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开国（960）到欧阳修主盟文坛以前，大体在太祖、太宗、真宗及仁宗朝前期，是宋代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时期，垦田数不断递增，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都有相当的发展。虽然对辽战事的失败，加重了来自外部的经济和政治威胁，但总体上呈现出安定、开明的态势。同时，统治者采取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思想文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因文学发展具有滞后性，需要一个涵育积累的过程，因此北宋前期文学经历了从承传前代遗风，到呼唤革新和完成蜕变的漫长过程。具体地说，是对晚唐五代文学进行了积极的继承、改造以至扬弃，又为宋代文学的创立和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禹偁与“白体”
一、王禹偁的生平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钜野）人。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历右拾遗、直史馆、左司谏、知制诰等职。王禹偁性格刚直，不愿随众俯仰，直言敢谏，数遭贬斥。晚年因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被贬知黄州（今湖北黄冈），人称王黄州。有史学著作《建隆遗事》、《五代史阙文》，《小畜集》三十卷系晚年自编，《小畜外集》十三卷成于曾孙王汾之手。二、王禹偁的诗歌特色与成就王禹偁不满于晚唐五代以来纤丽的文风，致力于古文运动，发挥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传统，指出文章的功用在于“传道而明心”，文风简雅古淡，思想深刻，他的文学见解对欧阳修、曾巩等人起了先导作用。在诗歌创作上，发扬了杜甫、白居易关注现实、关心民瘼的精神，尤倾心于白体。王禹偁从小喜欢读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集，在贬谪生涯中更是“多看白公诗”，不仅学习白居易干预社会生活的新乐府，也效法他的杂律诗、闲适诗，以抒情、遣怀和酬赠，因此被视为白体诗人。
“白体”指宋初诗人学习白居易诗风进行创作的风气，又称“白乐天体”。代表诗人有李昉、徐铉等，他们主要模仿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相互唱和的近体诗进行创作，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顺熟浅切、明畅清雅。
欧阳修曾说：“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行于容易。”
（《六一诗话》）知其在仁宗朝已经开始流行。宋末的方回也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桐江续集》卷32《送罗寿可诗序》）北宋人所以学“白体”，首先与白居易的诗风有关。白居易作诗不重典实，吟咏随意，因此分类虽多，皆以浅近易晓为特色，作来比较轻松便捷，易于仿效。其次，含义主要有三层：一是学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的相互酬唱之风学作唱和诗。宋初朝廷优待文臣，提倡诗赋酬唱，使在朝政多暇之际，元、白、刘诗歌唱和之举，就成为文人士大夫竞相模仿的休闲范式，太宗与群臣，李昉与李至，王禹偁与友人间的唱和，皆有效法前人风范，借以切磋诗艺的目的。第三，白氏为人旷放达观、乐天知足，又往借诗歌来谈佛道的义理，也对宋人形成了极强的吸引力。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白体”在宋初蔚然成风。
然而，王禹偁之所以能从白体诗人中脱颖而出，则与白居易早年多写讽喻诗、晚年退而写闲适诗的创作历程相反有关。王禹偁早年写过许多闲适的唱和诗，而在之后的贬谪生涯中，逐渐重视白居易新乐府的创作精神，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与杜甫“忧黎元”、白居易“补时阙”的精神一脉相承，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淳朴真切的情感。如《对雪》《感流亡》《竹》《对雪示嘉祐》等。《对雪》云：自念一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
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这首诗吐露了身处安乐而不忘百姓贫苦，勇于引咎自责的心声，同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咏怀五百字》）之类诗作的思想感情一脉相承。王禹偁虽然倾心于白体，但对杜诗艺术境界也有借鉴，使他超越了浅俗平易的白体诗风，较宋初诸家“白体”诗人具有更高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他的诗爽畅清俊，于平淡中寄有深意，耐人深思。
他的山水诗也极有情韵。如《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意象清丽，语言明畅，村行所见之景，绘声绘色。一个“立”字，将山峰拟人化，产生了平淡中见奇特的艺术效果，表现出对平淡美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王禹偁的诗中已有议论化的倾向，有些较为生硬，但多数议论畅达，既有深度，又无造作之感，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王禹偁是针对晚唐五代种种文弊倡导文学革新，首开一代风气的宋初作家之一，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对宋代诸大家有重要影响。
西昆体与反西昆体诗人
一、西昆体与主要作家“西昆体”是在馆阁文人中形成的一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新诗体。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杨亿、刘筠、钱惟演曾于秘阁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编书之余，酬唱频繁，并邀请张咏、舒雅、丁谓、钱惟济等人一起参加，创作了许多诗歌。由于酬唱活动主要在皇家图书馆——秘阁之中进行，故杨亿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将所作酬唱诗结集题为《西昆酬唱集》。因为集中诗人的地位很高，使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其风格，号为“西昆体”，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
