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瑶族乡发展教育只是贺州市发展教育的一个缩影。在考察中我们还了解到，为了解决瑶族中发展最落后的土瑶的教育问题，贺州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拨款3万元办起了贺县瑶族（土瑶）高小班．招收学生48名，实行包住、包食、包教的“三包”教学。同时又拨2万元，办起了民族初中班，每年招收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学生45名，并给学生购置卧具等生活用品，还给生活特别困难的学生发给生活补助费。民族初中班办得有声有色，教育效果一年比一年好。为了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少数民族知识人才，贺州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4月6日，正式成立了“贺州市民族中学”，并从财政中拨款12万元修建民族中学教学楼，使学校办学目的更加明确，办好民族中学的决心更足。这一大举措，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结束了贺州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初、高中生的历史。另外，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号召下，除市政府拨款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外资企业、个体业主，慷慨解囊，捐款捐物，资助少数民族地区辍学儿童，修建学校，据统计，得到资助的学生310人，资助款物建校29所，8，700平方米，共计款160万元。对民族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据统计，1950年，在贺州836名国家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仅13人，占干部总数的1．5％。到了1993年，贺州干部总数为10，175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有1011人。占干部总数的9．94％，比1950年增长了77．8倍。到1998年为止，贺州全市少数民族干部中有各类高、中级专业技术人才740人，进入市、乡（镇）两级领导班子的少数民族干部有67人。他们遍布贺州各地，大多数已成为贺州各条战线的骨干，成了贺州民族团结的中坚力量。可见民族教育的推动，是贺州民族团结，社会安如磐石的加速器。
（6）语言互动。语言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各民族之间语言的互动对民族团结起着深化作用。聚居在贺州的汉、壮、瑶族，虽然语言复杂，方言林立，但是由于各民族长期杂居共处，各民族人民不仅互相学习语言，而且各民族语言互动十分普遍。如壮语很早就大量地从汉语桂柳方言和粤方言借词，壮族先民早在唐朝就学习汉字的造字方法和偏旁部首创制了“方块壮字”，即土俗字。同时，贺州汉族本地人所讲的本地话中就含有瑶族勉语的成分。解放后，实行了民族平等政策，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中青年一代接受科技文化和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少数民族群众会说汉语的也越来越多，笔者在南乡镇考察时绝大多数的壮族群众会说桂柳话和普通话。不少汉族干部和群众由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也学会了少数民族语言。在贺州双语、多语现象十分普遍，有的人甚至会七八种语言或方言。语言的互动，从深层次上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语言互动是贺州民族团结，社会安如磐石的稳定剂。
（7）婚姻互通。婚姻不仅是一种血缘的结合，更是一种文化和心理的交融，因此，互通婚姻对促进民族团结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历史上，广西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就已经存在，尤其是壮汉之间的通婚比较多。但由于民族压迫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因素，大民族往往歧视小民族，并认为小民族经济落后而不愿意与小民族通婚。小民族也往往怕受大民族歧视而不敢与大民族通婚，甚至怕本民族女子外嫁后本民族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影响民族的繁衍而不让本民族女子外嫁。这种现象在瑶族中尤为突出。解放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民族间的关系显着改善，民族间的通婚也随之增多。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前面已有详细的论述，在此不赘。总之，在贺州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十分普遍，有些自然村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已成为婚姻关系的主流，就连过去极少外嫁的瑶女也开始外嫁，过去不嫁瑶族、壮族的汉族女子也有不少嫁到壮家口寨。可见，互相通婚，是贺州民族团结，社会安如磐石的凝固剂。
（8）历史磨合。历史犹如一个磨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往往随着历史岁月的流逝而被磨得粉碎。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历史上广西民族关系的主流就是友好往来。广西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磨合，在友好往来中互相吸收，逐步互相认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贺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按照瑶、壮、汉族迁入贺州的先后秩序，早的从宋代开始，迟的从明代开始，最迟的也从清代开始，贺州各民族各族群经过或一千多年，或五百多年、或二百多年的互动，早已化干戈为玉帛，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从而形成了良性互动，并在互动中磨合，在磨合中实现整合。可见，历史磨合，是广西民族团结的融合剂。
总之，正是由于制度正确、经济发展、扶贫有效、政策落实、教育推动、语言互动、婚姻互通、历史磨合等原因所形成的合力，使得贺州的民族团结安如磐石。
4．民族整合：族群理论框架下的“中华民族”
贺州民族整合的主题是民族团结，那么，贺州民族整合的目标又是什么呢？答曰：贺州民族整合与全中国的民族整合汇合在一起，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共识。
