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对待知识分子要温和：“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是最难对付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比共产党将国家管理得更好，于是他们总是不停地想教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他们希望成为社会的精神领袖。但是他们散漫任性。对付像这样的人，你得小心，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会把你拉下台。”
在扎维多沃，格雷奇科元帅的枪法表现得比赫鲁晓夫要好。赫鲁晓夫于是对格雷奇科大加嘲讽，好像他是军队里最愚笨无知的士兵。当勃列日涅夫作为国家元首将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别在卡斯特罗宽大的胸前时，赫鲁晓夫表情外露地走上前来，取下勋章，重新将勋章别在离刚才勃列日涅夫所别的大约一厘米的地方。在他的别墅里进行双向飞碟射击时，由于没有人能打中几个，赫鲁晓夫叫道：“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叫来，虽然他干别的都不行，但打双向飞碟还是可以的。”
列昂诺夫回忆说，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对他的举动都感到“很难堪”，“很显然，他们都感到很不安，但是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只是想努力藏到别人的后面，好看不到赫鲁晓夫”。[17]
到了1963年6月，赫鲁晓夫仍努力想说服自己古巴导弹危机是以他的胜利而告终的。“如果是懦夫，”他告诉古巴领导人说，那“我们为什么还会在古巴部署导弹？这是懦夫所能做出来的吗？不是。我们让步了吗？没有。我们是往前进了一步”。当然“如果不用撤出这些导弹，那就更好了：这是傻瓜也明白的事情”。但是“美国人想把你们从地球上消灭。所以失败的是谁？谁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们达到了目的。所以是他们失败了，我们胜利了”。
在赫鲁晓夫3月7日攻击了自由主义作家与艺术家后，保守主义者加强了他们的攻势。特罗亚诺夫斯基告诉他的朋友们说，阻止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赫鲁晓夫本人，但是即使那样，也不一定管事。4月，一份斯大林主义者的杂志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了鞭挞。“他们怎么敢那么做？”特罗亚诺夫斯基的助手弗拉基米尔·拉克辛（Lakshin）自问道：“难道粉碎赫鲁晓夫和主席团已经表示赞同的东西［《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那么容易吗？”
在6月份中央委员会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全体会议上，有超过2000“来自文化战线的工作者”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会议持续了数天。这一次，赫鲁晓夫设法保持了平静。他赞扬了特罗亚诺夫斯基，对斯大林进行了几次抨击，对于国家经济状况的讲话显得积极而老成了一些，但他还是将自己对乡野习性的困窘发泄到了其他人身上。“等一下，”他指着两位中央委员会委员说，其中一位是卡扎赫（Kazakh），他们两人正在那里低声谈论着什么，“你们为什么傻笑？什么事这么好笑？你们是在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难道你们不知道该如何表现吗？……你们怎么敢这么无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赫鲁晓夫并没有确定攻击的目标，他只是在放纵自己的情绪，而且这种情景并没有就此结束。当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准备作总结发言时，赫鲁晓夫再次抢过发言权，开始宣读一份简短的发言稿，接着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漫无目的地谈论了各种各样的话题，从应该被开除出党的作家到毛泽东是如何想通过展示他卓越的游泳技能来羞辱他的。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让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刚刚发到他们手上的决议。赫鲁晓夫心血来潮之下想体现出他宽宏大量的民主，于是邀请将近2000名代表进行投票。中央委员会委员们都感到很吃惊，米哈伊尔·罗姆也是如此。“于是我们在那里开始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文件中的一段文字进行投票，”这位电影导演回忆说：“这就是赫鲁晓夫。”
同年7月，在第三届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委员会（由9名来自共产党国家以及6名来自西方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评委组成）投票决定将第一名奖颁发给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超现实主义电影《81/2》，伊利切夫想取消这一奖项，并解散评审委员会，但是担心会引起国际性的丑闻。国家影剧院联合会主席阿历克赛·罗马诺夫（Romanov）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出去，”赫鲁晓夫对罗马诺夫喊道：“去把片子拿给我。我要亲自看看，因为你什么都不明白。”
