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八五”时期，上海的城市建设主要是还历史欠账的话--缓解交通紧张、改善公用设施等是主攻方向，而到了“九五”和“十五”，则根据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定位，开始了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对话。“申”字型高架道路完成之后，一个连通长江三角洲的高速公路网已经铺开；63公里“十字加半环”的轨道交通刚让市民初尝现代化交通设施的便利，另外220公里轨道交通又开始大规模地建设；电话交换机容量从1989年的57.6万门扩充到2001年的738.5万门，告别打电话难没多久的市民现在讨论的是宽带、数字电视、移动上网等诸多新名词；浦东国际机场、洋山深水港等一系列枢纽型设施的建设更是大大延伸了上海的辐射半径。
四、吸引外资13年增长高达40.7倍，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6.8倍，经济运行从相对封闭转向全方位开放今天，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上海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上海的整车制造业正是由上海大众、上海通用这样的合资企业领军，上海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也离不开上海贝尔、上海西门子这样的企业……13年来，上海累计直接吸收外资合同金额达518亿美元。是上海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不断扩大的开放范围、良好的投资回报率吸引外资近悦远来。
而在外贸领域，随着从外贸专业公司一家垄断进出口到目前“百舸争流”大外贸格局的形成，上海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节节攀升，从1989年的78.5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609亿美元。
开放，为上海带来了开阔的国际眼光和全新的思路。在开放中学习、在开放中进步，上海这些年的巨变与此紧密相关。
五、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从千元级到万元级的跨越，人民生活从温饱型转向比较富裕的小康型如果问这13年什么变化让市民体会最深刻，那么，生活的变化大概排名首位。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早已是家家的必需品，今天的居民消费呈现由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的特点，住房、旅游、汽车、信息等市场一片繁荣。支撑消费升级的是越来越厚实的“钱包”。1989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75元，2001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12883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提高了两倍多；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1520元提升到5850元。
越来越多的市民已经成为精明的个人投资者。投资渠道中，储蓄是一个方面--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1989年的1516元跳跃式地增加到22619元；同时，股票、国债、基金、信托产品、房屋……均成为投资的对象，投资理财成了每个家庭的必修课。
六、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从6.4平方米到 12.5平方米，上海正向宜居城市迈进水景住宅、滨江花园、生态小区……申城大大小小的楼盘一个比一个精致美观、一个比一个功能齐全，迅速变化的居家条件令上海人几乎要忘却曾经那么窄小的陋室--13年间，上海市民的居住面积几乎翻了一番。
为了缓解长期以来的住房紧张，上海从1995年起每年的住宅竣工量均在1700万平方米以上，住宅建设从单纯追求量的扩张到注重质的提高，这从房屋构成上可以得到佐证--2001年，上海的旧里和简屋面积为1822万平方米，比1990年减少了1368万平方米；而同期职工住宅、公寓、花园住宅的面积则比1990年时增加了3.1倍，达到21171万平方米。一个红火的房地产市场就在这一时期被培育起来，并成为上海市民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七、从一张“报纸”到一个“房间”，上海的绿意浓了过去，人们在形容上海缺乏绿化时惯常的比喻是，每个人拥有的绿地还没有一张报纸大（1989年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0.96平方米），而到2001年底，上海每个市民已拥有5.56平方米的绿地，相当于一个小房间的面积。赏心悦目的大型绿地，温馨雅致的小区绿地，已经成为上海人的休闲好去处。
