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不等于仅仅从伦理的角度看待环境、生态问题，实际上环境伦理学与哲学各分支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自然哲学的复兴紧密相连，新兴自然哲学观往往交织在环境伦理认识中，在这方面典型的有卡普拉（F.Capra，1939～）的生态世界观[卡氏著有：1.《物理学之道》，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2.《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3.《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上列三书在东西方有广泛影响。]。卡氏认为笛卡尔——牛顿机械世界观是西方现代种种危机的根源，拯球危机要靠重建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观是合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他还认为这与东方古代智慧相通，这个世界观的思维机制是非机械论、非二元性、非线性的系统思维。卡普拉的世界观是对现代科学自然观、系统论、心理学、生态学、经济和政治制度、东方智慧等众多内容的一次综合尝试，也是身心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的统一尝试。他认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参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载《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
现代哲学提出应该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F·Perroux）在他的《新发展观》里认为，一旦接受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就可望出现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应变革：“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似乎意味着，在新的发展观里，人本身和自然本身必须统一起来，即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必须置于这一观念的中心。非常明显，人作为一种绝对价值，构成了一切社会物化过程的“阿基米德点”，而所有的物化过程都只能是人的发展的手段。这样，发展便被置入人的解放和进化的轨道，人本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价值判断的前提。[f.佩鲁著《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关于“生态自我”这一概念，对中国当前的电视文艺发展来说，理解起来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我们尚在现代化的途中，还沉浸在发现人的狂喜中（“文学是人学”仍是中国文艺批评十分流行的命题），依然以人本主义为解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体系。[王晓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载《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五四时期对于自由、个性的言说，表明‘人是目的’这种意识已经开始在中国生成和推广。近年来流行的古装历史剧大多宣扬等级观念和权谋文化，其中不乏动辄下跪和感谢皇恩等奴性洋溢的画面，就说明不少文艺创作者还不具有基本的人道主义观念。”[王晓华《文艺批评须建构人文关怀精神》，载《深圳特区报》2004年6月14日。]时统宇反复强调人文关怀对于电视批评的重要性：“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电视，从人文主义的视野观照和反思电视，抨击电视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揭露电视在人的发展中种种异化作用，力主用人文精神来提升电视的文化品味，这不仅代表了中外对电视持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的主旨，而且成为世纪之交时电视发展的基本走向。”[时统宇《电视影响评析》（第四章上），新华出版社，1999-01-01。]
三、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对精神世界环保的关注
在现代的社会中，我们体验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不同领域的快速变迁，拜科学文明之赐，原先需依赖劳力的生产活动，逐渐由机器所取代，我们得以享受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与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繁荣与便利的景象。电子媒体的出现，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我们的世界丰富多彩，人们认知自然和人类的途径得到了很大扩展，人类带着20世纪创造的巨大财富迈进了21世纪。然而在财富和便利的背后却蕴藏着严重的焦虑，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的异化、精神生态失衡问题，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建立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的问题。
精神价值是相对于物质价值而言的，它是指客体（自然、社会、精神产品）同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关系。精神价值大体包括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三种精神价值密切联系。如果说物质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价值，那么精神文化价值则是人类日益走向全面发展的标志。三种价值的统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真、善、美的统一。“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拓展了文学研究中关于“生态批评”的最初界定（“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与当前国内文学中的“生态批评”更多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重点关心物质世界的环保，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注自然的价值有所不同之处在于，“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将人所创造的“媒介环境”作为我们生存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生态”的观念进一步推进到人类自我的中心世界。不管是精神生态、文化生态还是社会生态，指向的是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学是人学，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把对于“人”的探究重任交给文学，如今，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影像艺术后来居上，从电影开始，记录人的历史、探索人的心理、追寻人生的意义，以视听结合的手法书创造着人类文化新的景观，“人”同样是电视文艺的主体，缺少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很难创作出好的作品。如《艺术人生》节目的成功就在于对于人情人性挖掘很深，所以具有动人的力量。《激情燃烧的岁月》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在于中国一代人的家庭命运有着与石光荣一家的相似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国式离婚》对于观众的吸引在于对当代人家庭伦理道德、****观、心灵困惑的关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大众文化时代，这样的哲学思考不再是哲学家的书斋演绎，而是每一个个体都会面对的问题。
