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处时代从周代社会谈起。西周王朝建立后，使原来以华夏地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使社会出现了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
在西周时期，农业是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土地制度是以井田制为主的奴隶主贵族国家所有制。井田制在西周以前就已产生，到了西周有了较大发展。随着青铜工具逐步取代木、石、骨、蚌器等工具，原来奴隶主阶级压迫、剥削奴隶阶级的生产关系也逐渐地不能与之相适应，新的社会矛盾产生了。西周末年，社会矛盾逐渐加剧，周王朝的统治发生了危机。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终于被申侯和犬戎的联合军队攻入王都后杀死，西周就此灭亡。
周平王东迁都城至洛邑后，周王朝的统治一天天衰落下去，诸侯国家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并进行了长时期的争霸战争，东周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人们习惯把这个诸侯争霸的时代称之为春秋时代。经过春秋时期的诸侯兼并战争，到公元前5世纪，又形成了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争雄的局面，人们把这七个大国称为“七雄”，也把这个时代称之为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大规模的革故鼎新的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完成的。春秋时期，铁犁和牛耕被运用于农业生产，使大片荒地得到开发，土地占有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部分人将新开垦的土地据为己有，使西周末年以来不在税收之列的私田，急剧增加。最初，各国当权的奴隶主贵族不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但后来迫于形势，并且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不得不对新开垦的私有土地征收赋税。公元前594年，鲁国颁布了“初税亩”的法令，对公私土地一律按亩征税，实际上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在此前后，齐、晋、楚、郑等国均颁布法令，不同程度地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其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大大小小的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地主，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新的阶级出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先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实力，然后为了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他们已经取得的经济实力，相继通过公开瓜分公室、宫廷政变及自上而下的改革等手段，掌握了各国的政权。进入战国以后，为了适应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进行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又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到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各国的改革大体完成，封建制得到了确立，社会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战国时代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空前的经济繁荣，推动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这一时期，在文学、史学、天文、历算、医药、艺术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新的成就，思想家辈出。
春秋及春秋以前，奴隶主贵族垄断了文化教育，“学在官府”是经久不移的传统。春秋末年，孔子不仅创立了儒家学派，而且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开创了私人著述和讲学的风气，培养了一批人才，从此文化教育普及于民间。到了战国时期，私人著述、讲学之风大盛，受教育的人空前增多，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知识分子。他们中一部分是从地主和平民中涌现出来。一部分是从奴隶社会的“土”转化出来。由于他们出身不同，使他们成了各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言人，形成了不同学术派别。最早有以孔子为代表儒家，以墨翟为代表。墨家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还有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等学派。
推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
孟子名轲。他的先世是鲁国公族孟孙氏之后，是三桓的子孙。孟子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
孟子3岁时死了父亲，他在母亲的精心抚育下度过了少年时代。
从孟子的先世、少年时代所处时代可见，孟子与鲁国为代表的周文化确实有某些历史渊源关系。他后来，又私淑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孟子从小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在学习中，对孔子思想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并立志为宣传儒家学说贡献毕生的精力。孟子非常崇拜孔子，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了，连尧、舜等古代圣王同孔子相比也略逊一筹。
他把学习孔子，继承孔子的事业作为自己最大的志愿。
直到数十年之后，他的学生问起他的愿望时，他仍然矢志不渝地回答说：“我惟一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到战国时一分为八。按照儒家学派内部的派系来看，孟子原是出于子思氏之儒这一派，后来又能够弘扬儒学，对儒学有所发展，能够自立门户，又成为孟氏之儒这一派系的开创者。由于他与子思氏之儒有着密切关系，后世把子思氏之儒和孟氏之儒合称思孟学派。
孟子作为儒学八派之中孟氏之儒的创立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为了适应战国形势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孔子思想。使儒家学说成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为完成统一大业服务的政治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以儒家的“仁”学思想为例。“仁”，作为道德范畴，在孔子以前就出现了。把“仁”
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具有广泛而充实的内涵，形成仁学思想，是从孔子开始的。“仁”学思想就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仁”的含义：一是关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实践方面，主要是讲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实践；二是关于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方面。孔子认为，“仁”的实践是个人自觉的行为，这就深化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和个人道德实践，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开拓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新局面。孔子讲“仁”，主要是在“释礼”，与维护“礼”
