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样的开场白后，接下来会谈的气氛不可能再坏到哪去了——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赫鲁晓夫声称，虽然尼克松是律师出身，他只是一个矿工，但他仍然能在辩论上胜过他。他吹嘘苏联火箭的威胁与精确性，透露了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也许除非前一周的来访者——说过的“机密”（如苏联已经窃取了美国的战争作战计划），威胁要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天就摧毁德国、英国和法国，然后又矢口否认他是在威胁任何人。
当两人前往参观在索科尔尼基公园举行的美国展时（尼克松参加了展览的开幕式，就像科兹洛夫在纽约参加苏联展时一样），相互之间的冲突仍然持续着。展览会上展示的美国优势——在一个高达78英尺的网格球顶内，一个巨大的屏幕上展示着有关美国城市、高速公路、超级市场以及大学校园的幻灯片，并伴有音乐与俄语讲解——对苏联宣称的赶超美国的宣传是一种巨大的破坏。一个装配着彩色电视摄像机与监控装置的RCA电视台演播室让赫鲁晓夫感到特别生气。戴着他那标志性的巴拿马帽子，穿着松垂的浅灰色外套，赫鲁晓夫吹嘘说苏联不久将赶上美国，随着苏联的不断发展，不久的将来就会和美国“说拜拜”（这时，赫鲁晓夫挥舞着一只胳膊，开怀地大笑）。仍对《受控国决议》耿耿于怀，赫鲁晓夫拥抱着一位站在旁边的苏联工人说：“此人看上去像奴役工人吗？人们有着如此的精神状态，我们怎么可能会输给资本主义国家呢？”[17]
作为展览会的东道主，尼克松起初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对赫鲁晓夫的挑逗言辞作出回答。但是，赫鲁晓夫的攻击还是让他“跳了起来”，因为当时距离下一届总统选举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时尼克松还没有成为共和党确定的提名候选人），而且这样的场面还将通过电视呈现在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选民面前。尼克松从电视演播室里出来后大汗淋漓，马上又到了农场房屋内有着六个房间的样板“奇迹厨房”里，接下来的辩论成为历史上一件很著名的事件。厨房内的用具闪闪发光，赫鲁晓夫将此也作为其指责美国的工具，坚持说他的国家也有很多类似的机器。接着，他和尼克松副总统“一前一后走向厨房”（尼克松的话），两人都用手指点着对方的脸。
经过这一交锋后，善变的赫鲁晓夫又换上了迷人的面孔，邀请尼克松一行（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的兄弟密尔顿·艾森豪威尔博士，总统派遣他一道前往，以便提交一份访问报告，作为和尼克松的比对）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午宴，结果在喝完酒后，他们将香槟酒杯扔到了壁炉里。在美国大使住处的宴会上，在一片俄罗斯乡村美景的赞扬声中，赫鲁晓夫在一时冲动之下，提出让美国人马上驱车到他的郊外别墅去，按计划这一行程本该在第二天早上。当尼克松第二天早上到那里时，他发现赫鲁晓夫的别墅“是我从来未见过的那种豪华住宅，整个庄园比白宫还要大，周围是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草坪与花园，大理石的台阶一直延伸到了莫斯科河边”。在莫斯科河上两个小时的航行期间，赫鲁晓夫的装束包括一件绣着花边的乌克兰衬衫以及一双露出脚趾的凉鞋，但衣冠楚楚的尼克松却热得出了汗，他们乘坐的25英尺长的摩托艇至少在河里的游泳者附近停下过八次，这样赫鲁晓夫就能够靠上前去问：“你们是受控者吗？你们是奴隶吗？”得到了合适的答复后，他戳着尼克松的腰说：“看到我们的奴隶是怎么生活的了吗？”
在一次持续五个小时、显得并不轻松的午餐会上，赫鲁晓夫再次吹嘘了苏联的军事威力，对此尼克松进行了回击。“整个下午，我们两人之间都冷冰冰的。”事后他心满意足地说。能言善辩的赫鲁晓夫展示了尼克松所说的那种“让管弦乐队指挥都会羡慕不已的保留手势”：“快速地挥舞着手臂，就像赶苍蝇似的打断别人的话”；不耐烦地抬头向上望，“如果他感觉已经厌烦了争论，想休息一下的话”；两臂张开，双手握成杯状，“好像双手里握满了让所有人看到的不言自明的证据似的”；生气时双手一齐挥动，“好像让他的乐队演奏得更卖力一点似的”。
