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的加格拉与苏呼米之间，有一处风景如画的陆地伸向黑海。在高出海面约300英尺的皮聪大海角上，以后面高耸的高加索山脉为背景，有一片看上去像是黄色松树的森林，但松针更像雪松针。在一堵灰色的围墙与一扇大铁门后面宽敞但戒备森严的空地上，耸立着三座富丽堂皇的别墅，别墅之间有穿过树林的蜿蜒小径相连，其中一条由木板铺就的小路沿着分隔砾石海滩的矮墙延伸，超过了半英里。1964年秋天，沿着这条木板路散落着几座由蓝白相间的帆布覆盖的小屋。其中一座小屋是为喜欢在海边睡觉的客人准备的，其他的小屋则是用作起居屋。离小屋几百英尺的地方有一个海边平台，客人可以在平台宽大的遮阳伞下的柳条椅上享用新鲜的水果。[1]
这些别墅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按照赫鲁晓夫的指令修建的。一座是为他和他的家人准备的，其他两座是根据苏联式的“时间划分”原则由苏联其他最高领导人享用的。赫鲁晓夫的别墅是一座由巨大白灰墙砌成的二层建筑，一层的大厅面向大海，宽敞明亮，配有白色的窗帘，由漂白柚木打造的家具颇具韵味。二层的阳台与整个房子一般长。这座别墅带有一个小型的室内体育馆，里面配备有羽毛球场地以及其他的健身设备；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透过游泳池巨大的玻璃窗，海边的景色一览无余。离海边一箭之地有一个大型游廊。对着游廊开着一扇法式大门，大门后面是一间略显狭小的书房。书房的墙壁上镶嵌着红木雕刻，一块大大的东方地毯周围环绕着一套转角沙发和几把皮面椅子，房间的一角是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上面摆放着一排电话机。其中一部电话是由克格勃控制的特殊高频线路，与全国范围内的苏联党和政府办公室（以及办公室主人的住宅与乡间别墅）相连。赫鲁晓夫二层的卧室与办公室、别墅内的助手办公室以及游泳池边都有分机电话相连。1964年10月12日晚间响起的就是这部高频电话。
那年秋天，赫鲁晓夫似乎处于其权力的巅峰。事实上，他也处在灾难的边缘。在保证到1980年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富足的新规划实施三年后，食品短缺问题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苏联国内。共产党的官员对特权的丧失以及赫鲁晓夫给他们带来的职位不安全感表示不满。对于军方而言，部队实力与常规武器的大量削减使他们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信心，普通的工人、农民也对他持反对态度。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赫鲁晓夫曾闪烁其词地谈到过退休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付诸实施。相反他正在不断推出新的计划，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一些想法——例如，将限制苏联领导人任期（当然像他这样的难以推卸天之大任的领导人除外）以及在立法选举中甚至提供多个候选人的新宪法——都超出了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其他人都将他对重组的嗜好看成是他的同事们所认为的可笑的极端行为。他加强苏联农业的新的奇思妙想是在莫斯科成立九个集权化的机构，每个机构负责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具体农业生产。根据苏联的标准说法，每个“主管行政部门”的简称是Glavzerno（粮食主管部门）、Glavmyaso（肉类主管部门）、Glavsakhar（糖类主管部门），等等。除了预料到这些奇思妙想会以失败而告终，让他们来收拾残局外，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相互之间打趣地猜测，不知哪个倒霉的部门会有幸成为鹅类主管部门或是绵羊主管部门。[2]1964年夏天，赫鲁晓夫迫切需要度假放松一下。不过他并没有去度假，而是对埃及进行了一次为期两个半星期的访问，之后他又去斯堪的纳维亚进行了三周的旅行，主要是观光；对苏联的耕作带进行了考察，不过考察的结果并没有太多让人满意的地方；并在那些不再支持他们总司令的将军们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图拉特姆（Tyura-Tam，后来改称拜科努尔）的导弹试验基地。到了10月初，他才去度假。
赫鲁晓夫喜欢对来访者说他来到皮聪大不仅是为了休息，也是为了更好地思考问题。“有些事情只有在你有时间时才能做好，”他在1963年4月对来访的美国杂志编辑诺曼·库辛斯说：“如果想下蛋，母鸡就需要静静地趴上一会儿。如果想策划什么事情，我就需要时间来想出万全之策。”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赫鲁晓夫并没有花费做出万全之策所需的时间。他不是周密地思考问题，而是很少能静静地坐下来，甚至在度假期间也是如此。他喜欢访问附近的农庄或疗养院，把时间用在不断地与苏联官员、外国领导人或客人的会面上。然而在1964年10月，他的确是将精力集中于工作，专心致志地处理各位大使与情报部门送来的电报，为11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他曾威胁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说，在这次会议上他将用精力更为充沛、更富能力的领导人来替换他们。在工作间隙，他会一天数次沿海边散步。
