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赫鲁晓夫本人发起了针对宗教的新攻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肯定批准了这一行动。这是他为去斯大林化所付出的代价——考虑到这种镇压会受到像苏斯洛夫这样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的欢迎——不过，他也许还将此看作去斯大林化的一种方式，因为这摒弃了斯大林对宗教的妥协态度，又重新回到了列宁主义那种更富战斗性的路线上来。这种新政策与党的新发展纲要的准备在时间上的巧合绝非偶然。要想让苏联国人摆脱“过去的遗产”，还有什么比赫鲁晓夫通过规划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来激起公众的热情更好的呢？不过，如果像他的亲密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本人也保留着残余的宗教信仰，那他对宗教的打击肯定加深了他的负罪感，同时让他更加需要更多的阿谀奉承来缓解他内心的矛盾。
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于1961年10月17日召开，会议地点是克里姆林宫内刚刚落成的大理石和玻璃结构的具有现代气息的议会大厦。大厦的建造工作紧锣密鼓，直到最后一刻才完工。大厦的准时完工使得党代会的开幕变得更加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将近5000名苏联代表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代表出席了会议。自从上一次按照正常日程举行的党代会以来，五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959年召开的第二十一届党代会是个例外），现在到了对1956年以来的苏联与世界做出评估的时候了。
如果党代会具有真正的权力与权威，那它有着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农业滑坡；赫鲁晓夫的德国政策；他对中国以及本国知识界关系的处理。到1961年时，从普通的集体农庄农户到高层的将领肯定都对他的领导产生了怀疑。但这是赫鲁晓夫大权独揽的时期，这些事件都变成了对他取得成就的称颂。
宏大的新发展纲要定下了调子。赫鲁晓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报告，并对党的发展纲要作了同样冗长的说明，这两次讲话用了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政治局成员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Polyansky）在1964年10月抱怨说，当时赫鲁晓夫即将被赶下台，“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000万党员的党，难道真的就找不出一个其他够资格的人来作其中的一份报告吗？”］在党代会闭幕前，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欢呼赫鲁晓夫“不知疲倦的精力与革命热情鼓舞着我们所有人勇往直前”，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两年后加入到勃列日涅夫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中，但他当时对赫鲁晓夫“与人民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仁慈与朴素以及他不断向人民大众学习与教育人民大众的能力”大加赞美。
仔细阅读党代会讲话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不同的反应。当时的西方克里姆林宫分析人士将这些反应看作苏联高层内出现秘密斗争的迹象。然而，如果真的存在反对赫鲁晓夫的势力，那么这个令人厌恶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可能就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了。赫鲁晓夫“真正的麻烦”出现在后来，他的同事德米切夫回忆说，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莫斯科市党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后来说：“我们都不得不在那里看着尼基塔·赫鲁晓夫得到多么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逆流，突然又重新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攻击，这与会上普遍庆祝的气氛显然不相协调。为了与1957年后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运动趋于平息相一致，新的发展纲要基本上没有提及这一话题。主席团成员奥托·库辛连（Otto Kusinen）曾呼吁赫鲁晓夫至少应在发展纲要里包含一些对“个人崇拜”进行批评的内容，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尽管库辛连在草案中的言词要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语气弱化很多，但还是没有写进最后的正式文件中。虽然赫鲁晓夫对第二十届党代会在斯大林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以及1957年打倒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人进行了称颂，但他的语气远谈不上激烈。不过，他的讲话还是激起了一阵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浪潮，并最终淹没了这届党代会所树立起来的必胜信念。
