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很好笑，但即使他在嘲弄美国人时，赫鲁晓夫还是感到了压力。他仍然愿意承认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起事件并不知情”。但是，如果说是美国军方自作主张，那赫鲁晓夫就是在逼迫美国总统承认他在掌控美国政府上的失职。不过，让赫鲁晓夫对美国总统提出质疑的还是U-2飞机事件本身。就像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所说的那样：“如果［赫鲁晓夫］没有做出足够强烈的反应，那莫斯科与北京的鹰派就可能会利用［U-2］事件来说明赫鲁晓夫准备接受任何来自华盛顿的侮辱——他们这么认为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在5月7日发给国务卿的那份绝密电报中，汤普森大使提醒华盛顿方面，千万不能承认艾森豪威尔知道U-2飞机的事情。但是，第二天美国总统就指示他的助手们承认对侦察飞行情况的掌握，并申辩说，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这种越界飞行是必要的，只是没有承认他了解具体的飞行计划，包括5月1日鲍尔斯的飞行。
如果说艾森豪威尔还有机会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从而保全他自己与赫鲁晓夫的面子，那么这位苏联领导人5月9日的举动并没有增进这种机会。“要他承认是不可能的，”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嘲讽美国总统说：“但要否认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那个有名的关于不是处女的处女的故事一样——因为她已经生了孩子。［会场内一阵笑声。鼓掌。］”什么样的国家能“容忍军方做出政府反对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哪位军人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肯定会拎他的耳朵，就在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阵嬉笑］。”不过，就在此次讲话中，赫鲁晓夫披露他正在考虑进一步削减苏联军队的规模（比1960年1月宣布的那次裁军规模还要大），他甚至对苏联军方对裁军的抵制态度进行了调侃。“我注意到日亚多夫（Zhadov）同志听到这话时直挠头——他会说，怎么又要裁军［一阵嬉笑］。不，不是现在，将军同志，而是以后。……［一阵嬉笑］”
苏联的将军们几乎从来没有与汤普森大使交谈过，但他们在U-2飞机危机期间曾向他暗示说，赫鲁晓夫“处理此事很鲁莽，是在冒风险”。[11]赫鲁晓夫本人也曾暗示过他正在处理的这种紧张局势威胁到他自己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地位。“我必须和你谈谈，”他低声对汤普森说：“这一U-2飞机事件已经让我处于可怕的境地。你们得设法让我摆脱这种局面。”
汤普森答应试试，但是已经太迟了。同一天，******新闻发言人林肯·怀特宣读了五天内的第四份关于U-2飞机事件的声明，这份声明承认整个飞行计划都得到了“总统的授权”。更加糟糕的是，这份声明没有宣布今后将放弃此类飞行任务。美国总统将此声明作为其可资利用的外交斗争工具，如果赫鲁晓夫坚持将美国取消对苏联越界飞行作为参加首脑会晤的前提条件之一的话。
根据谢尔盖的说法，当赫鲁晓夫读到美国的最新声明时，他“简直气炸了。如果他们想让他丧失理智的话，那他们真的不折不扣地达到了目的”。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背叛，而他却将他称为朋友，并在不久前两人还同坐在一张谈判桌前……他的这种背叛让赫鲁晓夫十分伤心。由于U-2飞机事件，他是永远不会原谅艾森豪威尔的。”
赫鲁晓夫是这样解释当时的形势的：“艾森豪威尔的立场使我们失去了所有想帮助他摆脱眼下困境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再饶恕美国总统了。这就好比是他把屁股朝向我们，我们只得使劲地踢它。”不过，尽管他的怒气不断上升，但赫鲁晓夫还是继续为首脑会晤进行着准备——这部分是由于可以将取消首脑会晤的过失归咎于西方，部分是因为巴黎将是一个羞辱美国人的绝好舞台，而且还因为取消巴黎会晤将标志着他多年来一直奉行的政策的失败。
他的这种矛盾心理于5月10日表现了出来。鲍尔斯飞机的残片以及个人物品，包括他的金表、无声手枪、用于贿赂的卢布和没有使用的毒针，被放置在高尔基公园进行公开展出。整个上午，人群都涌入了二战期间展示缴获德国战利品的那个展览厅。下午四点钟，大厅被清空，好让赫鲁晓夫参观展览。然后，数百名记者，事先都得到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授意，被放进展览厅参加一个“临时的”记者招待会，赫鲁晓夫站在柳条椅上，好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听到他的讲话。