赫鲁晓夫在他的别墅里观看《81/2》时，他儿子试图说服他费里尼确实是位天才。根据谢尔盖的说法：“父亲马上就发火了：‘出去，不要打扰我。我坐在这儿不是为了娱乐。’”后来他对谢尔盖承认说：“我什么都看不懂，但是国际评审委员会却把一等奖颁发给了它。我应该怎么做？他们对电影懂得比我多，他们来这儿就是干这个的。他们为什么总是拿这些东西来蒙骗我？我已经给伊利契夫打过电话，叫他不要干涉。还是让专业人士来决定吧。”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好像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他作为首席文化评论家的角色，因为在一个艺术阵营与另一个阵营相互争斗时总会将问题推到他这儿。中央委员会里的文化专家乔治·库尼辛回忆了一件事情，那是乌克兰党委解除了几位基辅电影官员的职务，因为他们批准了基拉（Kira）和亚历山大·穆拉托夫（Muratov）的自由主义思想电影《我们诚实的面包》。库尼辛在没有把基辅发生的事情告诉莫斯科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把这部电影拿到了赫鲁晓夫那里，结果赫鲁晓夫很喜欢。当基辅方面得知这一消息时，他们在莫斯科还没有来得及批准时就取消了对基辅电影官员的处罚。米高扬说，像苏斯洛夫和伊利契夫这样的保守主义者随时准备利用赫鲁晓夫“缺乏教育”的弱点，用他的话来对付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米高扬看来，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赫鲁晓夫“具有将知识界推向其对立面的神奇能力”。
当年夏天的某个时候，西方得到消息说莫斯科正在进行一项意识形态运动，赫鲁晓夫的文化顾问们决定向外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抓住了8月份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关于现代小说的国际会议的机会，此次会议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左翼欧洲作家联盟赞助下召开的，与会者有来自东西方国家的作家。作为表示，他们邀请了见多识广的资深作家伊尔亚·爱伦堡，他曾在国外生活过，与欧洲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赫鲁晓夫在3月7日与知识界见面时曾对爱伦堡进行了抨击（“你吃着我们俄国的面包，却梦想着法国的栗子。也许你应该属于那儿，而不是我们这儿”），但是当爱伦堡刚开始拒绝参加列宁格勒会议时，赫鲁晓夫又请求他前去参加。
赫鲁晓夫不可能做得再好了。当他与爱伦堡在克里姆林宫进行谈话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自己滔滔不绝，让对方没有插嘴的机会，这一次他确实是在听爱伦堡讲，甚至都没有打断过他。赫鲁晓夫将过去的责难归咎于误解或是他助手的坏建议，他叫爱伦堡不要“耿耿于怀”。当爱伦堡为沃兹涅先斯基和叶甫图申科辩护时，赫鲁晓夫没有表示异议。他甚至让沃兹涅先斯基可以对他本人进行检查：“你我都已经老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检查人呢？”他得意地说起他如何刚刚将中国人置于难堪境地的事情。当爱伦堡告诉他说，他会因为清除斯大林的行动而名垂青史时，赫鲁晓夫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放出了光芒。
赫鲁晓夫本来考虑要亲自参加列宁格勒会议，但最后还是在会议结束后将一部分作家（其中包括英国人安格斯·威尔逊和威廉·戈尔丁，法国人艾莲·罗布-格里亚特和纳塔利·萨劳特）邀请到了皮聪大。8月的黑海是风光最迷人的时候。自豪的赫鲁晓夫向客人们展示了他的游泳池，他一按电钮打开了游泳池的玻璃墙。他本来是想在欢迎词中对帝国主义、中国，甚至他的西方客人们进行抨击的，但是在讲话时却变成了：“你们知识分子当然会支持并服务于你们的资产阶级，但是我们对此却是唾弃的。在我们这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想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是我们会叫他们安分守己。你们也许会说我们这么做是野蛮无礼的，但我们是不会改变政策去取悦你们的。所以你们得记住这一点，不要试图改变我们的想法。”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梭雷兹曾向赫鲁晓夫抱怨（一位助手回忆说，这让他脸色变得“灰暗而沮丧”）说，没有一位法国共产党作家受邀前去皮聪大。结果在这次精心准备的午餐会上大家几乎都没有开口说话。根据他突然下达的指令，赫鲁晓夫的助手们急忙做出安排，试图在用过甜点后的诵诗会上“不让一个资产阶级”参加，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安排一架特别班机，将一位名叫伦奎斯特的瑞典作家送回家，而伦奎斯特事先已经告知他的一位家人生病在家。诵诗会持续了40分钟，中间大家休息了一会儿，抽抽烟（而这在赫鲁晓夫的住处本来是不允许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朗诵了一首大胆地反对斯大林的诗歌，但并没有得到审查员的认同。在这首名为《隔世的特罗尔金（Tyorkin）》的诗歌中，那位二战史诗中纯朴的士兵主人公发现他身后的生活被一位独裁者所掌控，这位独裁者为自己竖起了无数的纪念碑。赫鲁晓夫仔细地听着，不时皱起眉头，不过也不时会露出笑容，甚至是哈哈大笑。朗诵结束后，他使劲握住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手。几天后，阿朱别依负责的杂志刊登了这首诗，不过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反对，赫鲁晓夫也有所犹豫。“你能确信其中没有反对斯大林的意思吗？”赫鲁晓夫问切尔诺茨安。
