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读者定位上模糊不清
读者定位是报纸定位的关键，而读者定位中的关键又是核心读者定位。确立核心读者要充分考虑读者区域、职业身份、年龄、文化教育程度等因素。现在有一些地市级党报，没有明确自己的核心读者定位，甚至左右摇摆，时而为了高端精英，时而为了一切读者；时而主打权威牌，时而主打民生牌，结果把读者搞晕头转向，最终结果是两头落空，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地市级党报如果自己不办子报，那么定位为都市型党报是合适的选择。否则，则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砸了牌子，丢了票子，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党报的主流位子。笔者实际调查得知：辽宁省辽阳市的《辽阳日报》，当初因缺乏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等原因，没有及时地走都市型党报路线，也没有及时地办子报，结果，20多公里以外的鞍山报业集团趁虚而入，其子报《千山晚报》增加了《今辽阳》专版，在该市办起分公司，招聘当地人70余，进行采编、发行、广告等项业务。同时，实行低价位销售，周六刊，每期40版，全年定价80元，不到印刷成本的三分之一。还在辽阳市城乡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功关”，很快就打进了该市老百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领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对《千山晚报》，不仅辽阳的老百姓欢迎，而且当地党和政府也非常满意，在分公司成立一周年之际，该市委宣传部专门祝贺和感谢，并希望《千山晚报》在该市的“三个文明”建设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辽阳日报》要想夺回市场难于上青天。可见，定位模糊不清、左右摇摆，是办报的第一大忌。
3、内容定位上出现严重的同质化
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地市区域内，几家报纸，虽名称差异，但在版面设置上都不约而同地由本地新闻、国际国内、文化体育、专刊副刊四大板块构成；在信息产品采访加工制作上，没有自己的信息来源，国际国内新闻都取自新华社，文化体育、专刊副刊又都到互联网上取材，缺乏差异性；对本土重大新闻采写上也不出新角度，不出新观点，重复雷同。同质化问题不仅使自己的品牌难以创立，而且严重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内容上大同小异，读者来说只会选择一种，这实际上是报社自己限制了发行量，不利于长远发展。有的党报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着手进行治理。如无锡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刘川称：在2006年，针对本集团各报的取向和发展存在同质化、不平衡现象，必须作出整体规划和统筹，明确定位各报的市场取向和办报理念。[见《青年记者》，2006.2。]
4、对党报定位与市场效果要求错位。报纸定位决定市场、尤其是零售市场份额的大小。每一家党报的定位不同，那么，市场占有量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要求。现在，相当多的党报还是以干部、知识分子、企业家等较高的人员阶层为主，是干部报，不是市民报；是政治报，不是生活报。然而，有些管理部门、有些领导却在办报的内容要求党报是干部报、政治报，但在发行市场上，却按市民报、生活报的标准去要求。要求进报摊，市民不买帐；动员入农户，农民不愿意。对此，一些党报的领导及一般员工也有意见。
四、党报品牌产品上的问题
在这方面存在的新老问题比较多，因篇幅所限，不可能也无必要面面俱到。且有的问题在本论文中已从别的角度有了阐述，故不重复了。新闻评论、舆论监督和要文版编辑具有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特点，因此，在此作重点分析。
1、新闻评论存在的问题
新闻评论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发议论，讲道理，直接发表意见的文体。“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新闻宣传工作中两种最基本的形式。新闻报道是新闻宣传的主体和基础，新闻评论是新闻宣传的旗帜和灵魂。两者相互配合，不可或缺”。[胡文龙秦佳涂光晋：《新闻评论教程》，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我们的党报尤其重视新闻评论的撰写，形成了党报评论的光荣传统。进入新时期，党报评论又有了许多革新，如选题立论日趋贴近生活，拓宽了言论与新闻结合的途径，篇幅由长到短的良好态势，受众直接参与的氛围，说理更加丰富生动等等。但是也应当看到，一些党报评论工作也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进而影响了党报的影响力，阻碍了舆论引导作用的发挥。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数量偏少。言论是党报权威性，指导性的重要体现。缺少适当数量的言论，必然影响舆论引导的强度、广度和深度。而一些党报的言论却呈现偏少的趋向。金鸣在2004年7月28日的《中华新闻报》上发表了题为《不可轻待言论》的文章，开篇便言：“近来，笔者在资料室翻看一些地市党报，发现报纸的言论文章少了，好言论就更少。有的报纸的新闻版上一个星期也难见到一篇言论。”冯远顺在2005年第2期的《新闻界》上发表文章指出：“而目前《东莞日报》的言论太少，如2004年11月8日至20日共13天不见一篇时评。”要清华、吴庚振在2005年第1期的《新闻知识》上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论太少。除人民日报在正常情况下每月刊发3—5篇社论外，省市级以下党报很少发表社论，不少党报一连数月不发一篇社论。给人的感觉是社论正从党报上消亡。”言论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社论而言，主要是机制问题。一篇社论从选题、撰写、到送审、修改，再到完稿，发表，要通过一系列关卡，限制太多。同时，写作社论政策性强，付出劳动多，甚至还要担当一些政治风险，发表时还不署主笔名字，一旦获奖或获得上级部门或领导赏识，功劳往往又记在了分管的总编及部主任头上，主笔成了配角，有时甚至连名都挂不上。上述原因，往往使社论成了“稀有金属”。专职评论员短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调查的几个地市级党报都存在这种状况。
二是选题媚上。党报言论的选题通常来自三个方面：当前的客观形势、舆论动向和宣传任务，以及最近中央及地方党政部门发布的重要决定、工作部署和最新的政策精神；实际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包括来自广大群众和社会基层的呼声和要求；还有就是配合重要的新闻报道而发的言论。而当下在一些党报的言论选题上，往往顾及上面的多，针对下面的少，尤其是社论写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作者总是偏重于从领导干部的讲话、指示中去选题，从会议中去选题，给人的印象是：社论总是在关注“上头”，而对下边的实际情况不大关心。从2000年5月到2004年4月，某中央级大报共发表社论143篇，其中围绕各种会议发表75篇，占社论总数的53%；庆祝节日、纪念日的28篇，占22%。两项合计超过72%。查阅到的28家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2001年1月共发表社论57篇，其中元旦献辞3篇，评论企业扭亏脱困的1篇，其余53篇均是围绕各种会议而发的，占到社论总数的93%。这些“会议”社论大多写得生硬干巴，许多社论作者为了避免犯错误，总是将社论写成了方针政策，指示精神和领导讲话的摘抄、缩编和复述，一般读者是很少阅读的。这种状况不改变，社论的路子就会越走越窄，就不会从广大群众中、从丰富生动的实际生活中获取不竭的动力，其生命力当然也就堪忧了。[要清华吴庚振：《党报社论改革刍议》，载《新闻知识》，2005.1。]
