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最后两年是他最惬意的时光。虽然西部零零星星的战斗仍在继续，但1947年的收成超过了计划目标，这一趋势在1948年得以继续。到1949年中期，集体化已经合并了农民60%的财产。出于追求其“消除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开始将集体农庄合并成农业城市，里面有完善的市政服务与其他福利设施。与他以往急于求成的做法一样，他夸口“要在不远的将来改变所有的村庄”。事实上，在离开基辅前，他只在切尔卡西（Cherkassy）地区创建了农业城市的样板点，但是他却将此于1949年10月献给斯大林，作为他70岁生日的礼物。
1947年赫鲁晓夫消失的发言活力又回来了。在1949年1月第十六届乌克兰党代会上，他受到了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欢迎与“赫鲁晓夫同志光荣”的欢呼。他于1948年、1949年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达数百封，其中很多是关于像乌克兰是否应该接待一个波兰农民代表团之类的小事情。1948年，他和其他的乌克兰领导人每人都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0周年庆典上获得了一枚列宁勋章。在1949年10月苏联占领西乌克兰10周年纪念期间，乌克兰的各大主要报纸都将一幅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站在列宁画像前面的巨幅照片放在头版。虽然那位艺术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却描绘出了苏联领导人交替的顺序。
1949年夏天，赫鲁晓夫一家人到雅尔塔附近的利瓦迪亚宏伟的沙皇宫殿里度假，4年前，斯大林曾在这里会晤过罗斯福和丘吉尔。赫鲁晓夫一家住在一座高大的配楼里，而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尤里·日丹诺夫（Yuri Zhdanov）占据着主楼。根据阿历克赛·阿朱别依的说法，他们两家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高官家庭的度假都是不太声张的。绝对舒适，不过却十分孤单，海滩不对公众开放，高高的围墙不时有带着警犬的卫兵巡逻，总之让人感觉特别枯燥。甚至到雅尔塔去一趟，听听音乐会，吃顿饭，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了这里，年轻人也跟老年人一样，只能是休息。”
不管枯燥与否，能得到这样的邀请说明你得到了斯大林的器重。难怪赫鲁晓夫在回忆这段时光时充满了志得意满的神情：“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是1949年……这也是我最惬意的一年。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国人民眼里提高了乌克兰的地位与我们乌克兰领导人的威望。我回顾这段时光总是充满了自豪感。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指示我就乌克兰饲养家禽之类的农业问题作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我的报告被刊登在《真理报》上，供其他地方效仿。不过，将功劳归到我个人的名下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就是俄罗斯人，我不想贬低俄罗斯人，但是我必须将我们的功劳归结于乌克兰人民。”
如果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很顺利，那么我们不能说乌克兰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48年2月通过了一项法令，法令的内容是“将那些恶毒破坏农业生产活动、过着******主义的腐朽寄生生活方式的人驱逐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项法令允许集体农庄开会驱逐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赫鲁晓夫在写给斯大林的一封长信中建议通过这项法令，他在这项法令中还加入了沙皇时期的一项类似的法律。可以想象，在这项法令的实施过程中，有很多做法是苏联的执行者也认为是过分的：在被驱逐的人群里有重病或身体虚弱、不能劳动的老人，有伤残的战争老兵，有时为了惩罚一个所谓的“寄生虫”，会将一家人都驱逐出去，还有那些自谋生计的人。赫鲁晓夫在写给斯大林的另一封长信中谴责了这一做法，不过为了取悦他的主子，他向斯大林描述了他曾参加过的农民们相互攻击的集体农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农民们“使用的言辞足以让土耳其苏丹汗颜”。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在其他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推行相似的法令，并保证“普遍实施这一法令会加强整顿劳动纪律，从而保证及时完成农业任务，取得农产品的大丰收，增加牲畜的产量，更快地提高整个集体农庄经济增长的速度”。
在1948年2月至1950年6月间，根据报告，有11991名“寄生虫”被驱逐出乌克兰，同时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1948年与1949年间其他的斯大林式的过度做法则与赫鲁晓夫的个人倡议没有太大的关联。这些过度做法包括继续打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斯大林发起了针对“世界大同主义”的新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犹太人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是主要的打击对象；还有这位独裁者对李森科（Lysenko）的支持，李森科1948年对基因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屠杀在乌克兰也得以残酷实施。赫鲁晓夫对所有这些甚至还有更多事情的忠实支持所换来的是其爬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他被提升进入莫斯科的斯大林核心集团。
[1]参照Velikomu Stalinu：Naro dni pisni ta dumy （Kiev：1949），第325页。另外还有一首《赫鲁晓夫之歌》（由T.Masenka作词，P.Batiuk作曲），其中有这样的歌词：
与人民并肩战斗，勇往直前，
领导我们走向幸福。
让我们的朋友赫鲁晓夫同志得到荣光吧，
让我们的人民为他唱支赞歌吧。
[2]读者会回忆起马克西姆·雷日斯基，他是新古典主义派诗人，于30年代初被囚禁，赫鲁晓夫在1938年和他成为朋友。雷日斯基称颂1942年的赫鲁晓夫“沉着，像火一样的光耀而刚强”，“头发花白，但却充满朝气”，他期盼着胜利的时刻，“我们可以我们如此珍爱的人民的名义握住尼基塔·赫鲁晓夫坚定的双手”。1944年，雷日斯基设想着他与赫鲁晓夫快乐的重逢，赫鲁晓夫“会以他宽厚的微笑欢迎我们”。
[3]这段关于赫鲁晓夫在基辅的家庭生活的描述源于作者对尤莉娅·列昂尼多夫娜·赫鲁晓娃、拉达·阿朱别依、尼娜·库赫尔丘克以及尤莉·赫鲁晓夫的访谈。作者于1991年6月访问了赫鲁晓夫战前与战后的住所。
[4]根据尤里·赫鲁晓夫的说法，当赫鲁晓夫家在基辅时，他每年去看望一次，后来当他们搬到莫斯科后，他每周去一次。赫鲁晓夫家的另一个人也证实说尤里让尼娜·彼得罗夫娜想起了托尔亚，不过他坚持说尤里只去过基辅一回，当他们搬到莫斯科后，尤里也只是在很少的几个节日里才去赫鲁晓夫家。尤里也说过，赫鲁晓夫家人曾在他母亲生病时资助过她，但并没有去看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