所有这一切不久都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展示，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也需要进行安抚。8月3日，在莫斯科与华盛顿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赫鲁晓夫即将访问美国的消息，这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一向多疑的阿登纳担心美国会在最后时刻将其出卖，戴高乐怀疑美国和苏联的交易会将法国撇到一边。刚刚责备了麦克米伦提出的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自己现在抢足了风头。艾森豪威尔总统“让我十分生气——震惊——甚至是愤怒。”这位英国首相抱怨说。“这不是美国人不守信用（就像我的一些同事们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他们愚蠢、幼稚与无能的结果。……每个人都会想到两个超级大国——俄国与美国——将会在我们的头顶上，而且是背着我们达成某种交易。”
艾森豪威尔主动提出在赫鲁晓夫前往美国之前与他的盟友在“西方国家首脑会晤”上会面。当遭到戴高乐的拒绝后，艾森豪威尔依次访问了每个主要西方国家的首都，以免让他们觉得美国总统好像是他们大家神圣的“代言人”。但是这些会谈只是增强了他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感觉。他在欧洲所听到的一切促使他努力想将任何德国与柏林问题的解决方案拖延几年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就此与苏联达成协议，在万不得已时，西方国家就单方面进行拖延。
他努力降低他的期望值。他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只希望“能将与苏联的关系稍稍解冻一点”。9月10日，他为正式的四国首脑会晤规定了两个条件：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无论如何，苏联必须作出一些明确的表示，严肃的谈判应能为减少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带来真正的希望”。
事实上，这些条件已经说明美国从以前的立场上退让了，美国原来坚持在首脑会晤前必须取得实际的进展，而不是在首脑会晤中。此外，随着赫鲁晓夫来访日期的临近，艾森豪威尔的期望值提高了，通过访问中的仔细观察，发现“此人是否已经做好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准备，或是具有这种意向”，他也许能取得一种私人关系上的突破，即使不是政治上的突破。艾森豪威尔在8月份说，不管会发生其他什么事情，至少赫鲁晓夫都会看到“我们自由生活与工作的人民”，这“一堂课”也许会“产生一些效果”。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即将到来的访问是“他的辉煌时刻”，他女婿阿历克赛·阿朱别依回忆说，这是“对他个人事业的承认”，同时也是对“他的国家的尊重”。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很激动，总是不停地对听众灌输这样的思想：‘要是在20年前，谁会想到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会邀请一个共产党人前往访问呢？这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实力让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与实力。谁会想到这些资本家会对我，一个工人，发出邀请呢？看看我们这些年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
然而，这一访问也将成为又一次考验。赫鲁晓夫担心，他儿子说，美国的“‘资本家与贵族’会看不起他这个原来的工人，只是出于特别的需要，才屈尊和他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的”。因此，他得表现得最好：讲话要小心谨慎，谈判要机警敏锐，而且还要让自己表现得体面而镇静。
为此，他在出发前作了大量艰苦的准备工作。在黑海边的沙滩上，在烈日下的遮阳篷里，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及他们的助手们仔细翻阅着由外交部和克格勃准备的材料，努力想预测到所有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与此同时，讲话稿的撰写人员为此次访问起草了在各种场合下的发言稿：到达与离开时，早餐与午餐时，还有在商业界人士与记者面前的。后来在莫斯科，另一个智囊团每天早上九点就聚集到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对讲话草稿重新进行审阅，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在面对美国听众时不致出现什么差错。
构建一个谈判战略特别重要。“涉及这些问题时，”谢尔盖·赫鲁晓夫说：“就需要父亲自己作出决断了。”他既不在乎听取别人的意见，又以自己的痛苦思考进行弥补。“父亲总是在脑子里思考着即将到来的谈判，不管是在沙滩上晒太阳，还是漂浮在海水里，即使在晚上沿着那条所谓的‘沙皇大道’散步时，他满脑子里想的也是谈判。”