赫鲁晓夫得知美国总统亲自批准了此次间谍飞行时感到很“震惊”：“无耻，厚颜无耻！”这让他想起了他孩提时代在尤索夫卡见到的那些攻击毫无防备的路人的罪犯。“但我们并不是毫无防备的路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变得强大而有力量了。”除了“气愤或嘲笑”外，普里斯西拉·约翰逊认为：“对他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的失望好像成为他讲话的主调。”在被问及他是否还会欢迎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时，赫鲁晓夫足足思考了30秒钟。“我该怎么说呢？”他最后回答说：“如果你处于我现在的境地，你会如何回答？……我是个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尽管如此，首脑会晤与美国总统的访问仍在准备当中。赫鲁晓夫保证“在美国总统逗留期间，苏联人不会有什么过激的举动”。他会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国际局势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要求与会的记者“不要写出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的报道”。[12]在普里斯西拉·约翰逊看来，赫鲁晓夫好像“是在与自己对话”，他好像“试图替自己找到不去参加巴黎首脑会晤的理由”。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赫鲁晓夫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对于究竟如何处置目前的局势拿不定主意”。[13]
在5月12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据称几位委员提议取消首脑会晤，但是赫鲁晓夫仍然希望艾森豪威尔能在最后时刻作出姿态，使会晤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他甚至告诉他儿子说，他计划提前一两天到巴黎去，以便有时间与美国总统进行和平谈判。在出发的前夕，赫鲁晓夫在他的别墅周围长时间散步时想起了他访问艾森豪威尔盖茨堡农场的情景。他说，一定要邀请美国总统到他的别墅里来，这很重要，向他展示附近集体农庄里庄稼的生长情况，还可以带他乘摩托艇沿莫斯科河航行。然而，赫鲁晓夫还是对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感到很“闹心”。他的“困惑”，他后来说：“不时困扰着我。我越来越确信，如果我们若无其事地去参加会议，我们的尊严将会受到损害。”
赫鲁晓夫说在飞往巴黎的途中，他决定要在首脑会晤中提出抗议。事实上，在沃努科夫-2机场时，赫鲁晓夫的决心就已经做出了。除了赫鲁晓夫、葛罗米柯和马利诺夫斯基外，前去参加巴黎首脑会晤的代表都已经登上了飞机。（代表团人员包括21名顾问、5名情报人员、8名翻译、5名密码人员、10名速记员、4名通讯专家、4名司机、28名警卫人员以及其他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财务专家和医生等。）主席团委员聚集在玻璃过道里，后来又来到机翼下进行最后的话别。飞机起飞后不久，赫鲁晓夫告诉他的助手们说他必须要求艾森豪威尔正式道歉，处罚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并承诺以后不再进行类似的飞行；他认为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美国总统不可能答应的，这样首脑会晤差不多肯定会破裂。“这实在可惜，”赫鲁晓夫说：“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U-2飞机飞行不仅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而且也是对苏联的巨大侮辱。”
特罗亚诺夫斯基静静地听着赫鲁晓夫的讲话，想到国际社会重又回到了冷战最紧张的局势中，不由得感到心情沮丧。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一向表情严肃的外交部副部长巴勒里安·左林（Valerian Zorin）在大厅里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情况不妙！情况不妙！”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唯一感到高兴的好像就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西方观察家从马利诺夫斯基出席巴黎首脑会晤得出判断认为，他们是想确保赫鲁晓夫不会偏离新的强硬路线。实际上，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并没有存在那种危险。如果说需要注意的话，那也是赫鲁晓夫得克制住自己的愤怒情绪。在巴黎期间，有一次葛罗米柯将美国国务卿赫脱说成是拄着拐杖的瘸子，赫鲁晓夫大声问道：“这是不是上帝给那个恶棍做的标记。”担心他在与赫脱本人交谈时也会这样说话，葛罗米柯和特罗亚诺夫斯基反对作这种比较。
