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情”：大众传媒唤醒的现代个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殖民统治的废墟上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一大批亚非拉国家，面临着沉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重建任务，西方一百余年的现代化实践和理论很自然地成了他们争相效仿的教科书。而出于********以及冷战等需要，欧美发达国家也热衷于在这些试验田上移植西方的发展模式。最初，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乐观地相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不过是把西方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因而，只要把西方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工业化经验，以及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议会、选举的政治制度复制给第三世界国家，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就能很快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可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套精致的“西化”方案显然过于书斋气和理想化，完全没有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具体国情的充分了解上，尤其是没有建立在对他们所处于的世界发展格局的充分考察上，因而也就难以避免在短暂的发展高潮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徘徊在现代化的大门外，无数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无法在发展中得到消化。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后对亚非拉国家的扶持计划中，一批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家和传播学者带着如何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促进社会发展的课题，来到南亚、中东、北非和拉美等国，开创了发展传播学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其理论焦点始终是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这之中，丹尼尔·勒纳的“移情”说特别关注了大众传媒与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帮助我们提升对经济报道社会功能的认识颇为有益。
1950年到195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对埃及、土耳其、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等六个中东国家作过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获得了丰富的调查资料。对这次调查资料，美国当代社会学家，马萨诸塞技术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成员丹尼尔·勒纳做了详尽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于1957年在美国《行为科学》杂志发表了《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勒纳首次分析了传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传播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1958年，勒纳又出版了著名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推出了他关于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正是该书奠定了他在发展传播学史上的开创者地位。[宫承波、艾红红：《试论勒纳的传播与发展理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尽管勒纳对现代化的认识还存在未能超出当时的认识局限的不足，比如，他也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武断地认定现代社会是与传统社会截然对立的两段，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告别传统、彻底西化，但他通过实地调查和实证分析，证明了大众传播系统与以政治、经济、文化为重要指标的社会系统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且传播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变化的指针与动因，“没有发达的大众传播体系，现代社会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L.Daniel Lern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Free Press ，1958，p96.]。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开创性地提出传媒在现代人格的塑造中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传媒的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勒纳看来就是促成一种“移情”性格，也就是现代个性的生成。勒纳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而这种社会形态的演变必须伴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人格转化过程。具体来说，在促进国家发展的社会动力中，“第一要素是能动的、接受变革的人组成的核心，第二要素就是扩散关于社会能动性和变革的观点和态度的大众传播媒介。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社会成员必须具有现代化的人格和价值观。所谓现代化人格的基本特征是‘能动的人格’，即开放进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勇于尝试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新地位、新角色，独立自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理想等。勒纳认为这是只有在现代社会才占有优势的人的风格，其特点是工业化的、都市的、能读会写的和热衷于参与的”[夏文容：《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然而，这种人格特征是封闭、固化的传统社会无法培育出来的，而必须借助大众传媒“移情”而来。“移情”是指“通过转变人的想象力，给予他高度认同新环境的能力”，即“从别人的境地来观察自己的能力”或“把自己投射到另外一种角色的能力”[同1。]。“勒纳认为，西方社会中人的现代性，是由历史上出现的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造成的，而当今发展中国家却不可能，也没有条件重蹈发达国家的历史。为此勒纳把转变人的移情力、想象力的职责寄望于传媒。他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帮助人们突破地理限制，开阔视野，培养和发展现代性格。大众传播无所不在的触角可以伸向穷乡僻壤，甚至天涯海角，向最广大社会阶层传递新事物、新形象和新信息，推广新思维，倡导新的生活方式；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促使人们逐步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地投入现代化变革浪潮，从而大大扩展、增加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加速现代化进程。”
