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之下，中国记者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十分稚嫩。“丹增贡嘎”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像“尼玛”的故事那样“开发”得更深入一些？“尼玛”被“设置”成一个文化问题，那么不妨让“丹增贡嘎”回归经济问题。所以，记者报道家庭旅馆着力点不能只在“开”上，怎么想到“开”的、观念的转变有无阻力、前期资金是怎么筹措的、有无银行贷款、人力如何解决的、与工商卫生等政府部门是如何协调的、客源从哪里来、顾客反映如何、营业额多少、利润多少、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等等。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型不能只停留在数字播报上；某种生产生活经验的推广不能大而化之地只给出一个结论，忽略了更关键的过程；人民生活的改善、幸福感的提升也不在于形容词用得多么密集、圆熟……新闻有新闻的技术规范和报道技巧，它需要尽力做到客观，也不回避一定的立场，其中的规律要尊重、要琢磨，西方记者的手法值得专心研习。总之一句话，重要的是，家庭旅馆不能只当做“话题”而要演绎成“议程”。
第三，从对事件的基本理解看。第一篇报道把青藏铁路视作发展的契机；第二篇报道即使不是反对、抨击，至少也是在忧虑。这一点不同是最本质、最根本性的，前两条不同均源于此。
当今社会是个融合的时代，各种意识形态、文化心理交相碰撞。冷战思维缺乏建设性诚意，不利于解决问题，正视、交流、沟通才是正途。西方媒体蓄意误读中国，耍双重标准，同样的事拿到别的国家去说是一个说法，换作中国就变成另一种说法——这种状况不能说没有，但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必须习惯面对各种眼光、各种误解，甚至各种挑衅。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妨改一改，先不是反击对方，而是先审视自己：我有没有把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规律用好、用巧，把自己的价值判断说透、说全，既非公告也非直白而令人反感的宣传。
《西藏日报》的报道只是一个案例分析的缩影，有一些改进建议不见得仅针对它。首先，经济建设中的成就务必实时跟进，正面报道为主的主线要坚持，否则更无法和不同的声音对话。
其次，对所谓正面报道的理解不能偏狭，不能以为正面就是讴歌，这不是新闻传播的专业用语，正面也要建立在符合客观事实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就拿青藏铁路的开通来说，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西方人士爱把焦点放到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冲突、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冲突上，把现代文明视作传统文化纯洁性的对立面，而忽略了当地民众的生存发展权、主权国家独立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自主权，也忽略了全球化是时代潮流，现代并不必然与传统对峙，文化只有在交融而不是闭关自守中才能焕发生机、传祚万世。因此，我们的经济报道在关注某个微观经济事实之外，还要有意识地不断拉大背景焦距，为受众建构一个中观或宏观的认知框架，包括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怎样的，自由贸易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对世界会贡献什么，民众的利益需求与选择具体有哪些表现，政府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平衡协调有何考虑，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在面临类似问题时是如何经历过来的等。学习西方记者的经验，把这些信息用概括材料、骨干材料、背景材料、细节材料、引语、故事等各种手段、形式“设置”到报道议程中去，增进受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历史特殊性的了解、对文化个体差异的了解，由此才能激发真正有价值的理解乃至认同。
第三，经济报道要特别善于抓点，抓完整的点、动态的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点不能是最后形成结论的那一点，而是过程中的点，透过点展示过程。有了过程，尤其是既有过程中的亮点，也有过程中的难点，一个经济现象才真实。我们一直比较避讳谈困难，尤其是报道成就时，总给人一好百好的感觉，就像“丹增贡嘎”的家庭旅馆，一定只有“乐呵呵”，但收益总是与风险并存、成就总是在与困难的较量中取得，还原经济生活的本来面貌，这样的报道才能产生公信力。
练好内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记者的报道也未必都是典范，其中暗含的套路同样夹杂着深深的刻板印象，也难说模范地践行了客观原则而不是在宣传——尽管他们总是指责我们是宣传机器。细细解剖一下，利于知己知彼。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对材料的使用看似顺手就势、无所定律，其实颇为有心。以篇幅众多、不时灵活穿插的背景材料为例，它算不得骨干材料，看似可有可无，但点拨、提炼作用不容小觑。它重笔图描的几个点，“矮化”效果明显。
最典型的一个点是把汉人与藏人分化成两个对立的群体。具体材料是这样用的：“许多人对汉人插手他们的事务持怀疑态度；为配合中央政府六年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而实施的一些经济集约化发展政策在一些人看来是某种形式的‘殖民’。”“西藏人认为，汉人正在控制当地经济。在拉萨，你很难看到出租车司机、餐馆服务员或干体力活的工人里有当地人，因为从国内其他地方来的人即使工资低些也愿意干。”“据铁道部官员朱振生（音）透露，在前不久通车的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十万建设大军里只有大约10％是西藏本地人。”职业新闻记者一定会一眼就看出这几段文字中的硬伤：除了“铁道部官员朱振生（音）”以外，其余三个消息源——“许多人”、“一些人”、“西藏人”，都十分模糊，焉知不是莫须有的虚构。此外，用当地人与外地人数量的比较来佐证汉人对藏人的经济控制，看起来也很古怪，既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汉人、藏人都是中国人，一个国家内部正常的劳动力流动是市场活跃、经济繁荣的表现，何来“控制”？即使工资低也愿意到西藏去，这是个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所致，难道也是为了“控制”？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美国自己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相对印第安土著来说，它是不是在殖民呢？
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非常典型而熟练地运用了两种宣传策略。
1、辱骂法。辱骂法“是给某思想赋予一个不好的标签，使我们不检查证据就拒绝和谴责这种思想”。“殖民”、“控制”，以及后文在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施行的经济政策时用到的“控制了当时处于独立的西藏”、“管制”、“灾难性后果”都是具体体现。前面说过美国记者的报道很注重用背景材料辅助表达主题，但在使用这类结论性的、情绪很“重”的词语时却对相关背景惜墨如金，只有一个笼统的断定，没有证据、没有解释，似乎只在让人记住词语本身。“为配合中央政府六年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而实施的一些经济集约化发展政策在一些人看来是某种形式的‘殖民’”。西部大开发的动因是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过分扩大，相对粗放而言的集约化也符合现代经济的发展潮流。很难想象，在缺乏上述必要交代的情况下，“某种形式的殖民”具体是指什么？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从来就没有独立过，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历史上曾策划分裂西藏的国家）在外交上正式承认过西藏是“独立国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罔顾史事却抛出一个侵犯主权的概念，这也是明显的“辱骂”。至于中国六十年代的经济状况，显然更是一段复杂的历史，当时整个中国都在艰难、曲折地行进，非独西藏一地，而报道依然采用顺手一笔又不说透的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当时的经济政策是故意针对西藏的印象。
2、平民百姓法。平民百姓法“是指某讲话者企图让受众相信他或她的想法是好的，因为这些想法是‘人民的’想法，是‘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记者多次引用未明确署名的“西方人”、“许多人”、“一些人”、“西藏人”、“汉人”、“那曲牧民”等的直接或间接引语，打的就是这种“平民百姓牌”。这些消息源虽然指代模糊，但由于用的是整体概念，又与那些指代清晰的消息源混杂在一起使用，所以容易让人忽略它们技术处理上的不足，而记住其隐含的“这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潜台词。这种做法显然有违于西方人士常指责的中国报道惯用“广大人民群众”、“各界人士”等话语为公众“洗脑”的论调，这也再次证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终究是相对的，它的意识形态属性总会透过各种层面释放出来，因此，对于西方新闻界不能只是察其言，更应该观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