当飞机于5月14日在奥莱机场降落时，赫鲁晓夫已经为四大国首脑会晤做好了准备，随时将抛出爆炸性的问题：“我的愤怒就像电流一样在我体内不断积聚，随时都有可能释放出来。……我们的代表团就像一块强力的磁石，将排斥任何带有相反电荷的异体。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虽然提前抵达巴黎一天本来是想进行和平努力的，但赫鲁晓夫却将其用于发泄他的怒气上。在原来的皇家围猎场、现为苏联大使馆所在地的别墅里呆了一晚，早上散步时“帮助”一位法国农户用镰刀割草后，赫鲁晓夫对戴高乐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按照戴高乐的说法，他们之间的会见变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交锋”。赫鲁晓夫通过法国总统向艾森豪威尔传递了一份最后通牒。戴高乐的回答是U-2飞机事件本身表明举行首脑会晤很必要，这招致赫鲁晓夫“发泄他强烈的义愤”。现在与戴高乐抗争的赫鲁晓夫和3月份刚在法国访问的那个人完全不同，法国总统后来说：“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看只有在俄罗斯的传说故事中才会出现。”
当他当天晚些时候与麦克米伦会面时，赫鲁晓夫变得稍微“随和”一点了，但是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并非如此。在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后（留在戴高乐那里的也是这份声明）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的讲话，对美国进行了攻击，艾森豪威尔总统、五角大楼、反动派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统统成了他攻击的对象”。他顺便提及英国首相“出身贵族”，而他，赫鲁晓夫，“则是矿工出身”。年轻时，他“逮过麻雀，小鸟啄过他的手”，但苏联人民“不是麻雀，他们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对任何企图发起新的战争的人予以致命的一击”。艾森豪威尔曾在戴维营会谈中将赫鲁晓夫称为他的“朋友”，甚至教给他英语单词。但是现在，赫鲁晓夫说：“他的朋友（他曾一再痛苦地重复这一称谓），他的朋友艾森豪威尔背叛了他。”[14]
西方国家对赫鲁晓夫表演的反应不一。如果赫鲁晓夫破坏了首脑会晤，那“法国对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戴高乐说，“一直以来努力呼吁举行此次会谈的”并不是法国。虽然被完全激怒了，但艾森豪威尔仍然想尽办法来挽救这次首脑会晤。与往常一样，麦克米伦做好了对任何最极端的情况让步的准备，即使“柏林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市，那也不是一种太坏的命运”。
5月16日，星期一，赫鲁晓夫和他的代表团第一个来到了爱丽舍宫。戴高乐带着他们走上宽大的大理石台阶，带到了一个大大的绿色会议厅里，这间会议厅房顶很高，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在会议厅的中央，几张桌子拼成了一个正方形。几分钟后，戴高乐将英国代表团领了进来，赫鲁晓夫与麦克米伦握手致意。但是当艾森豪威尔进来的时候，他和赫鲁晓夫没有握手。
四个代表团各就各位，法国与美国代表团相对，苏联代表团坐在美国人的右边，与他们相对的是英国代表团。“我们相聚在此，举行四国首脑会晤。”戴高乐招呼大家安静，宣布会议开始。“昨天我收到了一位与会代表，赫鲁晓夫先生的声明，我已经将他的声明口头转达到了其他的代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先生。因此，现在有谁想发表意见吗？”
赫鲁晓夫先生说他有话要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是。戴高乐建议说，作为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艾森豪威尔先进行发言。赫鲁晓夫愤怒地反对说，所有代表团的团长都是平等的，而且他还是首先提出请求的。戴高乐抬起眼来看了一下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冷冷地点头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重新站了起来，麦克米伦后来描述说“他的手势让人想起了米考伯先生”，赫鲁晓夫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卷折叠起来的打印文件”，开始“严厉抨击艾克（就像米考伯对希普那样），言语中混合着辱骂、讽刺、攻击以及有理有据的争辩”。
赫鲁晓夫用了大约45分钟（包括翻译时间）宣读完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在这种情况下，”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我不能信口开河。每个词语都必须准确，每个句子都必须组织得当……让他们没有任何误解的余地，否则就有可能被我们的对手所利用。”
当他大声宣读时，中间偶尔停下来喝口水，赫鲁晓夫的左眼开始跳动，双手颤抖。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但没有谴责U-2飞机事件，反而宣布将继续这样的侦察飞行，苏联代表团不可能参加这样的会谈，并提议将首脑会晤推迟“大约六到八个月”，他们没有明说，到那时艾森豪威尔就不再是美国总统了。同样，美国总统对苏联的访问将被无限期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