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骑车去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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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进入异域(2)

我骑车向那达慕体育馆赶去,在路上从自动提款机中取了80000图格里克,大约折合300元人民币。由于靠近中国,蒙古国的提款机大部分都支持银联,用人民币借记卡取款非常方便。由于我担心银行也停业,无法用美元兑换,看见支持银联的提款机就冲了过去。事后我才知道,有的银行在节日也是开业的。

接近体育馆时,路两侧已经越来越热闹,小商贩卖着琳琅的商品,我才理解蒙古国的那达慕节就像是中国的庙会,吃喝玩乐各种项目无所不包。

路边有不少眼镜摊,我的眼睛由于在西藏时得过两次雪盲,留下了后遗症,怕强光,又有迎风流泪的毛病。在北京我想买一副便宜的墨镜,却发现已经很难找到路边的眼镜摊了,至于商店里价格都高得离谱。乌兰巴托还保留着路边摊的习俗,价格也不贵。

我选择了一副墨镜,花了4000图,大约16元人民币,从卖眼镜姑娘欣喜的笑容看,这个价格对她有利,但我不在乎。

事后,我才发现这副眼镜的毛病: 当我戴上后,跟前的景色总是比实际景色凹陷下去,如果前面是平地,戴上眼镜就感觉是个浅坑;如果前面是上坡,有可能会看成平路,甚至是下坡。在骑自行车时我总是纳闷,明明前面是下坡,为什么我骑起来这么费力气?在路边小解时也总是选错位置,以为尿会向前流,事实上却总是回流到脚边。后来,习惯了这副墨镜之后,有一次在傍晚爬山时流汗太多,老弄湿镜片,我把墨镜摘掉骑车,突然发现不敢骑了,路突然变得陡峭,让我产生了心理障碍,只好下来推车。

那达慕体育馆周围看上去像中国小县城内的景象,除了体育场之外,周围没有太多的建筑,但大片的空地上却挤满了各种小摊,身着盛装的蒙古人都显得很开心,这一点我在北京豪华的商场内都很少看见。

体育馆内摔跤手们在进行着只有一个胜者的较量,体育馆外的大屏幕上也实时直播着场内的比赛画面,但外面的人群却并不十分关心运动员们的表现,反而自顾自游乐起来。蒙古国的食品并不算便宜,马奶酒1美元500毫升,普通的肉串一串也要约10元人民币。第一天,我忍住没有买马奶酒。在国内我刚刚宣布了戒酒,一位朋友不相信地问我: 你到蒙古国去能不喝酒吗?我说争取做到。但她向我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 喝一天酒就要戒三天肉。最初我忍住了酒的诱惑,但随后就失控了,从蒙古国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积攒下了21天的斋戒。

蒙古国非常适合喜欢喝酒的人居住,这里的各种酒都很便宜。一路上,在路边牧人的帐篷外往往都会摆上几个瓶子,里面装着马奶酒,开车路过的游客可以任意选择。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到蒙古大草原的游客都忘不了马奶酒。从最早的柏朗嘉宾到21世纪的中国游客,对这种由动物糖分发酵的饮料都充满了好奇心。而蒙古包的小商店里可以没有别的商品,却必定有酒。不同商标的伏特加,各种牌子的啤酒,这些啤酒的度数比国内的高,而且容量更大,我曾经购买了一罐2.5升的啤酒,那可真叫过瘾——既然不管喝多少都要斋戒三天,为什么我不一次多喝点儿呢?

儿童们之所以喜欢那达慕,是因为会场外有许多游乐设施,蒙古人用吹气塑料膜圈起一个水池,放上几个小型的电动船,就可以吸引无数孩子的参与。还有一种如同小型蹦极一样的设施,不过不是让人往下跳,而是利用橡胶带的弹性,把人弹射向天空,再拽回来,来回地震动着。

离开那达慕体育馆向北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乌兰巴托的市中心。而苏赫巴托广场,就像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中心一样,是乌兰巴托的中心。在那达慕节的当天,广场上曾经举行了一场仪式,下午我过去时,广场上的音响和喇叭还没有收起,几位音乐家对着麦克风尽兴地演奏着,广场上的人们动作里都随着音乐带上了节奏。

几位溜冰的少年比赛着技巧,有人在用小轮车做着表演,有的一家人在广场上拍照,小商贩们卖着气球和食品。苏赫巴托高高地骑在马上望着这个歌舞升平的地方,不知道是该满意,还是沮丧。在苏赫巴托雕像对面的主席台里坐着成吉思汗、窝阔台和忽必烈的雕像,三位合汗面目慈祥,不像挞伐征战的世界征服者,反而像是含饴弄孙的老爷爷。蒙古人的相貌大都显得平和,这与他们的能征善战形成对比,让人困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品质怎么能统一在一个民族身上。

正是在蒙古国的中心——苏赫巴托广场上,我必须做出第一个选择: 是向东还是向西?

