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后现代主义理论特点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文化概念，一般认为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但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潮流。[1934年，西班牙作家弗德里柯·德·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在他编选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一书中，第一次采用了这个词。而正式开始讨论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它深受尼采、弗洛伊德的影响，而表现出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倾向。后现代的批判目标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和理性主义传统，它旨在将这种形而上学信仰体系捣毁。后现代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正是他们的思想和著述使后现代思潮迅速地传播开来。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的变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种“后工业社会”，也称作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消费社会、最高度发达社会，在文化形态上称为“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后现代时代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它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旧质与新质交汇的发展，使人类历史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后现代主义首先在欧洲大陆产生。美国哲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于1973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率先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入手，直观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产生于1960年代。20世纪下半叶，美国率先进入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服务性经济取代制造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取代企业主成为社会支柱阶层。大众化成为文化进程的主旋律，以消费为重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对理性和精英崇拜展开极大的挑战。各种各样的信息在网络上都有平等的对话机会。后现代主义思想呼啸而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变革：计算机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打破了真实和虚幻的界限，人工智慧的设想挑战了人类的中心地位。人类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张扬过，世界政治、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球社会文化现象逐渐由一元转变而为多元形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变化无不表明了世界格局趋向多元化。后现代主义所标榜的“反对实质化”、“去中心”、“不确定性”、“反整体性”、“零散性”等术语，无不体现了这种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影响。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化所导致的社会文化危机的思索与批评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也来自于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生存危机的反思。当今人们面临着各种生存危机，从空气、水域、噪音、光等的污染，到绿化面积减少、沙漠扩张、核能危机，地球温室效应等，使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产生不安。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给社会带来了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以至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了片面的、夸张的看法，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社会、人类所有的问题。科学技术并非万能，并且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对技术理性的怀疑逐渐成为思想界的思考主题，以对技术理性及其实践结果的怀疑和否定为观念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于1965年出版了《保卫马克思》。次年福柯（MichelFoucault）出版了《词与物》。之后，德里达于1967年发表了《言语与现象》，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于1970年发表了《S/Z》，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于1979年发表了《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标志着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德国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论战，促进了后现代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并直接影响了后现代主义思想阵营的分化。1966年，德里达、罗兰·巴特访美，在美国刮起了以解构主义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旋风，美国后来居上，取代法国而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大本营。学者伊哈布·哈桑、弗·詹姆逊、丹尼尔·贝尔，以及大卫·格里芬、理查·罗蒂等人均成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代言人。美国文艺理论家弗里德利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于1983年发表了《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将后现代主义的其他理论拓展开来的，要数美国后现代主义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1987年，他出版了《后现代转折》一书。]后现代主义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相差很大，但他们都对现代性持批评态度。后现代主义思想反对同一，推崇差异，因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立场等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要把他们进行归类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有时为了使研究更明晰，叙述更清楚，又不得不作这样一种划分。如果以正、负价值态度的两分法进行分类，根据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学术观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将其分为解构性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怀疑性和肯定性后现代主义，或者反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等几对范畴。大卫·格里芬在其《后现代科学中》就曾把后现代主义分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两种。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建设性”为主要特征，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倡导对世界的关爱，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等；其代表人物有罗蒂、大卫·格里芬等。[参顾明远、孟繁华主编《国际教育新理念》“后现代主义教育观”部分对于“后现代”综述，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相信，现代世界已经取得空前的进步，不能因为反对其消极特点而抛弃这些进步，现代性可以而且必须被超越。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分成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
肯定论后现代主义者对后现代时代持有一种乐观的观点，他们欢迎变化，欢迎积极的政治活动，提倡多元主义和宽容，支持和平运动、生态与环保、女权主义、绿色政治等一系列新运动。
反现代的后现代主义者，首先把后现代作为一个新发展时段，然后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扬弃。它承认现代性的进步性，同时对现代性的危害性进行揭露和批判；它强调非决定论、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探索有效地汲取现代性的优点又有效地避免现代性的弊端的途径[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新著《后现代主义的假象》（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简明厄要地归纳了“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他写道：“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他认为，这种思潮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诸如瞬息万变的、非中心化的技术领域，消费社会和文化工业；这种新的物质环境造成了传统的制造业被服务业、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取代，也促成了传统的以阶级为核心的政治领域向各式各样的（基于族裔、性别、社区等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转化。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则是反映这种时代变化的文化风格。它无深度，无中心，漂移不定，自我指涉；它是游戏性的，往往从别处借来观念和意象加以折衷调和；它是多元主义的艺术，它无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也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
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以“怀疑”和“否定”为特征，反对任何假定的“惟一中心”、“绝对基础”。“纯粹理性”、“大写的人”、“等级结构”、“单一视觉”、“惟一正确解释”、“一元论方法”以及“连续性历史”，志在摧毁传统的封闭、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
值得我们关注的与“后现代”相关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所谓“后现代化理论”。
后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集合。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产生了后工业社会的思想，1973年正式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在今后30年至50年间，发达工业国家将进入后工业社会。1997年，美国学者殷格哈特（Inglehart）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等著作问世，书中把1970年以来发达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把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现代化。后现代化理论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后现代化。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还包括政治、经济、性和家庭、宗教观念等的深刻变化，如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从现代价值到后现代价值、从生存价值到幸福价值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通过工业化和系统的技术应用来扩大有形产品；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追求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在专业化、世俗化和个性化方面，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继续。
4、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及电视文化的关系
应该说“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文化土壤之中，那里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与中国迥然不同。西方一些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明确表示，后现代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看到很多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和应该批判的东西，在中国则是刚刚（或即将）出现和值得追求的东西，确实，追赶西半球的时髦，摹仿另一种生活的精神定位，显然属于对历史的误解和对时代理解的错位。[参照徐友渔《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载《现代与传统》1996年第3期，总第10期。]
作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的状况比较复杂，中国学者普遍不赞成将西方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生吞活剥用于中国，呼唤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研究问题，寻找对策。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作为阐释中国的符号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视角。很多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力量已经式微，而中国的现代性正值壮年，同时后现代性在大众消费、思想文化和娱乐休闲等领域悄然兴起。二者的矛盾共生彰显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在现代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舞台上，后现代性已捷足先登，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矛盾的反映，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特征的必然结果。[王建民《中国社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共生——以“大话西游”和“神舟五号”为例的阐释》，载中国社会学网2004-12-21。]
另外，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何传启认为第二次现代化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知识革命和信息革命发生之时，此时发达工业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迅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于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经典现代化和新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载《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出版。]在发达国家，第二次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探索新现代化的途径，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人等各个方面，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物质文明向非物质文明的转变。例如，政治国际化和平权化、经济知识化和全球化、社会网络化和创新化、文化自然化和多样化、普及高等教育和提倡终身学习等；在发展中国家，第二次现代化的重点目标是：在加速经典现代化（如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理性化和普及初中等教育）的同时，学习和引进新现代化，推动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和创新化进程，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