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父母的看法与克莱恩肖更为接近一些。他们在罢工与其他的动乱时期将儿子送回了卡里诺夫卡。但是他们想让他离开尤索夫卡的努力很可能更加激起了他对尤索夫卡的迷恋。起初他干的活和在卡里诺夫卡时一样，为当地一家地主照看奶牛、绵羊，还有花园。后来他与其他年轻人一起打扫煤矿锅炉，这项工作要求他爬进烟囱里，用一根铁棍将炉碴清除，每次爬出来时都是一身的烟灰。不久他到锅炉车间当了一名学徒，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梦想着成为一名钳工”。当有机会选择当车工还是当钳工学徒时，他选择了后者，“经过简短的培训，师傅交给我一把老虎钳和其他的工具，我开始在车间里干活。就这样，我在15岁时成为了一名工人”。
金属之于钳工就像木头之于木匠，赫鲁晓夫在有人问起他为何选择当钳工时这么说道：“一个车床工只能制造单个的零件，而钳工却可以组装所有的零件，赋予整部机器以生命，使其可以工作。”在尤索夫卡的最初几年里，他利用废钢铁做了一辆自行车，后来他又利用一辆废旧的摩托将他的自行车改装成了一辆“摩托车”，他骑着这辆摩托车轰隆着在尤索夫卡到处转悠。
赫鲁晓夫跟在一个名叫雅科夫·库蒂科夫（Yakov Kutikov）的犹太钳工后面在煤矿附近的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工厂和铁铸厂做一名学徒，这个煤矿位于现在的老城，这个位于山脚下的地区显得很灰暗，街道是狭窄的鹅卵石路，从这里往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近修建起来的顿涅茨克，那里有公园、广场、宽阔的街道与高大的建筑物。德国人拥有的伯塞与吉纳菲尔德是顿巴斯兴建的第一批工厂之一，主要是修理复杂的采矿设备——电梯、锅炉、绞盘、水泵以及有轨电车——同时也制造一些用于附近煤矿的简单设备。赫鲁晓夫在这家工厂里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中间有半个小时的早餐时间和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他一天的劳动可以换得25个戈比。[5]在自己制造自行车前，他每天都得步行数英里去上班。
每天的工作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被赫鲁晓夫日益积聚的兴奋感冲淡了。在一张1910年的照片里，一群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厂的工人穿着灰色的、里面填满棉花的工作服，戴着暖和的帽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他们中最年轻的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作为学徒，他却站在第一排的正中间，圆圆的脸上神采飞扬，露出急于讨好的表情。
有着这种激情的并非尼基塔一人。根据一项对同一时期圣彼得堡年轻工人所作的调查，“那些被提供学徒机会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被吸纳进工厂或车间里的成年人圈子里，尽管缓慢而微妙，但他们更有可能培养起一种与他们不断增长的技能相称的新的自我形象。……”
一位年轻的莫斯科工人在表达他对技能掌握与控制能力不断增长的感受时这样说道：“经过工作台一年的经历，我已经知道了如何画出并设计模型了，如果不是很复杂的话。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我越来越有主见，也越来越确定。‘长辈’的权威开始在我身上失去作用。我已经对每天的日常工作有了切身的感悟了。”
在社会主义现实作家菲奥多尔·格拉德科夫（Fyodor Gladkov）的笔下，还是这位工人回忆说：“他被大型钢铁厂诗情画意般的场景深深地吸引住了，钢铁炉巨大的轰鸣，蒸汽机喷出的烟雾，高耸林立的管道，不断上升的黑烟形成的乌云遮天蔽日。……我有一种与工厂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与劳动的壮美场面融合在一起，与我们沉闷的乡村生活相比，这种诗情画意般的场景让我感到更加亲切。”
赫鲁晓夫的感受甚至更为强烈，因为劳动者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像他这样的钳工更是处于接近最高层的地位了。工厂工人的薪水要比矿工多很多，一份新俄罗斯公司的工资表显示，该工厂工人的薪水处于十大高薪阶层的第三位。例如，建筑工人的薪水就要低得多，因此赫鲁晓夫记得：“那些建造房屋的人甚至不被认为是具有职业技能的从业者，他们通常只是些知道如何将砖块和灰泥堆到一起的农民。”
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赫鲁晓夫进一步拉大了与其农民背景的距离。有一次，他曾在米沙和伊尔亚·科什科的家里呆了几天，这兄弟俩和他在一起当学徒工。81年后，伊尔亚的女儿奥尔加还生活在那座建于1910年的矮小的土坯房里。1991年那条尼基塔去科什科家曾经走过的街道看起来甚至比1910年时还要差：路的中间有一条流淌着污水的小沟，周围长着杂草；那些赫鲁晓夫时代建造的土坯房仍然散落在破败的篱笆墙里；行人只能在石块、车辙与成堆的垃圾中间小心地寻找下一个立足点。1910年，未来对于这位脸上尚显稚嫩、头发蓬乱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光明的，他有时候骑着自制的摩托车来科什科家，摩托车的轰响会让所有的邻居都知道他的到来。
赫鲁晓夫是在科什科家聚会的“那帮人的灵魂”。他喜欢开玩笑，逗大家发笑。但是在努力迎合大伙的快乐背后，他还有一种必须如此表现的感觉。尼基塔在大家眼里已经是那种讨女孩喜欢的人了，不过如果他对科什科兄弟的三位姐妹有什么爱的企图的话，那他并没有得逞。在她们看来，他只是个“卡茨亚普”（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不太友好的称谓），她们还觉得这位“衣衫无华的毛头小伙”身材太矮，没有动人之处，也许还是太穷了，不能激发起她们浪漫的兴趣。
除了罗曼蒂克的想法外，赫鲁晓夫最大的兴趣就是政治。一天晚上在科什科家里，他和朋友们认为清扫锅炉比繁重的劳动还要糟糕；当向老板发出抱怨后，他们就被解雇了。差不多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开始阅读送到工厂与矿场大门口的激进报纸。到1912年5月，他已经为被杀害的列那金矿罢工者的家属成功筹集了一笔捐款，这在当地警察局里留下了不良的案底。当他们将此通知给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工厂的主管机构时，他再一次被解雇了。颇费了一番周折后，他在鲁钦科夫附近的第31号矿井找到了一份工作，修理井下设备。据说，他在那里散发社会民主党报纸，协助组织政治学习小组。1914年，他再次变换工作，来到了一家机械修理厂，由于这家修理厂为十座矿井提供机械修理服务，赫鲁晓夫得以结识更多的熟人。
