的。更为明显的是，《史记》中的许多评论常常流露出对黄老思想的推崇，就是受了司马谈影响的结果。为了继《春秋》以后编纂一部新的历史，司马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搜集材料，拟定体例，还草成了一些篇章。司马迁在对上大夫壶遂的一次谈话中，就明确表示过，他的事业应该有大部分归功于他的父亲。家学与父教，成了司马迁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使他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何年。主要是两种意见分歧，一种认为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另一种则认为他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两种意见产生于司马贞和张守节对《自序》一段话的不同注释。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司马贞《索隐》于“迁为太史令”下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据司马贞的意见，司马谈死3年，司马迁28岁。那么司马谈死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卒三岁”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上推28年，司马迁当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张守节《正义》于“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说：“案：迁年四十二岁。”据张守节的意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那么从此上推42年，司马迁当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两种意见相差10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和《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都主中元五年说。王国维认为《索隐》之“年二十八”的“二”
当是“三”之讹。此后人们都沿袭他的这个说法。李长之先生提出异议，认为司马迁应当生于建元六年（见《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实际上，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早在1928年就提出了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由此可见，“建元六年”说法可以为证。
司马迁的生地龙门，汉时属夏阳县。据《尚书·禹贡》载：“异河积石，至于龙门。”《孔传》：“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即今山西河津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跨黄河两岸。《金履祥尚书注》：“河南至河中府龙门县之西，山开岸阔，自高而下，奔放倾泻，声如万雷，是为龙门。”
传说大禹治水，开凿此山以疏导黄河。山上有“相工坪”，是禹监工的地方。司马迁就出生在龙门山南70里韩城县芝川镇。他的六世祖司马靳所葬之华池，四世祖司马昌、曾祖司马无泽、祖父司马喜所葬之高门，都在芝川镇。
他自己的墓和祠也在这里。是司马迁六世祖以来，世世代代生长、居住的地方。
司马迁少年时代，主要从事耕牧与学习两项活动。
通过耕作和放牧的劳动锻炼，据司马迁自己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10岁时所“诵古文”，除了跟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以外，同时也跟人学过《左传》、《国语》、《系本》等书。
司马迁少年时代所打下的深厚的古文基础，对后来写《史记》的影响很大。这不仅见于《汉书·儒林传》中所说：“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史记》其他篇章也保存有古文影响的痕迹：司马迁跟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还从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过《公羊春秋》，即今文《春秋》学说。
在司马迁10岁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其家庭迁到了茂陵显武里。茂陵是汉武帝为自己所修的陵园，地处武帝之母的原籍槐里县茂乡。所以这里又成了司马迁的又一籍贯。据《汉书·董仲舒传》说，董仲舒晚年也移家茂陵，正好与司马谈的家庭同居一地。这时的司马迁大约十六七岁，正是受学的理想年龄。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对司马迁的影响更深，以至于成为他写作《史记》的思想动力。他在《自序》中说：
司马迁在20岁时，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更好地熟悉历史和研究历史，在父亲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壮游。从京师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县），过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辗转到汨罗江畔，凭吊屈原，“想见其为人”，不禁为之凄然泪下，对屈原的不幸，予以深切的同情。他从内心悼念这位志洁行廉、刚正不阿的伟大诗人。
司马迁然后逆湘江而上，到达零陵郡营道县（今湖南宁远县）。九嶷山就在这里，传颂南巡时死于此地，他考察了舜的葬地和事迹。又从湘南去湘西，循沉江而下，这就是所谓的“门规九嶷，浮于沅、湘”。然后，他又东浮大江，登上江西的庐山，了解大禹疏导九江的传说。他顺江而东，登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南）。
传说大禹曾在此大会诸侯计功，故名会稽。山上有“禹穴”，据说大禹曾进去过，因而得名。司马迁对“禹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