艺术作品可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认识历史、了解人生、净化灵魂、陶冶情操，获得美的享受，其具体的精神价值表现为认识价值、教化价值、审美价值等。电视文艺综合了文学、戏剧、电影、表演、音乐、绘画等各种艺术元素，在题材样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在内容上展示出历史累积的深厚和开发探索的广阔天地，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大众文化艺术形式。它是广大观众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智力和情感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是一种塑造人的灵魂的文化。对电视文艺的认识与定位，必然影响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视野、思维方法的生成，电视文艺作为当今重要的精神价值客体，应该应该扎根于人的存在历史、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存境况并着眼于人的理想生活的话语行为。这里的“人”，“既不是抽象的政治的人，也不是片面的伦理的人，更不是观念意义上的文化的人，而是历史语境和现实生态困境双重挤压中的生物文化人和文化生物人。”[参唐代兴《生态化综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方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9期。]因而电视文艺应该能够接续长期以来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承担起对人的生存的启蒙、塑造、新生与开辟，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环保给予充分的关注。电视文艺学研究不仅要具有人的历史眼光，更应该具备人的生态视野。
虽然在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的阶段可能发生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不平衡的情形，但一般说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发展与人的素质是基本上相适应的，社会文明程度与人的素质成正比例。把精神价值作为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电视媒体合乎自身规律的内在要求。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当各种负面文化效应不利于社会主体需要时，大力提倡积极选择和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社会化进程的电视精神产品，更具有其现实意义和针对性。我国电视媒体面临着外国电视文化与本国电视文化的冲突，广大观众日益增长的对电视节目的各种需要与实际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其需要的冲突，以及电视媒体在肯定了娱乐休闲类节目的地位后，同时也出现了远离生活、躲避崇高、消解意义、淡化历史、调侃人生等倾向。为此，进一步确立电视文化的认识、审美、教育、娱乐有机统一的功能观，明确其精神价值的重要意义，对于电视文化选择同样十分重要。[参刘炘著《电视重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从电视文艺的发展观念和批评标准的变化来看，从政治中心论，文艺是政治工具，教化、宣传工具，评价指数是否是符合主旋律的要求；到经济中心论，评价文艺的一切标准以满足观众需求、收视率指数和商业利润为参考指数，一直还没有对作为文化的主体——人加以关注。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从生态学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出发，延伸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内在和谐，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关注电视文艺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从人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多个角度考察电视文艺与文化的关系，既是一种评价系统，同时也参与价值选择与价值重建。“选择创造优秀的电视文化对于实现其精神价值，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的和谐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参刘炘著《电视重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第二节强化批评功能：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重建
一、理性思考基础上的价值判断。
1、对“批评”本意的发掘
对于“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目的功能的理解，我们可以顺着“批评”―“文艺批评”―“电视（文艺）批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脉络加以考察。
“批评”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关于“批评”这一概念的理解，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共识。韦勒克在其《文艺批评的术语和概念》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分别从古希腊文、英文、法文、德文等不同语种探讨了“批评”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化过程。希腊语“kritikos”的意思是判断，把批评理解为“一种文艺判断”。以后许多人都对它下过定义。有一种看法认为批评是一种“再创造”，批评是创造性的艺术。的日内瓦学派批评家就强调，批评不是“立此存照式的记录”，不是“居高临下的裁断”，而是参与，是不怀成见地“投入作品的世界”，实现批评家“与诗人的精神历程相遇合”。文艺批评是创造性的艺术，有人主张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用到文艺研究上来，或是因袭自然科学的方法，或是运用统计学的定量方法。也有人强调文艺批评应该利用人文科学如哲学、历史、语言学等成就，采取理智性的致知方法。[参照周忠厚主编《文艺批评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我国“五四”时期，“文艺批评”这一术语从西方译介过来，一直沿用至今。西方文论里对“文艺批评”这一概念的理解同样也是五花八门的。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艺》对“文艺批评”的界说，文艺批评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艺现象（包括文艺运动、文艺思潮和文艺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
在不同的对于“批评”概念的理解中，核心强调的有两点，其一是“判断”，其二是“创造”。
批评的过程一般包括“感受和了解”、“理性的分析”两个阶段，有感受才能有分析，而分析又使感受得到提高并变得更加明确。文艺批评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文艺批评虽是以文艺欣赏为基础，但它不是纯感性的，它要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文艺对象进行理论分析。别林斯基说，在文艺批评中，“判断应该听命于理性，而不是听命于个别的人，人必须代表全人类的理性，而不是代表自己个人去进行判断。‘我喜欢，我不喜欢’等说法，只有当涉及菜肴、醇酒、骏马、猎犬之类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有威信，可是，当涉及历史、科学、艺术、道德等现象的时候，仅仅根据自己的感觉和意见任意妄为地、毫无根据地进行判断的人，都会令人想起疯人院里的不幸病人”。
任何有价值的文艺批评又不能仅停留在对电视文艺作品一般的阐述和透视上，如果仅仅做到这一点，那只是与作品处于同一层面的分析与解剖，没有生发，更谈不上提升。朱光潜在阐释他的文学批评方法时特别强调一种创造性的批评。他在《近代美学与文学批评》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述了文学批评与创造的关系。在朱光潜看来，历史上的文学批评多是一种“判官式的批评”，这种批评没有任何的创造性，因而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