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圣人传(中国古代名人传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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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司马迁(5)

司马迁受腐刑,是奇耻大辱。沉痛地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又说:“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官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复说:“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司马迁在极度痛苦中,曾想到“引决自裁”,一死了事。但如果那样做,就“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经过生与死的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悟出了一个做人的深刻道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安书》)想到那些成就大事业者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他深受鼓舞地说: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椒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氏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司马迁传》)

那些身处逆境而又有所作为的先贤们的事迹,启发了司马迁,使他鼓足了活下去的勇气。特别是当他想到了父亲的遗愿还在“草创未就”的时候,更加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为了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史记》,他甚至“就极刑而无愠色”!

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亲自体验了世态之炎凉,目睹了社会之黑暗,这无疑会使他对人生,对社会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这段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打碎他青年时代的种种美好的幻想,使他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成熟。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六月逢大赦,司马迁在狱中度过了4个年头。他因此出狱,已40岁司马迁。

出狱之后,便做了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重要官员,其职务是将皇帝的诏令下达至尚书,并将尚书的奏疏呈给皇帝,一切诏奏机密都要经过他的手,被一些人视为“尊宠任职”,比太史令要显赫得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向朋友诉说了自己的难言之苦并写道: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残酷的刑法酿成了司马迁的悲剧,他的痛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心灵上的创伤总是影响着他的情绪,他常空虚恍惚,坐卧不安,一想到腐刑的耻辱,浑身出冷汗,浸湿衣服。司马迁的悲愤之情,跃然纸上。然而,个人的悲剧并未把他压倒;相反,为了父子两辈人的事业,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脑后,把悲痛发为文思,融入笔墨,以自己的血和泪继续撰写《史记》。

司马迁从太始二年到太始四年,以中书令的身份又侍从武帝巡幸各地。二年,到回中,三年,幸东海,登之罘(今山东烟台市),浮大海而还;四年,春天三月到泰山,十二月到雍,又到了西边的安定(今甘肃固原)、北地(今甘肃环县)。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43岁司马迁。他的朋友任安给他写信,要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旧话重提,引起司马迁思绪万千。他何尝不想推贤,以竭尽全力报效国家?又何尝不欲进土,以增朝廷仗义执言之人,以退“全躯保妻子之臣”?司马迁按捺不住愤懑与激动,将自己所受的耻辱、艰难的处境、悲凉的心境、完成《史记》的决心,一一向任安托出,写了《报任安书》。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运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可见他(38岁)之前就极刑,130篇的《史记》已粗具规模,43岁时到了《报任安书》,还没有完成。

司马迁把征和三年(公元前见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7万,出五原,击匈奴,兵败而降。这次战役写在《匈奴列传》中,王国维认为这是《史记》中最晚出自于司马迁手笔的部分,(《太史公行年考》)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史记》基本完成在征和三年。《史记·自序》说: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史记》的篇幅、字数、书名都讲得很具体,并表明意图在“藏之名山”,以防失落,“副在京师”,希望得到传人。最后结以“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

把所记述的史实起讫年代讲得很清楚,说明一部著作完成了,搁笔而踌躇满志的愉快心情溢于言表。

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卷一中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间作了具体的考述,说:

“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紬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五百年之期,于是论决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

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

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子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迂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由此可见,《史记》是司马迁毕生心血的结晶。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囊括中外,贯通古今,记录了上下近3000年的历史。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大初年间,尤详于战国、秦、汉。

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万字。这五种不同的体例互相配合,广阔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面貌。

《史记》体大思精,是一部凝聚着司马迁父子两代人心血的不朽之作。千百年来,《史记》的内容和形式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史学和文学,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为历代人民所尊敬和爱戴。

司马迁46岁完成了《史记》的写作。司马迁的著述,除了《史记》、《报任安书》、《与挚崚书》外,相传还有《万岁历》一卷(一说此书系司马谈所著)、《素王妙论》一卷、《文集》二卷和《辞赋》八卷,今大都已经散轶。惟《艺文类聚》还搜集了他的一篇《悲士不遇赋》,兹录全文: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

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

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

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道顺还周,乍没乍起。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类。(《艺文类聚》卷三十)至于司马迁死于何年,如何死的,因史无明载,不能确知。历代学者的考证,多是推测之辞。学者大都认为司马迁死于武帝末年。