“根本没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切尔诺茨安回答说：“虽然作为一首讽喻诗，其中当然会有一些人们看起来古怪的表达方式。”
“那你就把这些古怪的表达方式删掉。”赫鲁晓夫指示说。
1963年中期，赫鲁晓夫心情好转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改善的迹象。6月中旬，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的美洲大学发表了一次语气和缓的讲话。他对“俄罗斯人民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表示致敬，同时承认他们在世界大战中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受了更多的苦难，可以与“美国芝加哥以东地区所遭受的损失”相提并论。苏联人和美国人都居住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大家都十分珍视孩子们的未来。苏联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并有着伟大的人民”。肯尼迪呼吁重新审视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希望两国能在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上有“一个新的开始”，并宣布不久将在莫斯科开始苏联、美国与英国的高级会谈。
肯尼迪的讲话对赫鲁晓夫是巨大的安慰，赫鲁晓夫后来称之为“自从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做出的最好的讲话”。包括特罗亚诺夫斯基在内的助手们敦促赫鲁晓夫做出同样的回应。几天后，美国和苏联签署了一份协议。建立可以在危机期间进行沟通的热线联系。在7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赫鲁晓夫、阿维利尔·哈里曼以及英国的谈判人洛德·海尔萨姆（Hailsham）成功地达成了自冷战开始以来最为重要的军备控制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各国将禁止在空中、水下以及外层空间进行核武器试验。由于不需要进行现场核查，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被搁置到了一旁。
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谈判持续了10天，这使哈里曼有机会对赫鲁晓夫进行近距离的接触。赫鲁晓夫在4月份显得“老了许多，精神也不是很饱满，好像很疲惫”。他在7月份则显得心情好了许多，但是哈里曼也注意到了他取笑苏联将军们的方式，赫鲁晓夫称他的将军们是些“自作聪明的人”，在位期间浪费国家金钱，退休期间写出太多的回忆录。在与哈里曼和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一起午餐时，赫鲁晓夫对格雷奇科大加奚落（取笑他会被美国更好的指挥官所取代），这让这位元帅无法掩饰他的惊愕。
7月23日，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与卡达尔和勃列日涅夫以及他们的夫人出现在列宁体育场，哈里曼正在这里出席一次美苏之间田径比赛的开幕式。当两队队员手挽手绕场向观众致意时，赫鲁晓夫的眼眶里涌出了泪花。当天晚上，他有意将卡达尔撇在一边，对哈里曼谈了一些揭露斯大林的事情。不过在哈里曼看来，虽然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但他对斯大林还是怀有一丝敬畏之心的”。
在整个会谈期间，赫鲁晓夫对除了核禁试以外的所有问题都很关心，特别是北约与华约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赫鲁晓夫对于互不侵犯条约施加的压力是如此强烈，以致哈里曼担心会谈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失败。就像赫鲁晓夫在7月27日给肯尼迪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互不侵犯条约“不仅是实现整个世界局势正常化的重要一步，而且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中一个转折点的开端。……”但是西方谈判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单单是互不侵犯条约还不能阻止侵略行为。哈里曼能答应的最大限度就是在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后再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