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皇于1917年2月在彼得格勒退位至1929年赫鲁晓夫离开顿巴斯前往莫斯科期间，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经受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除了世界大战和大革命外，还有内战与饥荒。在顿巴斯，红军、白军、黑军（无政府主义者）和绿军（农民武装）相互冲突，争夺十分激烈，政权至少12次易手。重建工作于1921年开始，但是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布尔什维克就开始了农业集体化与国家工业化的剧烈运动。20世纪20年代末，在消灭了资本家、地主与牧师以及镇压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像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样的非共产党政党后，布尔什维克清洗了党内的非共产主义成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这些年里，赫鲁晓夫开始相信新的世界即将来临，和平与公正将占据统治地位。赫鲁晓夫在退休后回忆说，他“一直梦想回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与氛围”。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举手反对这位独裁者”时，赫鲁晓夫回答说：“因为我不是30年代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是革命后初期时代的产物，他回忆道，就是在这一时期“我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社会等级制度在我眼前土崩瓦解”。
1917年2月，赫鲁晓夫还是一个处于大规模动荡边缘的小人物。11年后，他成为乌克兰共产党组织里的高层干部。不过他选择参加革命政党而不是仅仅做一名钳工是花费了一些时间的。他直到1918年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政权一年多了。内战结束后，他找到了一份在煤矿上担任副经理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不是一次而是两次重新学习，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工厂经理，然而每次他的计划总是被他初露头角的政治前途所“打乱”。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自己是否致力于在共产党机构内谋发展感到犹豫不决的话，那么这部分是由于党的前途还不是很明朗，同时也是由于他感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他记得几乎在往上攀升的每一个台阶上他对自己都不是很自信。他拒绝被提升，就是为了能呆在熟悉的地方，周围有对他很尊重的同事与朋友。这部分是由于初入道者的自然紧张情绪所致，但并非全部。
赫鲁晓夫通过充分发挥他的特长来弥补自己的缺点：努力工作的卓越能力以及显得直率、容易亲近的个性。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他的步步高升：他对自己和自己取得成功的机会并没有把握。特别是在血腥的20世纪30年代，不过也包括动荡的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充斥着形形色色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对于赫鲁晓夫所表现出来的谦虚，他的上司肯定会感到很奇怪。问题是，当时和现在都一样，他所表现出来的单纯与正派都是出于真心，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答案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单纯与正派是真实的，但是他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粉饰，并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因为赫鲁晓夫证明他并非是像阴谋家之类的无能之辈。在他自己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回忆中，他的这一面几乎完全没有体现，在当时留存下来的文件中也只是隐约可见，但是这的确是他真实的一面。
甚至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1]的垮台改变了赫鲁晓夫的世界。这个新的彼得格勒临时政府虽然执掌了政权，但并没有能够行使完全的统治权，特别是在帝国的南部地区。由于保守党和自由党以及君主政权相互猜忌，像顿巴斯这样的地区，基本的社会秩序只能由工人代表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委员会）来维持，但是还是经常会发生无政府主义的骚乱。尤索夫卡煤矿主所谓的工人的过分要求包括实行事实上的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也有一些确实过分的要求：侵占或拆毁老板的公寓、打骂、即时逮捕以及袋鼠法庭。[2]
在一段时期内，虽然人们对资产阶级没有好感，很痛恨，但布尔什维克几乎和资产阶级一样不受人们欢迎。矿工们对帝国的爱国热情使得他们在尤索夫卡私刑拷打了几个反对战争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彼得格勒发生了针对临时政府的起义后（起义被镇压后列宁躲藏了起来，托洛茨基被逮捕），顿巴斯的布尔什维克力量更加脆弱了。当列宁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时，尤索夫卡的苏维埃通过了孟什维克倡议的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变的决议。只是在强力排挤了他们的对手后，布尔什维克才最终在尤索夫卡苏维埃中获得了不算可靠的多数。“要想挽救布尔什维克”，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评论说，“就可能会引发一场内战”。
在1917年的混乱中，赫鲁晓夫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但并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在选举参加鲁钦科夫苏维埃的代表时，他是其中的一员；1917年5月29日，他被“无记名”推选为主席。8月他在鲁钦科夫加入了一个保卫革命的政治军事团体，12月他成为矿工与钳工商会委员会的主席，该商会联络着尤索夫卡地区八个煤矿与工厂的工人。就在同一时期，斯大林后来的亲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在尤索夫卡领导着布尔什维克。苏联的一份文件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当时也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之一。但是他当时还不是一名党员。
“他当时绝对不是革命者，”V.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差不多70年后说：“他是到1918年才加入共产党的。这就是他的积极程度！那时很多普通工人都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不过就是这样的人后来成了我们党的领导人！这真是太荒谬了！荒谬至极！”