司马迁的后代,也如他的卒年一样模糊。他儿子的名字没有留传下来,据说是因为司马迁受了腐刑,发了怨言,统治者不再任用他的子孙做史官。也有人说他有两个儿子,因无也无记载根据。

惟一可信的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杨敞。杨敞后来做到了大司农。当霍光和张安世等人决定废去皇帝,重新扶立一个新皇帝时,派人征求杨敞的意见,杨敞吓得汗流浃背,不敢答应,他的夫人急忙出来,督促丈夫立刻同意这件关系他们一家生命的计划,可见她是个有决断的女子。她生了两个儿子,即忠与恽。杨恽是一个才气横溢的文学家,颇有外祖之风。他的《报孙会宗书》简直可以说是《报任安书》的姊妹篇。他很爱读外祖的《史记》,“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成为传播《史记》的第一人。他不幸的是因口祸被腰斩。

综观司马迁的一生,他是一个幸运儿,因为他生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又是一个不幸者,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的时代。他的一生,是备尝艰辛,忍辱负重的一生;又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使自己生命大放光华的一生。

司马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继承前人著述体例的基础上,“勒成一书,分为五体”的。

创造性地发明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编纂方法,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史记》所采用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把五种体例有机地组合在一部书里,使它们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这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五体结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本纪是全书的提纲,它以王朝的更替为体系,用编年的形式,提纲挈领地记载各个时期的国家大事。由于《史记》记述的是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主宰者,所以司马迁不能完全摆脱“以天子为本纪”的思维模式。可贵的是,司马迁不拘泥形式,从实际出发。他没有仅仅着眼于帝王,而为不是皇帝的项羽和吕后作了本纪。司马迁认为项羽和吕后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帝王,却是一个历史时期中的实际主宰者。项羽率领起义军推翻秦的统治,号令诸侯,也是掌握一代政权的统治者,因而为他立了本纪。至于为吕后立本纪,也是因为吕后临朝称制,掌握着实权。可见司马迁是尊重历史事实。《史记》中的12本纪,根据时间顺序和义例,可分为主要阐明德治思想的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

主要揭示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在二个本纪中,司马迁对“以力”得天下者,做出“得之难”“失之易”的结论。

主要强调德治《高景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在五个本纪中,司马迁从刘邦以德得天下,讲到吕后、文、景之德政,充分肯定了汉的德治。

《史记》中的表,表即表格。是用谱牒的形式记载史事,它既可概括错综复杂的史事,又表现出历史的线索,因而能对纪、传载述的史事起到纵经横纬的联结作用。历代学者评价颇高。宋代学者吕祖谦说:“《史记》十表,意义宏深,始学者多不能达。《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以观百世之木支也。《十二诸侯年表》以下以地为主,故年经而国纬,所以观天下之大势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所以观一时之得失也。《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所以观君臣之职分也。”(《大事记解题》卷一)清代学者吴见思说:“诸表画而不图,纵横明晰,于列国楚汉时事,纷然之际,开卷无不了然。此法创自史公是千古绝奇文字。”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和分析,《史记》表的意义与作用,主要突出在:

一是,简要明晰地揭示天下大势。《史记》的本纪、世家对某国某一时代已做详述,自成体系,线索也都十分清楚。把本纪、世家记载的内容综合在一起,以简明的形式表现一个时代的总貌和天下大势,这是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史记》的表正好起到了简要明晰揭示天下大势的作用,清代学者牛运震说:“表以著年,以事附之,自宜摘其会盟征伐兴衰成败大事列于篇,要以简要明晰为贵,一切闲文细事,均宜从略。”

二是,提纲挈领地表现四体的内容。表把《史记》其他四种体裁的内容提纲挈领地表现出来,对其他四种体裁所记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分别把100多人和72国受封者的功绩、履历、官爵、封邑、传国、失候等内容,简明地展现出来,既省笔墨,又补四体之不足。这正如牛运震所说:“年表者,所以较年月于列眉,画事迹于指掌,而补纪、传书、志之所不及也。”(《史记评注》卷三)三是,建立了我国古代的年代学理论。《史记》十表明确地把历史分为古代、近代、今世三个段落,五个时期。司马迁通过创立十表,对历史作分期断限的研究,从而找出历史的大事变,如西周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旁等作为历史断限的界标,这种分期标准在今天看来虽然不够科学,但是在当时却是十分难得的。十表的创立,为建立我国古代年代学理论打下了基础。所以宋代学者郑樵(《通志·总序》)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

《史记》于表之后,立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司马迁在《自序》中有说明:“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