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百国春秋”，即各诸侯国的“史记”，内容无非是国家政绩、兴废的记载。由于“百国春秋”卷帙浩繁，材料繁杂，孔子便以鲁国的“史记”——《鲁春秋》为蓝本，将各国“史记”中的主要大事统于一体，先作为教材用，后来才整理成传本。《春秋》中包含了孔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定名分，寓褒贬，微言大义，是孔子对弟子们进行历史和政治教育的自编教材。
春秋时期“射”和“御”这两项活动却始终贯穿于孔子的教学体育锻炼活动中。孔子对射箭和驾驭马车是非常内行的，弟子们大都继承了他善射的传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司马迁曾亲临考察，观孔子乡射之风。清代学者颜元对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曾作出过客观的评价，说：“孔门司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孔子还经常带领弟子们进行爬山、郊游、游泳等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性情。孔子喜欢爬山，“登泰山而小天下”，至今泰山顶上还留有孔子登临处的遗迹。曲阜城南垣东门外三里处有一座舞雩台，濒临沂水，是孔子及其弟子常去郊游的地方。此处本为鲁国祭天祈雨的祭坛。雩，是祈雨的祭名。祈雨时，命女巫舞蹈，故名舞雩，其遗址至今尚存。《论语·颜渊》记载樊迟曾从孔子“游于舞雩之下”。《论语·先进》记载孔子的另一位弟子曾皙说：“春末时节，身穿春服。我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和六七个十几岁的孩子，到沂水里洗澡，登上舞雩台吹风，然后大家一路唱歌，一路回家。”
孔子听后，十分赞赏曾皙的做法。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身高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吕氏春秋·慎大》说：“孔子之劲，举国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春秋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比现在短，孔子活到73岁，算是高寿了。这与他注意身体的锻炼有关。
美育陶冶
孔子重视美育教育陶冶，表现在他要求弟子们向往、追求美好的事物，如说君子要“成人之美”（《颜渊》），要“尊五美”（《尧曰》）。“五美”指“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以“五美”
之一的“威而不猛”为例，孔子的解释是：“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就是说，衣冠整洁，举止庄重，使人产生敬重之心而又不以势压人。孔子所注重的美育，包括“文”与“质”
两个方面，就是他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这是因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卫国大夫棘成子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问道：“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便够了，要那些文采（指仪节、形式）干什么？”子贡回答他说：
“本质和文采是同等重要的。假若把虎豹和犬羊两类兽皮拔去有文采的毛，那这两类皮革就很少区别了。”（《颜渊》）可见，所谓的“文”与“质”，具体指的是礼乐修养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孔子关于美的标准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他称赞《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
（《八佾》），是因为这种音乐表现了虞舜谦让平和的美德，可以熏陶人的性情。例如他的诗教是结合语言美的，他倡导的“尊五美”是指行为美的，他提出的“智、仁、勇”
是结合心灵美的，他主张的“席不正不坐”是结合环境美的。孔子把美育教育贯穿于全部的教学过程之中，使他的教学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培养出有道德、有文化、体格健壮全面发展的人才。
孔子根据“‘有教无类”办学方针招收学生，是出身各异、年龄不等、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求学目的也不尽相同。孔子的培养目标即通过加强道德修养，丰富文化知识，注重体育锻炼，陶冶美好情操等全面发展的教学内容，把弟子们个个都培养成为治世的能人——君子。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除少数地方外，多指居家处国和社会交往中表现出高尚德行的人。《论语》一书言及“君子”
者多达107次可见孔子对君子人格的重视。孔子认为具备以下道德品质的人才能成为君子：
一，修己以安百姓。有一次子路问老师怎样才算得上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使自己对待工作严肃认真。”
子路道：“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一些人生活安乐。”子路道：“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所有的老百姓都安乐。修养自己来使所有的老百姓都安乐，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见《论语·宪问》）孔子所说的君子，要具备内外两方面的因素。
对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对外，要为百姓做贡献、谋利益。为了突出君子这一高尚品格，孔子在谈话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相比，借以说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君子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小人则是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如说：“君子怀念道德，小人怀念田土；君子关心法度，小人关心恩惠。”（《里仁》）“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同上）“君子通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利。”
（《宪问》）“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卫灵公》）君子关心的是道德、法度，小人关心的是田土、物质利益。君子懂得道义，小人只懂利害。君子向上通往仁义，小人向下通往财利。君子严格要求自己，小人苛刻要求别人。除此以外，君子小人还有一系列差别，如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两》）就是说，君子无忧无惧，胸怀开朗，充满必胜的信心和勇气，而小人则经常局促忧愁，萎靡不振。说明君子与小人在道德上截然不同。孔子谆谆告诫弟子：“女（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雍也》）本来，君子指统治者，小人指被统治者。孔子把这两个概念加以改造，以君子代表有道德修养的人，以小人代表没有道德修养的人。
孔子把“修己以安百姓”这种加强主观修养和实现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的做法比作射箭，说：“射有似君子，失清正鹄（靶心），反求诸其身。”（《学而》）射箭没有射中目标，应该回头检查主观方面的原因。言外之意是，找出主观原因后，便要纠正失误，为的是射中目标。孔子对内的道德修养的目的就完全体现为对外的经世致用、治国安民了。他赋予君子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行，说：“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以爱人为怀的君子，就是要学习正道，以天下为己任，匡世救民。