如果说,在到蒙古国之前,计划还只是设想的话,现在我必须把计划变成现实。而现实是: 我只有30天的时间,预计平均每天骑行不会超过100公里,而计划里的线路却有4000多公里。

如果要去东线的肯特山,大概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剩下的20天不够西线的骑行,那么一定要在某些路段选择坐汽车,不可能全程骑行。

到底是放弃肯特山,还是在西线搭一段路程的车?这就如同掷硬币一样没有对错,只是选择。

我最终决定保留完整的西线,放弃肯特山。这意味着我无法看到成吉思汗早年居住、战斗和统治的地方。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决定,几天后依然让我耿耿于怀。不过,随着西部景色越来越炫目,对于未知的好奇逐渐取代了失落感。为选择权而苦恼,或许是每一个旅者必须面对的。

当天下午,在我到达乌兰巴托约四个多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我没有选择在乌兰巴托住宿,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找旅馆需要花时间,而时间对于自行车旅行却是最宝贵的。第二,我仍然处于第一天到达后的文化休克之中。

这些年我早已经习惯了在陌生环境中自我生存,但到达陌生处的第一天仍然感到有些紧张。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大部分人都不会英语,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汉语,在交流时我只能靠手势和几个简单的地名发音来交流。我也没有在蒙古国吃饭的经验,对其物价、食品一无所知。只有几天后才能学会在陌生地的生存技巧。

为了应付前几天极可能会出现的文化休克,我在国内出发时买了几根火腿肠,一旦找不到合适的饭食,就靠火腿肠充饥。在住处方面,由于蒙古国地域广博,处处可以扎营,我决定不找旅馆,而是到城外去搭帐篷。

乌兰巴托最大的街道叫和平大街。我随身带的地图上显示,从和平大街西行,就是通往哈拉和林的大道。在路上我碰到了一个银行,发现在节日里它竟然还开张,立即进去兑换了2000元人民币,汇率在1∶235左右,40多万图格里克让我一下子有了富人的感觉。100年前,1图格里克就意味着一笔值得炫耀的财富,当时人们习惯于使用更小的货币单位蒙戈,不过随着积累的通货膨胀效应,蒙戈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连100图以下的钞票也正在退出。1900年之后的世界性通胀让人们不断地在钞票背后加零,1915年时,11000盾的钞票在越南足以建立一座博物馆,但现在这点钱只够买一根法棍面包。

离开乌兰巴托时,我经历了进入蒙古国后的第一次迷路。去哈拉和林的路应该一直向西,但我走的道路不知为何却折向了北方,我耐着性子向前骑了十几公里,感到事情实在不对,只好下来询问当地人。

这是我第一次问路,立刻体会到了异乡人的痛苦。我不停地发出哈拉和林这个词,竟然没有人能听懂。当外地人到达一个新地方时,纠正发音也往往需要几天的时间。我自以为发音很标准,但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太怪异,无法解读。

经过几次碰壁之后,在一个大院的门口,我找到了几个坐在花坛旁休息的人。为了避免对方听不懂,我拿出了地图,指着地图上的哈拉和林。

“哈拉和林,哈拉和林。”一个女人兴奋地说。

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和我说话,我却一句都不懂。但从他们的手势看,我已经走错路了,需要掉头回去。

在旅行中,人们最不愿做的就是掉头。我试着用手势问他们,在不走回头路的情况下,有没有岔道可以回到正路上。

那个女人在地上给我画了个简图,这下我看懂了,她告诉我直着走,再顺着一条很偏的岔道可以并到哈拉和林路上去。但从她的表情来看,由于道路复杂,她认为我会走丢,还是更建议我走回头路。

我决定去寻找向前的岔路。第一次沟通成功增加了我的信心。几天后,我和当地人交流的障碍已经越来越少,除了手势之外,我随身携带了一支笔便于画草图,我的发音也越来越正确,能让对方在第一时间听懂我想去哪儿。我也越来越能看出来谁最有可能理解我,给我答案。还没有到达哈拉和林,我的文化休克就结束了。

岔路果然不容易辨认,它只是从一大片草原上轧出的车辙印,不过当我走到岔路时,恰好有几辆车从岔路并过来,为我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我在蒙古草原的土路上第一次骑行。这里已经接近山边,地势较乌兰巴托市内更高,当我回头时,发现远方密密麻麻的房子上空出现了一道彩虹,似乎预示着我此行的顺利。

我在能最后望到乌兰巴托的山口附近扎营。根据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在蒙古草原扎营必须掌握两个原则: 第一,迎风原则,帐篷靠头的一端最好是迎风的,这样的帐篷比较结实。蒙古草原上的风很烈,总是来得很突然,有时在选地方时还没有风,但扎帐时突然狂风大作,在大风中扎营要求足够的耐心,也一定注意不要让没有固定的帐篷被吹走。第二,地势原则,由于草原很少是完全平坦的,注意选址时让头部比脚部高出一点。

有时这两个原则会有冲突,为了迎风,我有时睡觉时头部比身体还低,有点儿头朝下,第二天就发现脸肿了,眼皮肿得很高。开始我以为是营养不良的缘故,时间长了才意识到是睡姿颠倒了。

晚饭吃的是从国内带来的火腿肠。我检查了火腿肠的储备,发现如果不吃别的,火腿肠还够吃一天,第二天必须考虑就地取材寻找食物了。

在进帐篷前,我向乌兰巴托方向望了最后一眼,这座城市正在夕阳的余晖中逐渐睡去。这是我在蒙古国的第一夜,还将有二十几个夜晚也像这夜一样在草原上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