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两大领域的丰富成果为我们将“生态”引入到电视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电视领域快速发展涌现的错综繁杂的各种问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维方式加以剖析解读，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与“电视”的结缘成了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理论研究的必然课题。
第二节全球化与中国电视文艺问题
一、电视文艺的生存现状：严重的生态失衡
电视文艺学关注“电视文艺”的研究，这是一项横跨电视和文艺学科的研究。从文艺与电视结缘至今，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当我们认真对“电视文艺”现状进行一番审视的时候，却在理性层面上感到问题不少。
我们先看一些媒体对于电视与电视文艺的批评：
自1998年5月《新周刊》以《弱智的中国电视》、《中国电视“八大病”》揭露中国电视的弊端起，媒体关于电视负面影响的批评声势逐渐增强，《弱智的中国电视》文中充斥着“弱智、噱头、矫揉造作、目中无人、精神贵族、性倒错、不说人话”等耸人听闻的字眼，对中国电视的弊病进行了全方位、重量级的攻击。一时间，中国电视至少在舆论上陷入尴尬境地。1999年《新周刊》又推出《砸烂电视的十个理由》（总63期）、《春节联欢晚会：16年之痒》（总57期）等系列文章，何树青在《2002中国电视节目秀》一文中，更是将“清宫古装剧+克隆版综艺+口水版脱口秀+拼盘版晚会”称为2002年电视节目“四大傻”。在《调查：中国电视黑名单》中，观众对于电视中存在的频道资源浪费、虚假、把做作当幽默、低估观众的智商、娱乐智力问答节目太多、男主持无阳刚之气、信息量小、知识的含金量不够等问题，表现了普遍的不满。在观众开列的黑名单中，《快乐大本营》、《周末喜相逢》等综艺栏目以及一些综艺主持人都榜上有名。
网络媒体的发展，让我们可以更直接地了解到观众对于电视的呼声。中华传媒网、新浪、搜狐、新华网、央视国际等互联网站，开辟了很多与电视传媒相关的频道与论坛，时下大众对于电视文艺节目的批评也由此可见一斑。
2002年4月，《南方周末》发表了《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一文，在电视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文中称，崔永元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把虚假、浮华、浪费、重复列为电视庸俗化的几宗罪：“没有哪个国家的哪家电视台有我们这么多的综艺晚会，灯光、道具、布景极其考究极其浮华。如果我们的编导和演员们极其地有创造力，一台晚会超过一台晚会，那我们无话可说。但我们看到的都是重复，总是那几个人那几首歌。还有那些同样花费巨大但是劣质的电视剧。”
综上所述，不难看到当代电视文艺处于严重的生态失衡当中。具体表现为电视台频道资源严重浪费，节目类型与内容盲目跟风，同质化现象严重，为片面追求收视率，庸俗化现象日益泛化等等。高鑫将电视生态的失衡总结为以下三点：清一色的综合频道、唯收视率论成败、知识型观众离席。说到综合频道中电视节目的同质化，我们以娱乐节目为例，仅在栏目名称中包含“娱乐”的就有：北京4套《娱乐现场》、《娱乐人物周刊》、福建东南台《娱乐乐翻天》、湖南《娱乐无极限》、山西《娱乐空间》、海南《娱乐任我行》、天津《卫视娱乐城》等，这么多的雷同真是让人对电视人的创造性活力感到质疑。
曾经一度辉煌的电视文艺节目或栏目《春节联欢晚会》、《正大综艺》已经失去昔日的光彩，曾经再造辉煌的《快乐大本营》也快乐时光不再；从晚会风、综艺风、娱乐风、游戏风、益智风，到博彩风、真人秀风、“海选”风……，风向不定倏忽变幻，让电视文艺从业者穷于跟风不知所从；电视文艺节目从内容到风格疏于创造忙于抄袭：港台学欧美、大陆学港台、省市台学中央台。电视台忙得最多的是电视栏目的改版，只见得“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即便这样，还是难免受到从普通观众到专职研究人员不绝于耳的批评——关于电视文艺节目的出路，似乎有点山穷水尽了。某市台的总编室主任叹息道，电视文艺很难做下去了，他们台已经发展到每年只做几台晚会的地步。这种情况同样体现在电视剧中，戏说风、公安风、豪华风、“格格”热、皇帝热，为了收视率和“好看”随意更改史实和历史人物关系，任意肢解红色经典。尽管招数用尽，可是在市场面前最终还是可能败下阵来。这种状况已然说明，电视文艺的现状实在令人堪忧。我们不禁要问，当代电视文艺节目真的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了吗？
电视文艺的生存问题不仅关系到电视文艺本身，也关系到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和学术生命。作为电视文艺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对电视文艺现象进行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而是更应该进一步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达到为电视文艺的发展开出可行性药方之目的。
关于电视节目收视情况的众多调查分析报告表明，文艺类电视节目（包括影视剧类、娱乐综艺类和音乐戏剧类节目）是目前电视受众收视行为的主体；电视受众近一半收视时间花在文艺节目上，尤其是电视剧更是老百姓电视节目的首选，这些调查表明电视观众还是需要电视文艺的，电视观众对于电视文艺的负面评价，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观众对于优秀电视文艺节目的热切期待。事实上，随着所谓“读图”时代的来临，电视文艺后来居上，成了人们审美娱乐的主要对象，并承载着政治宣传、意识形态教化、信仰和知识传承，文化的认同和求异等功能。我们一直说“文学”是“人学”，因为文学时刻关注着人的历史、人的现实、人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时代与艺术的发展，我们把同样的期望寄托到了电视文艺上，但事实上当今的电视文艺在这一点上离要求还比较远，这也是为什么长时间以来有人对电视的艺术身份加以质疑，同时电影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反对将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加以等同的重要原因。
面对电视文艺本身不景气而批评之声此起彼伏的形势，面对互联网、录像的飞速发展，观众有更多的娱乐选择的权利和方式的新局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看，我们都到了对电视文艺痛定思痛、深刻解剖的时候了。对电视文艺的历史和现状的反思与检讨，不仅涉及到电视文艺生存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以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选择的大问题。正如无节制的全民性狂欢（至少是部分地）导致了古罗马的灭亡一样，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大量经验事实告诉我们，电视文艺的生态失衡终将会导致中国人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全面失衡，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固然首先是电视文艺节目的生存之道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把电视文艺现象上升到文化学意义上予以认识，并将其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