10月12日，陪同赫鲁晓夫散步的是亚美尼亚共产党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自从列宁时代开始，米高扬就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现在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赫鲁晓夫的主要助手。就在当晚，高频电话响了起来。两人沿木板小路走到一半，身边跟着一位贴身保镖，这时另一位安全官员跑过来说，Y.L.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回到别墅后，赫鲁晓夫与米高扬来到了书房，在书房里赫鲁晓夫拿起了电话。勃列日涅夫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翌日将在首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为什么？”赫鲁晓夫问道：“讨论什么问题？”
“关于农业和其他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解释道。
“你们可以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赫鲁晓夫草率地命令道。
“我们不能在你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勃列日涅夫解释说：“主席团成员已经到齐了。我们要求你回来。”
“我正在度假。什么事情如此紧急？我会在两周后回去，到时候我们再讨论吧。”赫鲁晓夫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到齐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在11月的全体会议上讨论农业问题。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坚持要求他回去。最后，赫鲁晓夫同意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如果包机能根据紧急通知准备好的话。在指示一名安全人员联系私人飞机，其他的助手安排取消第二天与来访的法国内政部长盖斯顿·帕列夫斯基共进午餐的计划后，赫鲁晓夫与米高扬又回到了海滩的小路上。
他们默默地走着，最后赫鲁晓夫开口说道：“你知道吗？阿纳斯塔斯，他们没有什么紧急的农业问题。我想这个电话与谢尔盖告诉我们的事情有关。”[3]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是苏联导弹设计师弗拉基米尔·切洛米（Vladimir Chelomei）的控制系统工程师。谢尔盖告诉他的父亲和米高扬的是，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的同事们正在酝酿推翻他的阴谋。
谢尔盖是1964年9月从尼古拉·伊格纳捷夫（Nikolai Ignatov）的贴身保镖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伊格纳捷夫是党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这起阴谋中起着关键作用。为了给他们提个醒，这位安全人员将电话打到了赫鲁晓夫的官邸，找到了谢尔盖，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哈萨克斯坦的导弹试验基地视察，这位安全人员向谢尔盖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这起阴谋的情况，当时有两人在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秘密地点商量了这件事。
那年夏天的早些时候，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Lada）——与中央委员会成员、政府报纸《消息报》的编辑阿历克赛·阿朱别依结婚——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电话中那位妇女说她有“重要的信息”想提供给赫鲁晓夫。当拉达拒绝和她见面时，那位女性透露她知道一起正在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阴谋。拉达让她将此事报告给克格勃，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如果克格勃头子本人就参与了策划会议，那我怎么能告诉他们呢？这就是我想和你面谈的原因。”
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塞米恰斯特尼（Vladimir Semichastny）是拉达丈夫的朋友，因此她并没有把这个电话太当回事。赫鲁晓夫告诫他所有的孩子不要“打探”政治问题。于是她礼貌地要求那位妇女不要再打电话。
拉达得到的另一个秘密消息来自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前商业部长。此次，她向一位值得信赖的家庭朋友咨询过此事，那位朋友认为她的告密人性格上疑心太重。于是拉达再一次没有把警告放在心上。
