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德利亚的电视批评[以下关于博德利亚的介绍，主要参考王岳川《消费社会的文化权力运作——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文化理论》，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刘悦笛《鲍德里亚的思想谱系》、吴兴明《省思波德里亚：我们如何理解消费社会》，载《文化研究》第五期。]
让·博德利亚（Jean Baudrillard）[又翻译为“鲍德里亚”或者“波德里亚”。]，1929年生于法国东北部兰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关于他的思想研究在欧美越来越热，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达到了一个高潮，他突出的理论建树在于“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方面。尽管他也致力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他的思想套路却不同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迥异于阿多诺式精英文化立场。博德利亚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对现代消费社会进行积极的解析，这种解析同时吸收了罗兰·巴特、麦克卢汉等人思想的精义。博德利亚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又是一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更是一位当代“文化研究”的先锋派人物。
博德利亚能够把新兴的在当时“并不能成为学术”问题的“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研究包容进来，他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巨大的改变和突变的过程，需要全新的理论和概念来描述这一过程与变化。为了完成对后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分析，博德利亚从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角度对当代世界加以透视，他的基本关注层面是：现代性问题与文化危机，消费社会形态转型和媒介传播的结构，消费主义与日常生活，商品拜物教中的精神生态危机，大众传媒与世俗化问题。他借助诸多新术语，诸如：“仿像”（simulacrum）、“内爆”（implosion）、“超真实”（hyperreality）、“消费”（consume）“致命”（deadliness）等。对于博德利亚而言，现代社会是围绕着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组织起来的，而后现代社会则是围绕着仿真以及形象与符号的运用组织起来的，这些前沿学术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世界性的消费社会文化困境的揭示有着重要的意义。
“类像理论”，是博德利亚最著名的理论，在博德利亚的视野内，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核心特质在于：类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得以“内爆”，博德利亚曾屡次借用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内爆”理论，来说明类像与真实世界之间界限的崩塌。从工业革命之前艺术品通过手工仿造出“赝品”，到工业革命之后，艺术品的采用机械制造方式批量复制，再到现时代任何艺术品都可以被转化成影像传播，最后进行到“纯粹是自身的类像”领域，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今天的文化现实成为一种“超真实”的存在，真实本身在超真实中全面陷落。
博德利亚的社会思想，以消费社会批判为起始，其特点就在于结构主义符号学视野的参与。在《物体系》的结论篇，他明确地指出：“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这种身份的转换，也使得人与人间的关系“变成了消费关系”。《消费社会》仍以物的分析为起点，进而提出了“消费社会的逻辑”，并将该社会类型界定为“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而“消费”则“是（通过对消费个体进行分化作用）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有力因素”。在此，“消费”一语的含义已经被彻底地限定和修改了：它再也不是作为需要—满足之核心环节的那个消费，不是在通常意义上对物品的购买、拥有和消耗，一句话，它的实质不是人和物的关系，而是在物中并通过物而建立的人和人之间的象征关系。简要地说起来，在博德利亚看来，消费是“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性行为”，人们消费的并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符号。当然，人们消费符号是有目的的，在于通过此一活动获得一种身份认同，通过符号的差异来建立与他人的差异。消费社会的符号性统治将人和自己、人和他人、人和自然的关系全面转化为消费关系，因此它是人全面异化的社会。博德利亚进而全面剖析和描述了整个消费社会：它在大众传媒文化中的“伪事件和新现实”，它将身体作为消费品的“快感原则和生产力”，它的“休闲的悲剧或消磨时光之不可能”，它无所不在的“关切的神话”，它的暴力和“非暴力亚文化”，一直到整个社会的“当代异化”等等。作为博德利亚消费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上述三个方面互相渗透、互相支撑，蕴涵并支持了他对消费社会的总体评判：人的异化、资本—符号操纵和社会不公。
在他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拟像与模拟》、《冷酷的回忆》、《完美的罪行》等系列著作中，博德利亚对电视传媒的负面效应持冷峻批判的态度，他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加剧人们心灵的异化、在肢解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如博德利亚所说，大众传媒却在不断造成信息发出、传递、接受三维间的“中断”。大众传媒的播出是单向度的，不像对话那样有情感心性的交流回应，这种“无回应”的播出缺乏沟通，是大众传媒成为“为了沟通”的“不沟通系统”。这种不平等的话语输出，实质上掩盖了这种“无回应话语”的话语权力实质。传播与回应的不均等关系，使权力属于能施予而又使对方无能偿付回应的一方。大众传媒的受众只有收看或不收看的自由，而没有对答回应这种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人们长时间地凝视它，看的却是它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世界，一个人为的“复制”的世界。这种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走向我们时变得主观而疏离，媒体成了沟通的“不导体”。博德利亚强调，媒体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以牺牲世界的丰富性为代价。人成为媒体的附属或媒体的延伸。媒体将人内化，使人只能如此看、如此听、如此想。人从接受的主体成为媒体的隶属品——终端接受器。人这种“终端机”可以在多频道中不断地调换频道，并数小时一动不动地凝视斑杂的画面和芜杂的信息。这种人将自己物化（接受器化、选台器化）的结果是，人接受储存了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因为人脑已被这些信息塞得满满的，人从思想的动物退化为储存信息的动物，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堵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人们凝视电视而达到一种“出神忘我”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窥视欲”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们借助电影、视盘、电视可以窥视他人的生活，乃至犯罪的过程、性与暴力的过程。人们的私有空间成了媒体聚焦之所，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展现在家里。尤其是那些矫情的、色情的、无情的片子，更是使人在迷醉中得到下意识欲望的满足又膨胀出更刺激的欲望。不难看出，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像”的家庭化，导致了传媒（尤其是卫视）的世界一体化，从而使紊乱的信息传播全球化。这一方面可能使信息扩张和误读造成文明的冲突，另一方面，传媒信息的膨胀因失去控制而使当代人处于新的一轮精神分裂和欲望猥亵的失控状态之中。[参王岳川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页。]