在此，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电视文艺是什么？”不弄清楚这个概念，探讨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更无从讨论它的出路何在。我们期待着理论的作用，不仅仅跟着电视实践亦步亦趋地梳理总结现有成果、感性地评价当前得失，或是就某个栏目、某种现象作出局部修正与评价，而应该具有分析性、前瞻性与统观性，能够对电视文艺的实践与未来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电视文艺尽管有了几十年的经验，并不能使我们能够从容地对应明天的电视文艺命运。对于“电视文艺是什么”这一问题，仍然难以准确地回答。不少人理解的电视文艺就是电视晚会、综艺娱乐节目等等。的确，这些节目属于电视文艺范围，但是“电视文艺”概念并不只是包括这样一些节目——这就犹如我们在从学术上定义“人”这一概念时，不能将其定义为“男人、女人、老人和小孩的集合”一样，因为这个定义并没有反映“人”的本质属性，而只是反映了这个概念的外延。在认识上的片面性使电视文艺创作和批评走入了低潮，对“电视文艺”的重新思考和界定，是电视文艺谋求发展和扩容的当务之急。
现在，有必要重新面对这一问题做一番审视，把“电视文艺应该是什么？”和“电视文艺事实上成了什么？”分开分析。在进入问题域之前，首先回顾中国电视文艺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以期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视域。
二、电视文艺的历史回顾：剧烈的生态变迁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电视传播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电视传播区域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到数字电视的扩展、电视价值观念从政治中心论、经济中心论到文化中心论的演变，进入新世纪，全球化时代电视传播格局的变化，使得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同样经历着持续的生态变迁。
中国电视媒体从诞生之日起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宣传，新闻和文艺是两大主要节目类型，它们的制作理念、制作方式不仅受国家经济形势的影响，而且意识形态领域的风云变幻，在电视文艺的领域中很快就能反映出来。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除了在节目类型、艺术创造上的不断拓展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经济和电视传播技术因素。
张凤铸在《中国电视文艺学》中将电视文艺的历史发展总结为这样四个时期：电视文艺的初创期（1958—1965），电视文艺的停滞期（1966—1976），电视文艺复苏期（1977—1978），电视文艺的发展、兴旺期（1979—）。我们在借鉴这种分期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电视文艺发展的实践，将它们具体分成六个时期，以下分别对每一时期电视文艺发展中重大现象和代表性节目，作一简要回顾。
1、电视文艺初创期
中国大陆地区的电视事业起始于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创建之初，便有文艺组的建制，在其试播的第一天，当时政新闻播出后，便是电视文艺节目的播出，其播出方式是在小演播室进行直播，不久播出了第一部直播电视剧《一口菜饼子》。1959年，北京电视台转播了前来参加演出的苏联芭蕾舞团表演的《天鹅湖》等作品的片段，外国文艺从此成为中国电视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
1961年至1963年，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连续三年举办了以“笑”为主题的专题晚会，内容包括小品、相声和表演，这三次晚会试图突破现有文艺节目的局限，创作一些适于电视演播的喜剧节目，为探索电视文艺节目的新形式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在1958－1966这8年间，电视文艺在形式的演变上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传播技术手段上从“演、播同步”的实况直播舞台演出，转向了“演、播不同步”的录像播出。在节目内容与形式上，以较为简单原始的转播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既有艺术形式，到进行更富于电视化特点的再创造和探索，对几乎后来的各种电视文艺形式都有涉足与尝试。这些早期实践，为我国电视文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电视文艺停滞期
自1966年开始的“文革”首先从文化界开刀，电视文艺这一稚嫩的事业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全国大多数电视台被迫停办。1966至1976年的十年间，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充斥屏幕的是样板戏、语录歌、“文革”节目，以及少数带较浓政治色彩的外国文艺节目，在文艺批评中，简单粗暴的扣帽子取代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但出于特定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电视事业建设和技术更新，也为以后电视文艺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1971年5月1日，天安门焰火晚会的电视实况转播已能通过微波传送到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电视文艺的传播手段与传播覆盖面都在加强和扩大。1973年，随着彩色电视开始试播，电视文艺的技术表现手段得到很大拓展，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电视文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1975年前后，北京电视台调动彩色录像设备，抢救录制了一批文艺资料，包含相声演员侯宝林等表演的传统保留节目、京剧演员李和曾等人的精彩唱段等，为保存我国优秀的戏曲文化遗产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一些濒临失传的艺术家的代表作保留了下来。
3、电视文艺复苏期
1977年－1978年，思想的解放，意识形态禁锢的逐渐破除，使这一时期的电视文艺走上了复苏之路。恢复播映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和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满足了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需求，是这一时期电视文艺的一大特色。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改名为中央电视台（英文缩写为CCTV）。在电视文艺的复苏期，也出现了标志我国电视文艺转型的萌芽。1977年5月23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开办《文化生活》栏目。这一栏目与此前的电视文艺节目相比，不仅具有更多的艺术性、知识性、欣赏性和趣味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我国电视文艺自制节目的新起点。1979年1月，中央电视台又开办了《外国文艺》专栏，介绍外国各种优秀文艺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