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处于不断的文化选择的过程之中。电视的文化选择，是在某一社会中电视媒体及电视人在一定环境下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电视文化及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运作模式、节目形态、制作技巧等方面进行的取舍。其过程包含着对现有电视文化、外来电视文化现状及广大观众需求的全面认识、比较与鉴别。其目标是产生过去不曾有的新的电视文化结构。其重要意义是对不断变化着的社会需要的适应和对电视观众的满足。[参刘炘《电视重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电视文化选择也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它具体体现在关于电视媒体的宏观政策法规的调整、制定上，电视节目价值取向的引导上，电视节目播出内容的要求上，电视节目成品的审查播出上，以及节目的评奖标准、电视节目的文化批评、电视文化的交流与创新等方面。从选择行为的主、客体关系上看，电视媒体及电视人是电视文化选择的主体。面对的选择客体是具有不同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不同层次观众的不同需要，以及本国和外国电视的不同内容、不同形态、不同模式、不同技巧的各类节目。经过主、客体双向的互动作用，推动着选择行为的完成。[参刘炘《电视重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 and Ball—Rokeach）认为：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美]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这里的资源是指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因其对社会有益、为人类所需，被人们视为当代社会的第一战略资源。邵培仁在《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一文中特别对这一点作了阐述，他认为媒介系统是大规模生产和创造信息、处理和加工信息、传播和销售信息的专门组织或职业机构，也被人们看作未来社会发展中战略性的支柱产业。这决定了媒介系统必然要在现代社会所有个人、群体或系统的组织中和社会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并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信息资源也必然成为人们在日益复杂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认识环境、理解社会、规划人生、采取行动所不可或缺的极其珍贵的精神产品。“因此，无论是从全球竞争、可持续发展考虑，从继承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考虑，还是从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考虑，我们都应充分认识媒介生态资源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既要珍惜、保护好媒介生态资源，又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媒介生态资源，使其更好地为国家、人民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服务。就是说，这种开发和利用不应该是粗暴的、掠夺性和破坏性的，而应该是文明的、有远见、有计划的，既不会造成信息雪崩、信息超载、信息污染，也不会造成信息枯竭、信息危机、信息霸权。”[参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载《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四、建立以人为目的的当代传媒体系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最终的价值诉求就是从“建立以人为目的的当代传媒体系”入手，完善电视文化。
电视这个神奇的匣子很容易让人迷失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迷失在单纯技巧的炫耀上，虽然这些也是艺术审美必不可少部分，但是如果忽视了电视真正需要关注的主体——人，就容易形成形式大于内容、舍本逐末的实际效果。从目前很多电视文艺节目来看，豪华的布景、强大的演艺阵容、与高科技紧密相连的各种特技的运用等等，确实让人眼花缭乱，吸引了不少注意力，但是如果本身内容空洞、苍白，对人生存的深层问题关注不够，就难以具有动人的力量。
就像人们通常谈到文学时所说的“文学是人学”这一口号所表明的那样，电视文艺也是表现人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难以与影视这种声画艺术相比，因为它真正实现了一种“照镜子”式的模拟，把关于人的种种更加直接形象地传达出来。它以人为反映对象，以探讨和追寻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为己任，而且在电视文艺活动中，作为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的编、导、演与受众也总是以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份，把自己的认识、意志、情感、意识与无意识等全部心意能力都调动起来，全身心投入其中。所以，在电视文艺活动中，不论从主体还是客体的角度来说，都只能是现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人；离开了人的个体存在和意识的感性层面，也就不可能全面、准确而深入地理解电视文艺活动的性质及其产品。
人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其实从古希腊起就已经开始被关注，镌刻在德尔斐神庙墙壁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以及普罗泰戈拉提出的警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就反映了人在当时思想家心目中的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中国哲学历来重视人的价值。孔子云：“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城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易传》以天地人并立为“三才”，且以人为中位。这种“贵人”观念，体现在价值理性上，首先是以人为价值主体，其次是以人的道德、理想、人格为价值取向。
但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经济中心论－政治中心论－技术中心论－人的中心论－价值中心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工业现代化带来极大的物质丰富、经济繁荣、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的全面异化。技术作为科学的实用表现方式，基本上排除了价值判断，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以人的发展作为重要目标，经济指标、技术决定论的浪潮席卷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这种畸形的发展观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既没有自然的任何地位，也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某类人为中心，以物为中心。财富的来源一是对自然的掠夺，二是对人的掠夺，这种缺少人本关怀，缺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及长远利益的考虑，导致了自然生态的恶化和人的全面异化。我们看到，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是自我意识的丧失与价值标准的失落。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基本完成，每一个个体已经被完全地职业化和角色化。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完全地受到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他担负的社会职责的约束和限定。别人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自己的行为标准。结果个体丧失了对自我价值的终极追求。自我沉沦于他人之中，沉沦于角色之中，沉沦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他在社会现实之中找不到真实的自我。个体开始过着双重或多重生活。但他就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生活。