当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召开时，斯大林的遗体仍安放在红场列宁陵墓的旁边，同时斯大林格勒这座伏尔加河上的“英雄城市”仍然是以斯大林的名字来命名的，同样的还有全国数以千计的街道、广场与企业。现在，斯大林的名誉突然之间被蒙上一层阴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也是如此。《真理报》编辑帕维尔·萨蒂尤科夫（Pavel Satiukov）诬蔑莫洛托夫之流是“习惯于泥浆与污秽的沼泽动物”。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莫洛托夫之流反对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作为帮凶所起的作用……会大白于天下”。在回顾他的朋友雅基尔将军被处决一事时，赫鲁晓夫报告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在50年代都同意给雅基尔平反昭雪。“但是将这些人置于死地的正是你们，”赫鲁晓夫曾对他们说：“所以你们什么时候凭过良心办事，是过去还是现在？”
他于1956年和1957年也进行过类似的指控，但将它们公之于众，这还是第一次。他甚至暗示斯大林下达了1934年对谢尔盖·基洛夫的谋杀令，并呼吁在莫斯科为斯大林的受害者建造一座纪念碑。根据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投票结果，“继续将约瑟夫·斯大林的棺木停放在红场陵墓中是不适宜的”，在一位1902年入党的老妇人哭诉她曾“在心里向伊里奇［列宁］倾诉，他就好像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说：‘我不喜欢躺在斯大林旁边，他给我们党带来了太多的不幸’”后，大会通过了将斯大林遗体从红场陵墓清除出去的决议（当然是全体通过）。
当天晚上，斯大林的遗体就被从红场陵墓中移出。在夜幕的掩护下，红场进行了警戒隔离，斯大林的棺木被从其所在的荣誉之地取出，拉出了这座大理石建筑，被扔到了后面的一个大坑里。“他们并不是水平将棺木抬出来的，”谢列平说：“而是倾斜了45度角。我有种感觉，他会睁开眼睛说：‘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当局所下的命令不是将大坑里埋上土，而是以几卡车水泥将斯大林的棺木压住。
除了宣扬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和揭露斯大林主义者的故意伤害罪行外，这届党代会的议程中还包括赫鲁晓夫对共产党官员任期设立的限制。他想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在两到三届，除了那些“由于有着公认的权威与杰出的政治、组织或其他才能的”人可以担任“更多的期限”，就像他本人这样。[3]但是人们至今无法明白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会让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情感爆发淹没了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几乎其他所有的方面。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他父亲“没有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他在冲动之下做出的表示促使其他的发言人都急不可耐地想与他保持一致。其他人坚持认为赫鲁晓夫是有意识地迫使他的同事们加入这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大合唱的。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赫鲁晓夫自我怀疑与自信混杂的一贯性格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在内外政策都遭受挫折后，赫鲁晓夫有充分的理由揣测这届党代会的代表会对他有何种看法。在会议开始前，莫洛托夫又向中央委员会发去了一封信，攻击新的发展纲要是“对共产主义的中伤”。他在后来与朋友的交谈中认为赫鲁晓夫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用他的左脚写就了这一发展纲要”，不过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是否包括了这一说法还不得而知。[4]
莫洛托夫的信挑起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对“反党集团”展开攻击。不久后，其主要成员就被开除出党。一向唯唯诺诺的党代会会支持赫鲁晓夫，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是这可以唤起代表们多大的热情？当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新一轮攻击引发如潮的支持声浪，甚至盖过新发展纲要时，赫鲁晓夫好像终于完全清楚地看到了他权威大厦坚如磐石。主要的敌人终于被粉碎，斯大林的声望也被撕成碎片，赫鲁晓夫现在觉得他完全掌控了局面，比1956年时要坚实许多，甚至比1957年还要牢靠。