大面积泼绿，映射的是上海整个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变。1998年以来，上海每年的环保投入都在100亿元以上，每个市民都可以从日益变清的黄浦江、苏州河水，日益增多的蓝天白云当中掂量出上海环境建设的力度。迈向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将是一座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八、99到211，每万人拥有大学生数的变化见证了上海科教事业的发展大学生的称号，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还是一个颇有亮度的光环，而今天可谓比比皆是了。2001年上海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是211人，比1989年时的99人翻了一番多，上海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上海科教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上海研究与发展（P&；D）经费支出相当于CDP的比例从1989年的1.37%提升到2001年的1.78%，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教兴市战略的扎实推进，提升的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内在素质。
填补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空白点
台州三千“党代表”活跃在股份制企业
本报讯（记者陆熙、沈建波）在我党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红军党代表，如今在台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市委向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选派的3000多名党的工作员，因其出色的工作被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党代表”。
浙江隆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黄开发，就是台州“党代表”的典型。12月28日，记者在该公司采访，恰遇由他介绍的公司副总经理陈绪豹刚被批准入党，老黄说：“这是我当党代表5年来发展的第13个党员，当时这家企业没有一名党员。”他介绍入党的孔夫寿已作为新一代“党代表”，被选派到了另一家企业。
在台州，像黄开发这样的“党代表”，肩负着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建立基层党组织的重任。据统计，全市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选派党的工作员制度以来，建立了一支5000多人的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发展了3200多名党员，全市3名以上党员的企业93%都建立了党支部。
台州市股份合作制企业已达215万余家，产值利税分别占全市的75%以上。这些企业党建工作和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日益暴露，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党的工作存在大量空白点。至1993年底，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只占这些企业的1.08%，党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37%。
“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这是台州引导股分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的一条经验。90年代初，玉环县借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红军派驻党代表的做法，率先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派驻党的工作员。市委及时总结、推广，于1994年作出决定，凡年产值在100万元以上或固定职工人数在50人以上、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派驻“党代表”。今年10月28日，市委组织部又对“党代表”的选派任用、职责权利、管理考核等作了进一步规范。
据介绍，“党代表”由企业所在地党委选派聘任，分专职和兼职两种，他们在工作中坚持参与而不干预、配合而不迁就、引导而不强制，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协调董事会、监事会、厂长经理和职工等方面的关系。某公司因职工与经营者产生纠纷，造成停产。“党代表”骆石绵及时穿针引线，化解矛盾，还为企业筹措资金40多万元。