西昆体的产生有其社会基础，虽然宋初的很多作家在批判和抵制晚唐五代以来雕琢浮靡的文风，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风气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而浅切晓畅的诗风又往往流于平庸浅陋，势必刺激一部分人起来以富贵华靡的风格相对抗；宋初社会又值升平时期，内廷文学侍臣过着悠游享乐的生活，君臣之间经常借酬唱以歌功颂德，西昆派诗人便应运而生。
《西昆酬唱集》共收录了十七位作者的250首近体诗。其中仅杨亿、刘筠、钱惟演的诗就有202首，他们不但是作品最多的诗人，也是当时领导风气的盟主。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州蒲城（今福建蒲城）人。十一岁授秘书省正字，历任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为人刚介耿直，天资聪颖，文笔雄健，才思敏捷，喜奖掖后进。有《武夷新集》二十卷。
刘筠（970-1030）字子仪，大名（今属河北）人。官至翰林承旨。为人刚正。初为杨亿识拔，后与之齐名，号“杨刘”。有《肥川小集》。
钱惟演（977-1034）字希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吴越王俶之子。因博学能文，受真宗称赞，仁宗时拜枢密使。为人趋炎附势，史多微词。
杨亿作诗主张“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西昆酬唱集序》），馆阁气息十分浓厚，这在他们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西昆体诗的内容多反映作者们流连光景、优游岁月的生活，题材狭窄，诗情贫乏。在70个诗题中，主要是三类题材：一是怀古咏史之作，有咏前代帝王和宫廷故事的，如《始皇》《汉宣》《宣曲》等；有咏男女爱情的如《代意》、《无题》等；二是咏物诗，如《鹤》《梨》《柳絮》《萤》等。此类诗在集中最多。三是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内容，如《别墅》《夜讌》《直夜》等。但西昆体诗在内容上并非一无可取之处，他们也有托古讽今之作，如借助《汉武》《明皇》《南朝》等咏史题目，对宋真宗求仙祈神、大搞封禅、大兴土木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杨亿在《汉武》中写道：“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不写汉武帝独尊儒术、大破匈奴的丰功伟绩，而咏其晚年喜好神仙、祈求长生的行径，具有旁敲侧击的讽刺意味，是有为而发。还有些诗作揭露了帝王腐朽****的生活，如《宣曲》。但从整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比较贫乏苍白，缺少真情实感和生活气息。
在艺术上，他们不满白体诗的浅切，也不满晚唐体的枯寂，提倡学习李商隐，主张诗歌应寓义深刻，词章艳丽，用典精巧，对偶工整。他们大多有良好的词章修养，技法圆熟，善于大量摭拾典故和前人的佳词妙语，以求意旨幽深。其作大抵音律谐美，对仗工稳，词采精丽，令人耳目一新，反映出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有一定的价值。不过，西昆诗人多事模拟，尤因特好刻板搬用李商隐的诗题、典故、词藻等，而被大肆嘲弄，更被复古派的石介视为“怪”现象加以攻击。
二、反西昆体与主要作家西昆体的成就不容全然抹杀，但因其题材狭窄，脱离时代；艺术上以模拟为主，缺乏自立精神；文辞又过于雕琢浮艳，故虽能风行一时，终难开创艺术新境，令有识之士因之而大力呼吁文风改革。反西昆体的代表作家有穆修、范仲淹、尹洙、石介等。他们既批判晚唐五代诗风的弊病，又把矛头对准西昆体以来的新弊，具有锐意改革、勇于批判的精神。只在理论上没有新建树，创作成就也不高，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随之兴起，直接影响到宋代各种文学样式的发展，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穆修（979-1032）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他面对晚唐五代以来的不良文风，不遗余力的用实际行动倡导古文，因向亲友募捐而刻印韩、柳集数百部，亲自到汴京相国寺出售，以广流传。并传其学与尹洙、尹渐兄弟。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曾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抗击西夏。西北边塞的军旅生涯不但开拓了范仲淹的视野，也丰富了他的人生感受，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主张矫正文风。在范仲淹的创作中，注重将诗风与主体的情怀遭遇联系起来，感情激昂真切，风格清雄悲壮。“范希文有《赠钓者》诗曰：‘江上往来人，尽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涛里。’不徒作也。”（魏庆之《诗人玉屑》）这一特点在词中表现尤为突出。范仲淹的词是豪放词风的先声，代表作是《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写戍守边陲之景雄奇辽阔，苍凉悲壮，前所未有；尤见其担忧边境未宁，功业未成的感情；与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是贯通的。且在艺术上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是宋初词的优秀作品。
尹洙（1002-1047）字师鲁，河南洛阳人。官至起居舍人，有《河南集》。为文最善议论，有《叙燕》《息戍》《兵制》等代表作，见解深刻，文风严谨精简。范仲淹称其“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如《兵制》一文，用极简练的语言，一语道破北宋军事力量衰弱的政治原因，具有战略眼光。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南）人。曾耕种于徂徕山，人称“徂徕先生”。石介为人爱憎分明，关心政治，敢作敢为，对西昆体的攻击最强烈，专门写《怪说》三篇，称杨亿等人之作为“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对道的危害甚于杨墨于佛老。此说虽然击中西昆之弊，但因一味强调文章的功利性，视文章为政教工具，文风质木简陋。石介的观点对以太学生为主的青年士子影响很大，他们矫枉过正，抛弃了西昆体华美的文风，走上险怪艰涩的道路，形成风行一时的“太学体”。
北宋前期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