他的心里既有权威进一步增强的喜悦，也有一如既往的自我怀疑所带来的苦楚。当党代会推选的中央委员会开会选举主席团成员时，他的这两种心情都清楚地表露了出来。数以千计的会议代表与客人就座的大厅使得由几百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相形见绌。宣布会议开幕是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事，但是他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像是要显示，没有他全体会议就开始不了似的。“该您讲话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有人大声喊道。赫鲁晓夫装出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问是否还有其他的人想发言。最后终于走上讲台，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把这张纸弄丢了，那我们只得在没有主席团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了。”他的这一姿态表明他本人起草了提名者名单。防止有人漏掉这一点，他又补充说道：“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中央委员会委员焦急地等待，想知道自己是否仍在名单上时，赫鲁晓夫开始宣读他的提名。当他忽略将自己的名字包括在内时，大家齐声喊道：“赫鲁晓夫呢？……我们提名赫鲁晓夫。”
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成为又一个转折点。不再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或是其他什么人的牵制，在过去权力的基础上又树立起了新的权威，赫鲁晓夫开始着手处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5]农业当然是其中之一。尽管夏天的景况不错，但1961年的收成是令人失望的：产量仅仅增加了0.7%，肉产量比1959年和1960年还要低，而处女地的收成情况是五年来最低的。更令人头疼的是这与新发展纲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纲要承诺“农业将极大丰富，完全开发，并获得高产”，保证“为大众提供充裕的高质量的食品，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6]
造成农业收成不足的原因有很多。甚至在供应增长的情况下，农产品也满足不了需求，因为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求也增加了。但是在面临食品紧缺时，很多人将过错怪罪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在西伯利亚的赤塔市，12月30日和31日出现了街头大字报，上面的口号包括“打倒赫鲁晓夫的独裁统治！”“你信口开河，赫鲁晓夫：你承诺的产品极大丰富在哪里？”
赫鲁晓夫对这一最新危机的反应与他此前和之后的举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他确信新的改革将很快可以解决短缺问题。1963年，他实际上已经对找到解决办法失去信心了。然而，在1961年到1962年的冬天，不管如何的沮丧与愤怒，他还是认为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与往常一样，他的直觉告诉他要到现场去寻找答案，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党代会结束后的两个星期，他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工人。从那里，他前往处女地与西伯利亚，于12月中旬回到莫斯科。一个星期后，他来到了基辅。一月中旬，他出现在明斯克。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3月开始讨论农业问题。人们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所有领域所遇到的困难在不断增多，甚至当他在为农村开出最新的万能灵药时。
在塔什干，赫鲁晓夫的讲话变成了人们请求他发放更多的钱财：“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是把我们的口袋翻出来数钱吗？我可以把我的口袋翻出来给你看，让你知道里面是空的。……我什么也没有，我带给你的除了良好的祝愿外一无所有。”对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他承认他的共和国1961年对处女地粮食产量的贡献“有所下降”，赫鲁晓夫回击道：“这种说法太轻了。你不是降低了粮食产量，而是破坏粮食生产。”在诺沃斯比尔斯克，他谴责让该共和国四分之一的可耕地休耕或是长草，这种做法是30年代开始的，以弥补除草剂与肥料的不足。不加区分地利用草地的做法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像这样大量休耕的做法同样也是不对的，赫鲁晓夫下令在这些土地上播种需要精心耕作的玉米和其他作物。
在12月14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话带挖苦”。那些倾向于草地休耕的农艺师们“应该被揪着耳朵拽出泥潭，拉到澡堂里好好洗洗脑子”。在一些农庄，这种滥用土地的现象“绝对是有罪的”。当与会官员未能对他的长篇大论做出适当的反应时，赫鲁晓夫抱怨道：“你们并没有完全赞同我的观点。”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在国家面临“肉类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农庄领导人“却过着优裕的生活，按时领到工资，甚至还有奖金。……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赫鲁晓夫在基辅的讲话要显得柔和一些，这好像是因为他回到了乌克兰，但是在明斯克，他又再次发作了。在对农产品增长吹嘘了数年后，他突然之间改变了口气：“人口已经增长了，对食品的需求已经大大提高。因此，只与1953年比较产量是没有意义的。……我必须向你们当面说出事实。如果我不说的话，那谁会告诉你们呢？”其中一些明显感到不快的听众也许会说：“赫鲁晓夫来这里是批评谴责我们的。”“那你们认为我是为什么来的，难道是向你们宣读普希金的作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