中华民族，这本来是政治性很强的一个概念，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革命运动席卷全国之时，不同政治集团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为了动员社会，都要定义“中华民族”和解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因此，当中华民族作为政治符号使用时，它与国家完全同义；而作为文化符号，它可以整合中国各个民族，从而达到维护价值的统一。这样“中华民族”遂成为中国各社会集团、阶级、民族、个人都认同的符号和共同享有的民族身份。[9]
对中华民族的研究贡献最大的是费孝通先生，他在几万年的文化史和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这一对时与空所构成的宏大坐标系统里，通过对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多元的起源，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汇集，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地区性的多元统一，中原地区民族大混杂、大融合，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汉族的南向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的研究，得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结论。[10]这个被林耀华先生认为是“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11]确实对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在族群理论的框架下，中华民族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一个“民族”，其是由汉、壮、满、蒙、藏、维吾尔、回、瑶、苗、彝等56个民族族群构成的，即“一体中包含着的多元”。而这56个民族族群整合的结果，又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即“多元中拥戴着的一体。”[12]由此可见，用族群理论来分析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即把中国的56个民族从文化的意义上作为56个族群，他们之间的整合，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民族团结，从身份认同上来说就应该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样，在族群理论的框架下，如果称中华民族为民族，56个民族为族群，那么“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就好理解了，译成外文也好理解，此其一。其二，由于族群的理论是灵活的、宽泛的一个民族可以称之为族群，一个支系也可以称之为族群，所以，把中华民族说成是一个民族，在少数民族中也不会引起误解，更不会掩盖少数民族的存在。其三，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但用族群理论去解释其内部结构，其也可以是一个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名称，这样，在国外的华人和华侨也会觉得好理解了。其四，对于跨境民族，从族群的意义上去理解，可以认为是中国的一个族群，也可以认为是另一个国家的一个族群，均是文化上的意义，不涉及国家政治，在族群理论的框架下，“中华民族”与跨境民族不会发生政治上的误解。[13]总之，在族群理论的框架下，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指的是中国各民族的总体认同，当然也就可以更好地解读费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了。
正是在族群的意义上，我们探讨了贺州汉、壮、瑶族的民族整合，这种整合的主题是民族团结，其结果当然是对“中华民族”的总体认同。以小观大，从贺州看广西，乃至看全国，中国各民族整合的必然结果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总体认同。
注释：
[1]R·贝尔斯：《一套用于小群体互动分析的范畴》，《美国社会学译论》第15期（1950年），第257～263页。转引自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4～175页。
[2]《辞海》（1979年版）编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943页。
[3]龙冠海：《社会学》，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273～275页。
[4]徐杰舜：《论民族自我意识》，《从原始群到民族——人们共同体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1～283页。
[5]张齐：《他们是古罗马人的后裔吗？》，《羊城晚报》，2000年2月10日第1版。
[6]说起壮族“韦”姓的来历，此一说“围”改“韦”，当是壮族“韦”姓之来历中的一个新说法。“韦”姓之“韦”来源最多的一说当是前述“韩信”后代说，还有一说，见盘谷《韦氏宗谱》记载：我之韦姓来源是在夏朝，少康帝时（约公元前21至前16世纪）封大彭之孙元哲子豕韦国[今河南省滑县东南]为诸侯，后被商汤所灭，其公族子孙则以国名为姓，“豕韦”后简化成“韦”，奉无哲为始祖，这是正统韦姓。实际上是“汉尊土卑”的又一个翻版。
[7]《******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278页。
[8]徐杰舜、刘小春、罗树杰：《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变化的变迁》，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207～09页。
[9]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页。
[10]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月，第1～31页。
[11]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5月，第7页。
[12]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5月，第9页。
[13]以上所述对中华民族的种种观点，均见陈连开：《怎样理解中华民族及其多元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第411～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