二，慎言敏行。孔子认为君子要说到做到，言行统一。他说：
君子言语要谨慎迟钝，工作要勤劳敏捷。（《里仁》）（君子）对工作要勤劳敏捷，说话却要谨慎。（《学而》）（君子）说的话，一定要行得通。（《子路》）（君子）对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为政》）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宪问》）都表现了孔子要求君子要具有重行、务实、谦谨的作风。
三，通权达变。孔子认为君子在道德上既应具有原则性，又应具有灵活性，这是君子与一般人的重要区别。
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学、适道、立、权代表道德修养的四种不同境界。其他人因为缺乏仁的观念，只能属于有所立但不能权的境界，而君子具备智仁勇三达德，便属于既有所立且能权的境界。“权”指的是灵活性。权的本义是秤锤。秤锤必须随时移动，然后才能与所称量的物品重量相平衡。光懂得原则性，不懂得灵活性，是处理不好事情的。实际上，懂得权就是懂得辩证法，不僵死硬化。孔子所赞扬的卫国大夫蘧伯玉就是一个懂得权的君子。在孔子看来，“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就是说，为了行义，君子本应出来做官。但究竟是否出来做官，要依据政治形势，灵活掌握。
《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好一个刚直不屈的史鱼！政治清明像箭一样直，政治黑暗也像箭一样直。好一个君子遽伯王！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可以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史鱼，是卫国的大夫，他为人耿直，曾多次劝告卫灵公进用蘧伯玉，斥退佞臣弥子暇。
卫灵公却置若罔闻。史鱼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不要“治丧正室”，以此劝告卫灵公应举贤任能而贬退不肖之徒，古人称这种做法为“尸谏”（见《韩诗外传》卷七）。尽管如此，但在孔子看来，史鱼只能算是一个“刚直”的人，而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君子，因为他不懂得通权达变，而只有像遽伯王那样，“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才称得上是君子。
孔子主张事君交友讲究忠信，这是原则，但是具体做起来，要视情况而定。孔子说对朋友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这都是说，规劝君主或朋友要适可而止，不可过繁，不然就要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总之，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通权达变，使道德行义恰到好处，方为君子。
四，德行全面。有一次弟子子张问道：“楚国的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的官，不露喜色；三次被罢官，不露怨色。每次都把自己的政令告诉新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道：“可算尽忠国家了。”子张问道：“算不算仁呢？”孔子说：“不晓得；这怎么能算仁呢？”
子张又问：“崔杼无理地杀掉齐庄公，陈文子有40匹马，舍弃不要，离开齐国。到了另一个国家，说道：‘这里的执政者与我们齐国的大夫崔子差不多。’于是又离开。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道：“清白得很。”子张问道：
“算不算仁呢？”孔子道：“不晓得；这怎么能算仁呢？”
（《公冶长》）在这里，孔子只是称赞了楚令尹子文的“忠”
和陈文子的“清”的德行，没有许他们以君子的称号，原因是他们的德行还不够全面，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有一种人具有较高的德行，孔子只称他们为“成人”，不许之以君子的称号。有一次，子路问怎样才算得上成人。
孔子回答说：“智慧像臧武仲，清心寡欲像孟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像冉求，再用礼乐来熏陶他们，可以说是成人了。’“现在的成人哪里一定要这样？看见利益便能想起该得不该得，遇到危险便肯付出生命，经过长久的穷困日子都不忘平日的诺言，也可以说是成人了，”（《宪问》）可见，即使是具备智慧、寡欲、勇敢、多才多艺综合在一起的美德，也还不能算是一个君子，只能称为成人，因为他缺少仁这种最重要的德行，成人的品质仍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君子与上述各种人不同之处的关键在于他具有仁的观念，始终不渝地坚持仁道。
孔子说：“君子没有吃完一餐饭的时间离开仁德，就是在仓促匆忙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里仁》）对于他人，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对于自己，愿意为仁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正因为君子有仁德作为思想基础，所以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恪守道德规范，比成人更为尽善尽美。
孔子把“文质彬彬”的君子当作培养学生道德修养的目标，引导弟子们在道德上以仁为核心实行全面发展，成为道德完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君子这一称号，也确实吸引了历代无数的志士仁人为达到它而砥砺一生。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正派的政治家、学问家、思想家都受了孔子这一学说的鼓舞，胸怀成仁之志，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孔子所树立的君子的形象，作为有理想、有道德、有学问、有才能，同时对百姓有高度同情心的时代先行者，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认真学习，认为要学习一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只有经过反复的练习和复习，才能使自己学到的东西得以巩固。同样的道理，教师教起学生来，也不能一遍成功，而是要耐心、细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好和学好的目的。他谦虚地说：“讲到圣和仁，我怎么敢当？不过是学习和工作总不厌倦，教诲弟子总不疲倦，就是如此罢了。”弟子公西华听后说：
“这正是我们学不到的。”（《述而》）这是对老师孔子“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高度赞扬。
孔子那时还不是班级授课制，教师不是向大量学生一起讲授，而是一个个地耳提面命，个别教育。因为每个学生的出身、经历、年龄、水平、特点等各不相同。
但当学生向他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时，孔子从来也没表示过厌烦，总是耐心地予以回答。这样一来，工作量自然加大了，孔子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学生们照样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丰富的知识。孔子曾向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