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莫洛托夫的蔑视带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意味，但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却是极力维护的。“人们都知道我是属于那种积极分子之列的，但是我直到1918年才成为党员。”赫鲁晓夫在退休后说：“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加入党组织时，我解释说那时加入党组织和现在不一样，没有人搞运动或努力说服你加入。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运动和团体，你很难完全搞清楚它们的性质。当革命开始时，我就立即决定了自己的立场。”
就像他的自我辩解所说的那样，他的行为也不是特别合适的。没有人说服他加入很难成为一个具有自发动力与坚定信念的革命者的借口。赫鲁晓夫在区分各种不同团体时所遇到的困难与他宣称自己“自觉地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是矛盾的。此外，他声称在1917年10月后立即确定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也是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赫鲁晓夫很可能更倾向于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因为孟什维克强调发展经济，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政治权力。毕竟孟什维克的主要支持者是比较富裕的工人，他们害怕在革命中失去一些东西，而赫鲁晓夫就是其中的一个。只要温和派掌握政局，他就可以赢得很多利益。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控制了政权，似乎能击败所有的反革命图谋时，赫鲁晓夫才站到了它们一边。
如果说革命引发了秩序的混乱，那么接下来的内战则更为糟糕，特别是在顿巴斯，有三分之一的矿工丢掉了性命。1917年12月，加勒丁（Kaledin）将军率领的哥萨克分遣队在亚西诺夫卡（Yasinovka）杀害了20名矿工，并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了污水池和粪堆里。在马克耶夫卡（Makeyevka）附近，哥萨克挖矿工的眼睛，割他们的喉咙，并把其他的矿工活活扔进矿井里。作为回应，被称为“红卫军”的工人小分队逮捕了白军军官、煤矿经理和哥萨克武装分子，当场把他们打死，将他们陈尸街头。
在加勒丁的部队向尤索夫卡进发时，他们所到之处出现了成群的难民，他们遇到了从彼得格勒派来的红军的抵抗。在几个地方的战斗中，加勒丁的部队与据说是在伊凡·达尼洛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带领下的鲁钦科夫红卫军发生了遭遇战。
到1918年2月，加勒丁已经被打败。4月，另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基辅的中央拉达（the Central Lada）也被击溃，基辅当时宣布自己成立了独立的乌克兰政府。至此，布尔什维克面对着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强大的德国军队，当时德国仍与俄国及其他协约国处于战争状态。[3]当德国和奥地利军队逼近尤索夫卡时，布尔什维克党人都逃跑了，城市主要落入了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德国和它们的乌克兰合作者海特曼·帕夫洛·斯特洛帕德斯基（Hetman Pavlo Skoropadsky）恢复了煤矿原来的管理者，他们对政治上有嫌疑的工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在一个镇上，德国人在他们到达的当天就枪杀了45名矿工。不久以后，那些没有与布尔什维克一起逃亡、加入红军以及向南流亡以躲避饥荒的大多数矿工都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村子里。
赫鲁晓夫也在逃亡者之列。[4]当人们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回到了农村，然而1918年的农村也爆发了又一轮的暴力。虽然内心对农民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布尔什维克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还是承诺让他们拥有土地（以及和平与面包）。然后在重新分配土地时，不仅是地主与教会，而且连富农也被剥夺了土地。1918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开始征收谷物，以供应城市居民和新的红军。当农民抵制时，武装小分队就强行夺走谷物，这使得除了战争的死亡和破坏外，又引发了饥荒。
赫鲁晓夫领导着卡里诺夫卡的贫民委员会。从理论上讲，村民被划分成富农、中农与贫农。事实上，这种界限并不很明显。然而，布尔什维克却通过邻居间相互告发的方式来利用这种“阶级对立”。我们也许无法确定这种兄弟姐妹相互残害的情况在赫鲁晓夫的村庄里有多么血腥，但我们可以肯定赫鲁晓夫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8年底或1919年初，赫鲁晓夫应征参加了红军。当1918年11月停火协议签订后德国人离开乌克兰时，白军在尤索夫卡作威作福。S.V.邓尼索夫（S.V.Denisov）命令将每十名被捕工人中的一人绞死，数百具尸体在街道上悬挂了好几天。作为回应，红军枪杀了怀疑与白匪串通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斯科罗帕德斯基的警察和纳斯特·马赫诺（Nestor Makhno）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也对他们的敌人大开杀戒，而不管哪股势力占据上风，犹太人都是血腥屠杀的目标。
再往南，赫鲁晓夫当时与红军第九军驻扎在一起，战斗更加残酷。虽然战争时期的政治委员列昂·托洛茨基禁止杀害俘虏，但“受伤和被抓获的白军军官不仅被枪杀掉，而且还会受到各种可能的残酷方式的折磨。他们会根据白军军官们肩章上星的数量在他们的肩膀上钉上相应数量的钉子；将勋章烙在他们的胸上，并在大腿上划上道道。他们甚至会把白军军官的命根子割下来，塞到他们的嘴里”。
白军将军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的军队重新夺取了整个库班区（Kuban）和北高加索地区，抓获了大约5万名俘虏。1919年仲夏，俄罗斯南部的红军似乎已经处于溃败的边缘。白军占领了哈尔科夫（Kharkov）、叶卡特林诺斯拉夫（Yekaterinoslav）［后来改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和察里津（Tsaritsyn）（后来改称为“斯大林格勒”，再后来又称为“伏尔加格勒”）。9月20日，在白军一辆装甲车的攻击下，库尔斯克落入了政变者的手中。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逆转。邓尼金未能继续向莫斯科进发，他遇到了困难——兵力不足、组织混乱以及缺乏民众的支持——这导致了形势急转直下。1920年5月，他的志愿军被彻底打垮。到白军将领兰格尔（Pyotr Wrangel）的部队11月从克里米亚撤退时，整个内战已经结束。
很显然，有关赫鲁晓夫所在的第九军的记录是毁誉参半的。有一份报道说，第九军“不止一次逃离”战斗现场。不过，第九军也成功地行军620英里，从顿河上游到了黑海岸边，在行军途中，赫鲁晓夫从一名党小组的组织者被提升为营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第九军政治部主任。
政治委员制度是1918年4月建立起来的，当时红军对意志坚定的工人积极分子的依赖逐渐减少，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农民的依赖却越来越大。政治委员的任务就是提高部队的战备水平与士气，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还有部分职责是提高部队人员的文化水平。作为一支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对这些目标很重视。“鼓动、宣传与教导工作”的任务包括教会文盲士兵如何读写、出版宣传小册子与报纸、排练上演戏剧、筹建图书馆以及维持红军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