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希特勒的最后胜利更加让人感到欣喜。但是赫鲁晓夫的高兴中也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如此众多的人民为了苏联制度而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这更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胜利的喜悦进一步支撑了他的信仰。赫鲁晓夫甚至记得他当时想起了斯大林。在重新夺回基辅后，他给这位独裁者打去了电话，“因为我只是想让斯大林高兴一下”。在德国投降后，他向斯大林表示祝贺，但受到的只是斯大林的一通责备。“斯大林想向我表达的意思是，”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在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他的话简直让我惊呆了。他怎么能有如此反应呢？我感到很恼火，责备自己：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不过，我是了解他的性格的，我应该正确估计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相信，他从不怀疑战争的结果将会如何，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他现在已在思考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了。”[36]
[1]根据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不会在1943年前发起进攻，并认为丘吉尔只是想把苏联提早拖入战争。
[2]关于日丹诺夫的恐慌与酗酒倾向，请参见米高扬，Takbylo，第562-563页。也可以参照谢尔哥·贝利亚的Beria，My Father：InsideStalin's Kremkin（London：Duckworth，2001），第75页。谢尔哥·贝利亚为本书提供的很多素材，特别是关于他父亲的，确实有待考证，但是他关于斯大林其他同事的描述，包括关于日丹诺夫的事情，好像还是很可信的。
[3]米高扬也证实过这一点，他认为，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斯大林还是能够接受诚恳的建议的。
[4]这段叙述来源于作者和赫鲁晓夫的家人进行的多次长时间的交谈，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孩子拉达·阿朱别依和谢尔盖·赫鲁晓夫；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遗孀和她的孩子；尼娜·赫鲁晓娃的侄女尼娜以及其他一些人。
[5]尤莉娅·尼基塔切娜·赫鲁晓娃，赫鲁晓夫第一任妻子的女儿，在战争期间流亡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她在一起的是她的丈夫维克多·刚塔尔（Viktor Gontar），他是卡佩拉·顿卡（Capella Dunka）歌舞团的负责人。后来他执掌了基辅的莱西亚（Lesia）乌克兰俄罗斯歌剧院以及后来的基辅歌剧芭蕾舞团。
[6]谢尔盖·赫鲁晓夫对他表姐妹的说法持有异议，他坚持认为，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在战后经常访问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乡间别墅，事实上，她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在赫鲁晓夫家的沙发上去世的。赫鲁晓夫家的其他人也提醒我不要把罗娜·科比亚克的话太当真。我与她的电话交谈也是很奇怪的。她拒绝与我面谈，并且刚开始还拒绝和我在电话里交谈。她说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赫鲁晓夫的书（英文的，因为作为一个资深译员，她觉得更习惯于用英文写作，而不是她的母语）。不过，后来她和我谈了很多，除了旁敲侧击攻击赫鲁晓夫家人外，其中也不乏自我推销的成分（“虽然我没有接受过文学方面的训练，但我在这方面有天赋”）。她说，她的痛苦多多少少与60年代末以后她与赫鲁晓夫一家断绝联系有关系。（他们说她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不久就与他们断绝了关系，然后夸大他们家庭之间的矛盾，以表白她做法的正确性。）不过他们家庭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1941年以及以前的事情。所幸的是，可以说明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与她的兄弟一家之间恩怨的只有罗娜一人。
[7]参见Stepan Mikoyan的回忆录，柳芭的叙述也与此相同。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柳芭都对自己没有试图劝说列昂尼德放弃这种游戏而感到奇怪，实际上，她自己胆子也很大，曾经从飞机的机翼上跳伞，喜欢和她丈夫骑着摩托车飞车兜风。
[8]1990年，保守派杂志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派出了两名调查人员对这些档案进行调查。虽然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赫鲁晓夫的儿子落入了德国人之手，但他们报告说，有迹象表明有人在此前曾经检查过这些材料，而且德国人的审讯文件中有差不多2000页的材料不见了。
[9]Sergi Ivanov的文章“Priznanie pered smer'tiu”中提到了查莫林的供认，他是在写给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蒂诺夫（Dmitri Ustinov）的信中承认这一事情的。1994年在布里安斯克附近发现了一架飞机的残骸，这里距离查莫林最后看到列昂尼德飞机的地方大约25英里，所说飞机残骸里还有他的尸体，但是如果查莫林的供述是可信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
[10]阿巴库莫夫后来在1946-1951年间担任了国家安全部部长。
[11]实际上，尤莉娅已经从布迪奥尼（Budyonny）元帅的女儿尼娜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时他们两家都居住在莫斯科的同一幢公寓楼里。在柳芭1954年到达莫斯科后，克格勃头目谢罗夫（Serov）就将她“邀请”到了他位于卢比安卡的办公室里（与阿巴库莫夫审讯她的监狱不是同一个地方），要求她不要与尤莉娅见面，直到尤莉娅长大成人。
[12]“你长大了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谢尼娅·伊凡诺夫娜问托尔亚。“将军。”他记得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你想在哪里工作，托尔亚？”“克里姆林宫。”“说得好，托尔亚！”她惊呼道：“多好的孩子啊！”这是作者1993年7月与柳芭交谈得知的细节。
[13]米高扬讲述了斯大林的咒骂、长时间不在莫斯科以及当他的同事们到别墅时他脸上的惊恐神情。贝利亚在1953年被捕后所写的一封信中证实，他和莫洛托夫带头要求斯大林恢复他的职位。拉辛斯基（Radzinsky）推测斯大林也许是假装意志被摧垮，目的是想看看他的手下会有什么反应，但是鉴于当时灾难的程度与斯大林所应负的责任，这种说法好像是不大可能的。
[14]巴格拉米扬觉得赫鲁晓夫的观点既不具有严格的军事意义，也没有一个像赫鲁晓夫这样早年在乌克兰呆过较长时期的人所具有的情感因素。“我们了解，”巴格拉米扬回忆说：“他们指导思想的出发点不仅是纯粹的军事战略目的，而且也有通过重新占领国家的‘炼钢炉’——顿巴斯与哈尔科夫这样的重要工业中心——来增加我们的军事工业潜力的考虑。”
[15]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也参加了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起初陈述他们观点的会议。沙波什尼科夫对此予以特别反对。在主张对他们的计划进行修订后，他仍持怀疑态度，但其他人除伏罗希洛夫赞同外都没有发表意见。在以前的文件中，参加会议者的名单略去了赫鲁晓夫的名字。
[16]巴格拉米扬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在17日晚上曾试图说服铁木辛哥取消进攻，但没有成功。
[17]“我现在仍然不能相信铁木辛哥对斯大林说过是我逼迫他做出决策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斯大林只是想让我乱了方寸，好让我的观点失去支撑力。”
[18]Zhukov，Vospominaniia i razmyshelniia，vol.2，pp.291-292.朱可夫证言是否符合客观情况，这本身也有待考证。因为尽管朱可夫肯定会在总指挥部里，斯大林5月18日就是在总指挥部里与铁木辛哥通话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朱可夫在赫鲁晓夫设法想和当时在近郊别墅里的斯大林通话时就在场，因为他并非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