博德利亚《完美的罪行》、《消费社会》、《生产之镜》等的社会文化分析，在当代世界的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就思想价值取向而言，他对电视传媒的负面效应是持冷峻批判态度的。因此，他被认为是“非乐观态度”的后现代学者。他在洞悉后现代传媒在加剧人们心灵的异化、在肢解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基础上，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这是具有独到眼光的。应该说，博德利亚在消费社会中警醒人们关注生命的本真意义，在传媒热衷于制造“追星”群体和消费“热点”之中，给当代精神失重的人们亮出了另一种价值尺度，并为人类走出消费社会消费主义的阴影，重建精神生态的平衡系统作出了前沿性的学术思考。
二、布尔迪厄的电视批评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ourdieu 1930—2002）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近四十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批判哲学的思想资源基础上革新了社会学方法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以激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著称。”[周莽《一言难尽的布尔迪厄》，载《中华读书报》，2002/2。]
作为批判社会学的大师级人物，布尔迪厄一生涉猎广泛，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布尔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有关电视批评的《关于电视》一书，更是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理论包含这样三个核心概念：“场域”、“习性”、“资本”。
“场域”（field）：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的综合性结构。布尔迪厄将“场域”看作是一个网络，一个不断建构的结构，在这个网络中，存在着占有者、行动者和体制性的多重权力结构。整个场域又可以分成艺术场、宗教场、经济场、学术场、法律场等。场涉及的是对人们的关系、地位的分析，对行动者占据的位置的多维空间的阐述。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敞开的游戏空间，每个场都是斗争的场所。在权力的控制与被控制、制约与反抗之间，随着力量的此起彼伏、权力的犬牙交错，斗争使场的边界不断发生变化，引起场之间的流动，不断改变着场域的某些形态，进而产生新的场域。
“资本”（capital）：资本就是一种权力。资本分为三种：1）经济资本，2）文化资本，3）社会资本。三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经济资本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直接反映权力和财富分配特征；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是象征资本，具有更隐蔽的形式，而象征资本所起的作用是掩盖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使之自然化，合法化。文化资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以受教育的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人们在文化知识、教育中不断地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权力。现代社会的证书和学历，成为人们所力求获取的自身价值认同和保障，这正是官方认可的体制化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或者潜在的资本集合体，社会资本主要是一种社会的声望、知名度及其占有文化象征和经济资本数量的程度，它得到各方的普遍性认同，从而产生一种社会的价值增值效益。
“习性”（habitus）：即人的社会生态性，这既有先天的因素，又不完全是先天的，而是在社会化的个人境遇中逐渐习得的，并逐渐演变的“第二天性”。个体的遗传或者个体本身所带来的东西，只是其生命发展中一个基本要素，而不是其全部密码。人在历史中不断地通过实践改变外部社会时，人本身的天性也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人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习性和场域、资本是一种互动关系：人的存在，既存在于场域中，又存在于习性中；场域构造习性，人的创造离不开场域、离不开资本；习性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和价值世界。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的批评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关于电视》（又翻译为《论电视》）一书中，1996年3月布尔迪厄应法国电视台之邀作了两次讲座，该书是根据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由于电视播出的影响力，这本书从一出版便长期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在电视上批评电视，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布尔迪厄因此也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在知识分子如何选择传媒、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上，布尔迪厄成了争论的焦点，在电视上批评电视，有人质疑，布尔迪厄是在对电视作批判，还是与电视共谋？周宪作这样的理解：“与阿多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评媒介的方法相比，，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破坏性，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为人所忽略的那一面。”[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译序第3、4页，周宪语。]对此，布尔迪厄毫不讳言：“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政治干涉和政治控制的确存在。”但是他仍然倡导知识分子应该在不丧失批判性立场的前提下多多介入电视。他也因此被称为“介入型知识分子”。
“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电视对政治生活和民主同样有着不小的危险。”，由这一基本判断出发，《论电视》一书的确设立了一个空前强大且富于力量的批判机制，借助这套机制，人们第一次有可能彻底认清电视的本质以及它所带来的全部影响。
《关于电视》有这样两个基本主题：第一分析论证了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第二涉及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重点分析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