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遭遇的挫折一样，发展传播理论虽然一度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传播政策的依据，但很快也因为对发展、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僵化理解而面临理论和实践的挑战乃至质疑。为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传播理论不断地进行自我修正以期适应变化的社会现实，比如：从“主导范式”发展出“延续性变体”、“参与式变体”（该变体又进一步派生出“协商式”参与和“激进式”参与两个版本）、“帝国主义范式”，进入新世纪后，又出现了“全球化范式”以及英国传播学者科林·斯巴克斯提出的“一种新范式”。[参考自（英）科林·斯巴克斯著，刘舸、常怡如译：《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国内有学者提出发展传播理论不过是充当了实践美国“救世理想”的工具，带有强烈的为“资本国际统治”服务的色彩，同时，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逐渐成长与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随着以多媒体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时代的来临，“发展”已被赋予了全新的涵义，因此，打上了深深历史印记的“发展传播”，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支庭荣：《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刊。]但亦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由于理论所处的时代的局限，发展传播理论在不同阶段所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无疑已经不能适合当代的传播实践，但从发展传播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发展传播理论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传播与国家发展问题”却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制定传播政策时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
笔者非常认同后一种观点。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紧接着的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历史过程中，发展传播的理论范式仍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六十年前的勒纳把大众传媒比作现代人格的“奇妙的放大器”，它透过日积月累地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广泛传播，润物无声地唤醒人们对新的生活方式的“移情”能力，从而渐渐革除掉传统社会烙印在身上的陈旧意识。他说只有具备了“移情”这样的现代个性的人，“才能成为现代社会中合格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民主政治的选民、大众传播的受众”[同1。]。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封建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强烈的历史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是我国现代化征程中不可或缺的厚重的文化心理资源。但六十余年的国家发展史尤其是三十年来愈益淌入深水区的改革开放史，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比其他物质或能量资源更为核心的要素之一，竞争、创新、进步，哪一样都离不开对人的潜能的开发，离不开独立、自主、开放的现代人格的支撑。然而，传统文化所建构的人格系统中却存在着很多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社会转型的糟粕，它们已经成为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而又无形的障碍。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不会否认重识勒纳的价值就在于，对于那些时至今日还盘踞在国民性里的落后人格，大众传媒鉴于其优越的信息传播、舆论引导与社会教化功能理当发挥更大的“唤醒”功能，促发国人生成能动的“移情”性格，实现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理想嬗变。
二、现代经济人格的内涵
所谓人格，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讲，是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决定个人整体样式的稳定的精神特质。人格在人的一生中是相对稳定的，它是统帅人的言行的灵魂，它形成于人的社会实践，又牢固地支配着人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同时人格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扩展、深入，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文明的发展，不断地演变，不断地得到丰富、完善和提高。[参考自崔红丽：《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现代人格塑造进程的推进》，《特区经济》，2007年6月。]
所谓经济人格，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就是人们在参与现实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并对这一现实经济活动过程长期发生作用的心理动力组织。它不仅是特定经济关系的性质、水平和运作方式的直接反映，而且还构成了规定和判约人的本质的基础和核心。[蒋先福：《试论******经济人格思想的理论贡献》，《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
马克思曾把人的历史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转引自任巍巍、肖毓：《人格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探索》，《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1月。]这三个阶段是人所存在的三种形态，与此相适应的也是人的人格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表现。这些人格依次为群体人格、个体人格和类人格。在自然经济形态之下，人格的发展主要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在这种狭隘性联系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个人缺乏独立性和自我意识，人格更多地表现为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前提的群体人格。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人立足于“物”的基础上，借助于“物”的力量，实现着向“人的独立性”的历史转变。人格通过物（商品）或货币间接表现出来，成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这一时期的人格主要表现为以物的关系为载体的个体人格。第三个将要发生的历史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这一阶段，主体和集体既相互是目的又相互是手段，它是一种主体与集体相重合的类人格。[任巍巍、肖毓：《人格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探索》，《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1月。]
马克思对人格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建立在对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洞察基础上，这为我们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人格向现代经济人格的变迁提供了科学视角。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追溯至十九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过程不断被外敌入侵以及国内革命战争所打断，只能断断续续地发展。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一发展进程一度遭受重大挫折而几近于停滞，直到1979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后，才又重新步入正轨并迈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伴随着近代以来这一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一直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大批主将痛感国民的幽昧、钝弱，高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大旗，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起到了很好的西方思想启蒙的作用。中国人民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睁开眼睛，挣脱封建思想桎梏，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尽管当时存在着多种社会思潮的交锋，但接下来三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最终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然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结合并非一帆风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就是一次重大的发展转型，就其对整个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的巨大冲击来说，也是一次重大的心理转型、人格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