于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里，个体因其职业化和角色化而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怀疑自我，并最终否定了自我的价值。正是基于个体被后现代社会所全面角色化和职业化的状况，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发出了“人死了”、“主体死了”的感叹。[王晓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载《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再就中国社会现实来看，从西方引发的现代化思潮所带来的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的异化两方面的问题，在今天也同样摆到了我们面前。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不仅遇到了一些发达国家工业文明时期所出现的普遍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尚未规范的市场经济刺激下所爆发出来的原欲给社会所造成的剧烈震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的精神生活却日趋萎缩，人同样面临着被物化的危险。这一客观现实也就把人的问题推到了我国哲学家的面前，使得这一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了世纪之交西方和东方哲学家们所关注思考的中心和焦点。所以，作为“人学”延升的电视文艺在确立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方面的作用，理所当然的也应该成为电视理论研究者所思考和探寻的中心问题。[参照王元骧《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第五期。]
电视文化的重建，其首要含义乃在于选择主体——人自身的重建问题。当今中外学者已经普遍认为，社会现代化的成功常常是基于塑造了一代新型的适应现代化观念的人的精神品格，而一个国家的落后和停滞不前往往源于人的落后。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其《人的现代化》中重申勒纳的观点：所谓“现代的”，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或政治制度的形式，它也是一种精神现象或心理状态；可以“把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心理状态、价值观和思想改造的过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最切合实际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莫过于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参见〔美〕英格尔顿著《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刘炘《电视重构论》第295页。]
不仅如此，我们对于人的理解还应该进一步确立：人既是具有私人性的个体，又居住在逐级递升的家园系统中：我们既是“文化人”，还同时是“地球人、世界人、生态人、宇宙人”。对“人学”关注的视野，应该由文化到世界，由世界到生态系统，由生态体系到宇宙整体。只有经过这样的视野扩展，中国文艺批评才能在足够高的高度上进行工作。[王晓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载《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意识的缺乏表征着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视野的狭隘：仍停留在只见人而不见物、自然、宇宙的人类中心主义层面上。[在《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所收录的有关人文精神的对话中，只有极少数人提到了生态危机等问题，并且此类话语很快就被以人为中心的话语打断和淹没了。（《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编，文汇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使得中国文艺批评家一方面对已经具有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意识的作品视而不见（至少对其中涉及此类内容的部分视而不见），一方面对文艺创作中缺乏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的现象未给予必要的批评。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以生态关怀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与批评话语在西方渐成主流，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也出现一批生态文艺家和生态文艺批评家。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也正是在广泛汲取现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立足于“发现人的价值”、“扩大人学视野”这一高度的自我提升。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电视传播的观念变革，大众文化的兴盛，电视文艺从政治宣传工具中解脱出来，人的主体性意义逐渐凸现。从对受众的重视，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的转变，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从电视文艺节目中关于人情人性的很多探索，都可以看到人的解放。但还谈不上是真正发现人。因为就目前电视文艺发展的总体状况来说，收视率成了衡量节目优劣、决定节目生存的重要指标，各种节目为了生存，不惜降格以求，讨好观众，恶性竞争，这些追求短期效益的诸多行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关注。
中国电视处于现代、后现代、后殖民交织的复杂的生存环境中，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又面对着严峻的国际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挑战。在“西化论”仍然占强势地位的今天，在省市台克隆中央台，中央台克隆台港，台港学日韩，日韩学欧美的风气下，中国电视如何避免被殖民化，如何发掘整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重建中国社会形象，重塑国民精神价值，重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并上升到生态视野来考察，真正体现平等对话交流，电视文艺的文化建设任重道远。电视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电视的出现和发展是物质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同时，电视对人类精神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主流文艺批评放弃了“崇高”、“英雄主义”、“使命”、“终极价值”、“远大目标”等具有超越意义的范畴，把目光聚焦于情节、结构、画面、剪接技巧、舞美造型、音乐的运用等外在形式的技巧，造成当代文艺批评理性的日益残缺之时，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试图完成对电视文艺中“人”的发现，最终指向建立以人为目的的当代传媒体系。[参照王晓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载《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这里对“人”的发现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在人文主义传统中进一步尊重人的价值。其二，在生态关怀精神中重新确立对于生命的普遍尊重意识——这是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与其他批评方式相比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也是这种批评方法创新的重点。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功能一方面表现为反思、总结、提升电视文艺创作的水平，同时还应担当起思想启蒙、消解落后的意识形态、建构新的人文精神乃至谋划中国文化之未来等重要的使命。从对美和艺术的内在特征和形态的研究，扩展为对艺术和社会以及人类存在中的意义和功能的探索，成为当代艺术理论的总体趋势，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同时也是与这一趋势的内在要求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