不管到哪里工作，赫鲁晓夫都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根据一份谄媚的苏联文件的记录，“他的工作使他经常处于工人们中间，他热情、爽朗的性格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在每座矿井前，那些等待升降梯的矿工“都是赫鲁晓夫绝好的听众。有他这样一位特别能吸引人的故事讲述者在旁边，他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赫鲁晓夫本人补充说：“工人们说我讲得不错，因此每当想改善条件或提高待遇时，他们就推选我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去与老板交涉。他们经常让我带着他们的最后通牒，因为他们说我有与老板抗争的勇气。”
即使赫鲁晓夫的回忆是真实的，其中也不乏添油加醋的成分。因为虽然是个露头角的政治积极分子，但他同样需要在他的钳工工作中投入很大的精力，以便能追求到出身富裕之家的、受过教育的动人女性，并与之结婚，生儿育女，能够挣到足够的金钱，能住上在当时来说是宽大豪华的公寓。
不过，这些政治上的举动与个人的目标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如果俄罗斯换了天下，那么像赫鲁晓夫这样具有技能与雄心的年轻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在这样的新社会还没有降临之前，他只能在旧的体制下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尽管仍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尼基塔开始在伊万·皮萨雷夫（Ivan Pisarev）家里呆的时间越来越长，皮萨雷夫在鲁钦科夫煤矿看管主电梯。根据苏联的一份记录，皮萨雷夫也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而且皮萨雷夫的家“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发表那种在电梯边不能说的尖锐的但意义重大的言论”。不过赫鲁晓夫至少是被这样一种社交的环境吸引住了，这里对于他来说是新奇的，而且他也渴望从这里实现自己往上奋斗的愿望。
皮萨雷夫的名字在俄语中是“写作”的意思，这说明他家的祖先是那种有文化的农民，可以为其他的村民写写信与文件什么的。伊万·皮萨雷夫的确也识字（虽然大多靠自学），因此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除了照看煤矿电梯外，他还替他的家人做鞋子，并帮其他人修鞋挣点外快。他有两头奶牛和几头猪，日子过得很不错，他的妻子不用去干活。皮萨雷夫一家与在煤矿机关里工作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很熟，至少曾和总督夫人一起去一个外国人的家里拜访过一次。
伊万·皮萨雷夫的一个孙女记得她的祖父性格特别倔强。他的妻子是个热情、脾气温和的勤勉妇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她的教养却非同一般。不过吸引赫鲁晓夫的主要还是皮萨雷夫家有五个女儿。耶弗罗西尼娅（Yefrosinia）出生于1896年，接着是1901年出生的马卢西娅（Marusia）、1903年出生的贝拉（Vera）、1905年出生的安娜（Anna）和1908年出生的阿加菲娅（Agafia）。虽然她们在相貌上彼此很像，但她们的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异。耶弗罗西尼娅红头发，脸上长有雀斑，特别好看，“性情温柔且很有妇人味”，她与安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娜是顿巴斯最早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之一，后来上了莫斯科航空学校。作为老大，耶弗罗西尼娅帮助家里人照看她的妹妹们。五个女儿都读完了当地的女子高中。
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雄心勃勃、一心想出人头地的赫鲁晓夫会被这个家庭所吸引，但是这家人对他怎么看呢？[6]皮萨雷夫家人口头流传下来的是，尼基塔很有魅力，性格很开朗，特别是和着音乐跳舞时。安娜·皮萨雷娃回忆他“身材瘦小、结实、心灵手巧”，是一个“什么都会干”、“能和他父亲一起修房子”，并且总是“衣着整洁”的年轻人。当赫鲁晓夫开始向耶弗罗西尼娅（她家人叫她弗罗西娅）求爱时，他对她的父亲表现出了特别的尊重。
安娜·皮萨雷娃描述她的姐姐“很漂亮，身材很好，脸色白净”。安娜记得赫鲁晓夫显得很老成，他宁愿和比他年长的人在一起，也不愿和他年龄相当的人相处。不过他也有可爱调皮的时候。他让当地的孩子们坐在他自制的摩托车上到处转悠，“有一次他为了打扮自己，买了一架照相机、一块手表和一辆新自行车。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很稀罕的。他很执拗，有时一声不吭。他生气时脸会发红。我们就会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他就是不说话。后来他说：‘我没有生气。’我们就说：‘但是你的脸上都写着呢，不要再隐瞒了。这时他会大笑起来。他不喝酒，他是戒酒协会的成员，他也不抽烟。’”
1961年在维也纳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举行峰会的一个非正式场合，赫鲁晓夫回忆说，年轻时如果有人认为他比实际的年龄要小，他会生气，因此当22岁他的头发开始变白时，他感到很放松。他不仅不抽烟喝酒，而且还参加了戒酒协会，这证实他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很严格。他试图掩盖自己生气的情绪，但并不能如愿，这说明他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按照他确定的标准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