散步回来后，赫鲁晓夫会将速记员招来，开始口授他的想法。他会让美国人看到“我们是不会被任何人所左右的，或是让他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的”。不过，他还想通过谈判解决棘手的问题，而不是实现最低限度的和平共处。将具有深远意义的目的与敏感地强调自己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这是赫鲁晓夫典型的处事风格。这也就是他儿子所说的他对访问中的礼仪活动“吹毛求疵、心怀狐疑”的原因。苏联大使缅希科夫原本在美国人的眼里是个“才能有限、多疑的人”，但此次他的表现却很不错，要求美国人安排的访问路线需让他的主子感到脸上有光。不过，赫鲁晓夫还是担心可能会受到怠慢与羞辱。
尽管如此，令人不快的事情还是于访问前就开始了，就是有关欢迎仪式的安排问题。尽管他是苏联政府与共产党的首脑，但为了与艾森豪威尔一致，他应该受到国家元首的接待规格。即使在得到保证他会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后，赫鲁晓夫还是担心可能会得不到适当的礼仪规格的接待，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有损我们的士气”。就是为了确认一下，他通过缅希科夫（如果有一点头脑的话，他是不会转达的）向美国人发出了警告，艾森豪威尔在回访莫斯科时受到的礼遇将不会好于赫鲁晓夫在华盛顿时受到的欢迎。
接着是对于戴维营的担忧，在葛罗米柯从莫斯科带到皮聪大的美国人草拟的访问路线中，有去戴维营访问的安排。“戴维营？”赫鲁晓夫怀疑地问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葛罗米柯所能提供的解释就是将其翻译成俄语。赫鲁晓夫问道：“那是个什么样的营地？”为什么在那里而不是在首都举行会谈？在询问了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后，赫鲁晓夫才放下心来，原来戴维营是美国总统位于马里兰州的别墅。
赫鲁晓夫在数年后引用这一事例来说明当时双方对彼此是如何的不了解，但在当时，他担心的可远不止这些。戴维营是不是个“他们把不信任的人送去隔离的地方”，他曾经想过，“总统是否会在那里与我单独会谈？”赫鲁晓夫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他记得在苏联革命成功后的初期，苏联有一个代表团被邀请到伊斯坦布尔附近马尔马拉海太子岛去与西方国家代表会晤，后来报纸上报道说，这里就是人们“放逐野狗让它们等死的地方”。
其他所有的安排都是赫鲁晓夫担心的问题：谁将陪同他前往美国？他们应该乘坐什么飞机去？他们应该什么时候到达？葛罗米柯是外交部长，因此他显然是代表团的人选，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是可以确定下来的，不过赫鲁晓夫还想带一位著名的作家前往，以增加代表团的文化分量。从文学成就上来看，他的选择是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他是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但是肖洛霍夫有嗜酒的毛病。以前，赫鲁晓夫对让肖洛霍夫出国访问曾有过犹豫（在苏联的制度下，这是党的领导人的特权），担心“他会控制不住自己而失态，以致可能会伤害他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我们国家的声誉”。但是当肖洛霍夫成功地在访问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期间克制住了自己后，他们决定把他列在代表团名单内。
是否应该带家人也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苏联领导人出访是没有带夫人的习惯的。“斯大林对任何带夫人出访的人都很怀疑。”赫鲁晓夫回忆说。主席团委员们自己也认为“带夫人出访不像是办公事，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奢侈”。然而，曾经去过美国的米高扬对带夫人出访表示赞同，这部分是因为他认为尼娜·彼得罗夫娜可以对她脾气火暴的丈夫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赫鲁晓夫回忆说，米高扬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带尼娜·彼得罗夫娜以及我的孩子们同行，可能会给国外公众留下较好的印象”。在征得大使与汤普森夫人的同意后，赫鲁晓夫不仅带了他的夫人同行，而且还带了他的孩子们，尤莉娅（第一位妻子所生）、拉达、谢尔盖以及他儿子列昂尼德的女儿尤莉娅（他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作为自己的孩子抚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