有关。有一次，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向他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约束自己，使自己的一切都符合礼的原则，就是仁。”这里的“礼”，不是一般的礼仪，而是指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实际上是指以“周礼”为中心的周朝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在这里，“礼”就是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社会道德规范。孔子要求天子、诸侯、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统治者都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他们一切行为都符合周礼的规定，这样一来，就算达到“仁”的境界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主要是为维护周朝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服务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但并没有维护周礼的内容。按照周礼的规定，不管君主是否贤明，都不允许杀掉；如果大臣杀掉君主，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受到礼的制裁。孟子则不然，他认为杀死无道的昏君是为民除害，不仅不应该遭到谴责和制裁，而且应该予以大力表彰，因为这是“仁”的表现。他痛斥商纣王，是破坏仁义的残贼，认为杀死商纣王，就是除掉了一个“独夫民贼”；周武王伐纣，不仅没有犯弑君之罪，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最有仁德的圣君。
孟子把孔子的“仁”的学说发展成为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理论——仁政。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孟子的仁政思想却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勾画的施政大纲。孟子把能否实行仁政，作为政权兴替的根本问题。
他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兴衰的历史时说道：“三代之所以取得天下，是因为有仁；之所以会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要想巩固政权，就必须实行仁政。他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就是说只有仁善之心是不足以治理国家的。他进一步详细解释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即使像尧舜那样的圣王，徒有仁德之心，不实行仁政，也不能治理天下。
孟子的这些思想是有针对性的。战国时期，由于常年不断的兼并战争和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得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人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已经产生，并日益尖锐。孟子提出仁政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
那么，孟子提出仁政内容包括：
一，在政治上，仁政反对兼并战争。孟子的反战思想是非常强烈的。他的反战思想的主要依据就是因为战争违背他的仁政方案。任何战争都要大量死人，“争地一战，杀人盈野；争城一战，杀人盈城”，这是孟子所深恶痛绝的。因为战争要破坏生产，使人民流离失所，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孟子不是反对所有战争，有两种战争他是不反对的，认为那是仁义之战：一是天子征伐诸侯叛乱的战争，二是诸侯联合起来推翻所谓“独夫民贼”的战争。兼并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弱国被强国鲸吞，最终实现天下的统一。孟子虽然反对兼并战争，却并不反对统一，他认为统一是使天下安定的根本保证。
孟子并不认为兼并战争是统一的惟一途径，他主张实现仁政，用“仁”的思想力量使天下归服，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统一。
二，在经济上，“仁政”主张“制民之产”和减轻赋税。春秋至战国，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劳动人民无田可耕。面对这种状况，孟子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主张。制民之产，就是由国家给农民一定数量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规定为农民的固定产业。孟子认为，人民如果没有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就不会有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如果没有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违法乱纪，无所不为。统治者如果等他们陷于犯罪再加以处罚，这就是陷害人民。孟子要求统治者必须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解决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才可以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稳定，从而达到有效统治的目的。与此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薄税敛”的主张。战国时期的赋税之多，是相当惊人的。孟子一方面强调要“制民之产”，另一方面又要统治者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
三，在用人上，仁政主张尊贤使能，就是尊敬重用有贤德和才能的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举贤人”
的思想，把尊贤使能作为实现仁政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希望国君能“贵德而尊士”，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做到这一点，就能广泛地招揽人才，给政治带来好处，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孟子认为，任用贤才是仁政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选拔人才要慎重，要广泛听取意见，有一个考察过程，无论是提拔还是黜免官吏，都不能偏听偏信接近自己的人的意见，应多方面地听取意见。孟子进一步提出，衡量贤才的惟一标准是道德修养。他说：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只有具备了仁这种道德的人，才能居于高位。否则，做的官越大，对人民的危害越甚。孟子的这种选才标准是和法家把军功作为贤能标准不同。
四，在思想文化方面，仁政主张兴办学校，加强教育。孟子认为，使人民有稳定的经济生活，仅仅是“王道之始”；进而对人民施行教化，才能保证王道的完成。
他屡屡说：“谨痒序之教。”“设痒序学校以教之。”他还渲染历史传说，把古圣王都说成是重教化的。孟子认为，正是由于古圣人对教化的重视和实践，才造成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孟子要推行仁政于天下，必须使儒家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孟子非常重视兴办学校，把教育的地位看得非常崇高。从孟子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从中看出，孔子的仁，是为维护奴隶主统治服务的思想。孟子的仁政，是为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地主政权服务的政治纲领。
战国时代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各国统治者为了谋求本国的富强并在兼并战争中取胜，都在招揽学有所长，能为国家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礼贤下士成为社会风尚。当时一些著名的士几乎都在收徒讲学，传播自己的学说。他们又都奔走于诸侯国之间，企图说服各国君主，按照他们的主张制定内政外交的政策。孟子也不例外，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聚众讲学，四处奔走，游说诸侯，宣传他的仁政思想。
孟子大约在40岁前，一直住在家乡邹国。孟子在家乡，门徒日众，影响益增。有一次，他的学生屋庐子，由于应付不了“礼与食色孰重”的辩难，特地从任国到邹国来请教孟子。《孟子·告子下》记载，说孟子在邹时，任国的国君出境会盟，由他的弟弟季任守国。季任很敬慕孟子，便派人送来了厚礼要和孟子相交。另一次，孟子去齐国平陆，齐相储子也备厚礼派人送来，表示倾慕并有相交之意。孟子这两次都收下了礼物，但却没有即时表示报谢的意思。后来孟子到了齐都临淄却不回拜储子。他的学生屋庐子不明白老师为何对待二人如此不同，孟子引证《尚书·洛诰》的话解释说：奉献礼物应以礼意为重。如果礼意不及礼物重，便等于没有奉献。因为他不是诚心诚意的，只是礼貌上的客套罢了。屋庐子听了孟子的解说，非常满意。当别人问起这件事时，屋庐子便明白地告诉他：季任守国，不能出境，所以特意派人送礼，他的心意是很诚恳的。至于储子则不然，他本可以亲自来平陆见孟子，却只派人代送礼物，这就不成敬意了。既然他诚意不足，也就没有必要回拜他。
此时孟子已名震远近，邹鲁等国的国君也对他格外尊重，言听计从。孟子也愿意为他们献计献策，开始推行他的仁政方案。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了武装冲突，邹国的官吏战死者33人，可是人民却没有一个战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