三是表现形式陈旧。说理论证一味地恪守“三段论式”，缺少创新，尤其是社论的表现形式，几乎程式化乃至僵化了。下级党报效仿上级党报，一级效仿一级，“不敢越雷池一步”。运用言论形式缺少多样性，没有形成社论、评论员文章、述评、专论、小言论、短评、编者按、杂文，理论文章等百花齐放的规模效应，单调乏味，很难吸引读者。由于对上级文件精神钻得不深，吃得不透，对基层情况了解不多，研究不够，因而不仅问题抓不准，而且语言表述上缺少平民色彩，官话、套话、空话甚多，令人难以卒读。有些评论往往是对原来文件的简单分解和重复，再加几段“要”或“必须”领头的文字，最后再喊几句口号。而且有的党报还将这类评论注水增量，拉成了系列谈，连续论，如同******同志早就批评过的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制作这种“党八股”的出发点，住往是媚上，而不是倾下，所以根本不是“三贴近”，也达不到搞好宣传，引导舆论的目的。
2、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
舆论监督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光荣传统，是党赋予新闻传媒的重要任务。在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时期，正确实施舆论监督对于铲除腐败、扶正祛邪、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景河刘玉民庞晓娟：《浅议舆论监督的误区》，载《新闻爱好者》，2003.4。]党和政府重视舆论监督工作。党的十三大至******政治报告中都明确提出重视和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我国传媒在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不懈的努力，舆论监督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距离党和政府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也未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这些问题如果不切实加以解决，新闻媒体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就会逐步下降。”[傅昌波：《新闻舆论监督论——概念、依据和规范》，177—17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新闻舆论监督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新闻舆论监督内容方面，一是监督领域过偏。如在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上，如果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出现问题，将是全国性的、灾难性的，甚至是无法弥补的。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决策等，给当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例子不在少数。而党报在这个层面的监督却相对较少，有的党报几近为零。更多的则是偏重于公共权利机构、公共事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上。据有关机构对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面旗帜《南方周末》的统计分析，该报1999年以后出现“批评报道弱化的趋势”，“1999年后对权力机构的批评报道减少”，“批评内容有由党政机关的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向社会问题和社会阴影面的犯罪、娼妓和封建迷信转移的倾向。”[吴飞：《传媒影响力》，86—87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可以说，《南方周末》的批评报道弱化趋势，基本上反映了全国的趋势。
二是监督对象过小。“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只监督职位低、影响小的人物；只监督公厕不卫生、自来水滴漏的琐事小事；只监督外省市的，不监督本地域的等等，据对浙江、湖北、云南三省的调查研究数据表明：在三地的批评报道中涉及人（真名真姓）的极少，涉及单位的也很少。省报中，涉及到人的仅有2篇，约占总篇数的1.5%，涉及到单位的24篇，约占总篇数的17.5%；地市报中，涉及到人的5篇，约占总篇数的7.9%，涉及到单位的有6篇，约占总篇数的9.5%；县报中，涉及到人的有1篇，约占总篇数的1.8%，涉及到单位的有3篇，约占总篇数的5.3%。而且，所批评单位至少比报纸所属级别低两级。[孙旭培：《推进舆论监督的三项举措》，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2。]由此可见，在一些党报其舆论监督苍白无力，形同虚设。
其三是只监督“死老虎”。不良问题解决了，组织上已作结论了，党报再出来放响“马后炮”。“马后炮”中有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多数则是批评者胆怯所致，担心放响了“马前炮”，打不倒对方，却惹了一身臊，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放“马后炮”保险，而且还能吸引住读者眼球，引起一定的反响和好感。
第二，在新闻舆论监督运作方面，社会各方面的抵制干扰太大。一些党政领导认为党报揭本地之丑，产生的负面作用影响了本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实质上却是害怕破坏自己的政绩，影响自己的仕途，丢掉了自己的乌纱帽。因此，他们会千方百计地阻挠媒体曝光。“人民日报报群工部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工作人员经常会碰到通过各类渠道前来‘打招呼’的情况，不少有份量的报道因之‘胎死腹中’。[傅昌波：《新闻舆论监督论——概念、依据和规范》，1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个别地方，还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阻止载有批评稿件的党报发行，发行下去了还要收购回来。对出台的新闻舆论监督所反映的问题，不处理、不纠正、不回应，甚至还动用武力打击报复。2005年，浙江《台州晚报》报道了当地一个区的交警乱收费问题，结果交警大队领导带领相当规模的警力冲击报社，打伤老总，并将其强行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