“党代表”受到企业经营者的欢迎和职工的拥护。玉环县坎门镇工办会计许云英，担任5家企业的“党代表”，她深入车间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及时向厂长反映员工的合理要求，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记者在与部分台州企业家座谈时，他们都赞成选派“党代表”这一做法，有的已向当地党委打报告要求选派“党代表”。（《浙江日报》1997年12月30日）
栾城草农敢闹海
——听栾城农民种草者说
赵俊芳、郝斌生《石家庄日报》2009年6月9日
站在栾城农民的草地上，就像站在绿茵场上，就像置身绿色的海洋。如果此时再吹来一阵清风，或者再冉冉升起一轮朝阳，最好是昨夜曾飘洒过一场毛毛细雨，你能闻到草香，你能看到草尖上的露珠，你能捕捉到忙碌着的农民那心底的微笑和从黑红的脸膛上迸发的光芒。
自1999年河北栾城农民调整产业结构，试种绿化草以来，已经走过了十年里程。十年磨一剑，当初别别扭扭、忐忑不安种下的小草产业如今茁壮长成大块文章，成为河北省会石家庄一道独特风景，成为新中国农民脱胎换骨的标本。端午时节，记者来到这里，听他们有关种草的心得体会。
“刚种草时，一离了救生圈就呛水”
“刚种草时，一离开救生圈就呛水。”见到西董铺村村民李书贤的时候，他正在地头修路，他放学回家的儿子前来帮工，在绿油油的草地里开着修草机纵横驰骋。他说的那个“救生圈”，既是指政府的优惠政策也是指县里的草业公司。种草的第一年，李书贤地里家里寸步不离技术员，喷灌、灭虫等一招一式都虚心请教。由于悟性好，技术学得快，第二年就把门市部和房产全部抵押上，承包下乡亲们118亩地。“那时候，谁相信种草能旱涝保收呀？如今西董铺村成为种草专业村，村里327户有200多户种草，种粮的收入显然干不过种草的。”
“我们是全国的产粮大县，祖祖辈辈都是斩草除根的好把式。种草是个新鲜玩艺，头一年很多人看西洋景，也有人等着瞧笑话。好在县里率先成立了草业公司，先培训技术员，再培训村干部，教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说这番话的是南柴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连续。这个村今年种了1500亩草，他本人种着86亩草。去年每股分红利25万元，他比喻种草就是掘金，就是开矿办企业。
南李村农民吴玉芳也说自己当初是被赶下水的旱鸭子，第一茬草籽是政府帮着撒下的，前几年的50%、30%都是县乡干部帮助吆喝推销的。和吴玉芳说话间，有一辆挂着山西牌照的36吨半挂车隆隆开来，十几个妇女忙不迭地往车上搬草卷。大腹便便的吴玉芳拿起电子计算器给商户结算。他说今天共卖出6000平方米，每平方米四元，四六两万四。“去年草贵，每平方米下不来6元，高时卖到七八元，一亩地666平方米，亩出产三茬儿，我租着180亩土地，这个账是不难算的。”
吴玉芳与藏富怕富的祖辈截然相反，他主动告诉我们，眼前这片地没有多少，村北还有60亩，村南还有70亩，他给土地转租者的交换条件是“双700”，即夏季700斤小麦，秋季700斤玉米。也有超过这个数的，因人而宜，因地而宜。把土地转租给他的人也有在他这里打工的，挣日工一天30元，帮他拔杂草或开修草机；也有挣计件工资的，每往车上搬一平方米草卷挣2角5分钱。记者看到，一位叫李美英的妇女，除了挣计件工资，就是在吴玉芳的草地里收拾剪下来的嫩草尖——她喂着25只羊，她的羊是嘴上抹石灰——白吃。
和吴玉芳相比，吴书训种着10亩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草行情把不准，有时高有时低，不敢大干，他是蛤蟆吃蚊子——小打小闹型，尽管小打小闹，每年也能收入六七万元。
“风里浪里长见识”
“凡是种草的都有过曲折，都走过麦城。那一年草在地里疯长，都急着销售，孟建国接到客户一个电话就上了青岛，到那里管了人家几顿饭就回来了，连一棵小草也没有卖出去。”
“德州一个客户拿着一万元的汇票给了李书贤，李书贤的家人把汇票当人民币锁进匣子里，等用钱时再取出来，汇票上的钱早不翼而飞了。”
“一个翻译的几句洋话就骗走草业公司33万元”。如今听着这些流着喜泪带着苦涩的诉说，不难想象当初草农闯市场的尴尬。
“经过市场上十年摔打，我们该承受的也承受了，现在都成了种草能手，成了市场主体。不经风雨，难见彩虹。”地头上挂着“国庆草坪苗木”大幅招牌的刘固庄的马国庆，正兜着一布袋皮尺给山东的客户丈量草平方，他只能见缝插针地应答记者的采访。地里的人忙乱得成了一团麻，有开起草机的，有举着铲刀一段一段分割草卷的，有装车的男人一不小心踩了妇女的脚而招致惊叫或嬉骂的。
“我的体会是三年一个周期，去年草价高，今年价格低迷。凡是能坚持下来的都挣钱了，盖了洋楼，买了轿车。种的多挣的多，因为这是个朝阳产业。种赔的也有，但总是少数，我也有赔的年份，在我们这里挣少了就算赔。既要学会种草，更要学会卖草。在十年卖草过程中我也被皮包商骗过几次，把草倒腾走以后就找不见人影了。有些单位和部门用了草以后迟迟不付款，逼着我学会了依法讨债，学会了诉讼打官司。”说完这些话后，老马就坐上小车陪客户吃饭去了，他给我们留下一个活脱脱的草皮大亨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