第三个警告来自格鲁吉亚，阿朱别依的副手迈洛尔·斯图鲁亚（Melor Sturua）的兄弟德维·斯图鲁亚（Devi Sturua），一位党的高级官员，根据格鲁吉亚党委书记瓦西里·麦查瓦纳德兹（Vasily Mzhavanadze）提供的线索推断，可能有针对赫鲁晓夫的阴谋，他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阿朱别依，但是阿朱别依也没有将此事告诉赫鲁晓夫。
一个星期后，当赫鲁晓夫从哈萨克斯坦回到莫斯科后，谢尔盖将他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的父亲。一个周日的早晨，在赫鲁晓夫靠近莫斯科河边的乡间别墅里，谢尔盖打破了他们的家庭禁忌。在静静地听完了他的话后，赫鲁晓夫没有显露出任何表情，过了一会儿说道：“你做得没错。”他要求谢尔盖重复了被指称参与阴谋策划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姓名，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哼了一声，说道：“不，这不可能。勃列日涅夫、（尼古拉）波德戈尔尼、（亚历山大）谢列平——他们完全不是这种人。这不可能。伊格纳捷夫——他还有可能。他最感不满，他怎么说也不是个好人。不过他能与其他人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呢？”
回到乡间别墅后，赫鲁晓夫告诫谢尔盖不要将他与伊格纳捷夫保镖会面的事告诉任何人。然而就在第二天工作时，赫鲁晓夫本人就此事提醒了一位策划者。“很显然，你说的事情没有任何根据，”当天晚上他对谢尔盖说：“就在我与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尼离开部长委员会时，我简要地向他们说了你讲的事情。波德戈尔尼只是笑着对我说：‘你怎么能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本人说的。”
谢尔盖发现他的父亲行为“奇怪、缺乏理性、难以理解”。将这件事告诉波德戈尔尼会有什么结果呢？“难道他想得到对方的坦白？过去他有几次曾对自己的幼稚举动后悔过，但从来也没有像此次这样。”
“奇怪、缺乏理性、难以理解”说得还太轻了。那些策划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人也生活在担忧与希望之中。勃列日涅夫自己就特别害怕。在哈萨克斯坦靶场，他在赫鲁晓夫面前大献殷勤，勃列日涅夫在他主人的浅色呢帽被风刮走后在后面猛追，因为此事还打了一位年轻人。他仔细吹掸掉帽上的灰尘与泥土后，将帽戴到了赫鲁晓夫的头上。9月份，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地打电话给当时正在南方度假的克格勃头子塞米恰斯特尼，告诉他准备发起政变，他只是在先前的计划有所改变的时候才会立即给塞米恰斯特尼去电话。[4]10月初的一个早上，勃列日涅夫要求莫斯科省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在他上班途中在勃列日涅夫的库图佐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官邸停留一下。勃列日涅夫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将他带进了一间隐秘的房子。
“科尔亚，”勃列日涅夫语无伦次地说：“赫鲁晓夫已经知道了一切。事情败露了，他会把我们全部枪毙的。”
勃列日涅夫声音哽咽，“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了”。叶高里契夫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但勃列日涅夫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你不了解赫鲁晓夫，你不了解赫鲁晓夫。”他不停地说道。
显然，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也不了解。因为即使有人告知了他这一阴谋，赫鲁晓夫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设法阻止。就在他到达皮聪大之后不久，参与策划者之一，克拉斯诺达尔省委书记乔治·沃罗布尤夫前来拜访他。赫鲁晓夫向沃罗布尤夫询问关于有人指称他与伊格纳捷夫会面的情况，沃罗布尤夫矢口否认，赫鲁晓夫对此也就没有深究。
“事情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告诉不久后赶到皮聪大的谢尔盖说：“（沃罗布尤夫）向我保证那个人——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提供的信息纯粹是子虚乌有。他（沃罗布尤夫）在这儿呆了一整天。他给我带来了一对火鸡作为礼物，火鸡看上去很不错。你可以到厨房去看看。”
其实，赫鲁晓夫也不像他看起来那么满不在乎。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Dmitri Polyansky），向他询问他们在莫斯科背着他都干了些什么，并威胁说，他要亲自飞回去查个水落石出。对于波利安斯基的回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将很高兴见到他——赫鲁晓夫讥讽地回答道：“那么说你也会很高兴了，是吗？”但是这只能促使那些阴谋策划者进一步加快他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