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世风、士风随之发生剧变。与之相适应，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不仅遭到李贽等人的攻击，且为广大士子所鄙弃，文人思想空前活跃起来。在文学领域里，以公安“三袁”兴起，反对前后七子之复古诗风，主张“独抒性灵”。继起的又有“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主张偏在“幽深孤峭”的诗文风格，与三袁又不尽同调。
公安派
在晚明文学中，“公安派”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袁宗道（字伯修）、袁宏道（字中郎）、袁中道（字小修）兄弟，时称“三袁”，因是湖北公安人，故名“公安派”，以袁宏道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三袁”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晚明文学价值观的理论主张。
其一，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变以存真”的“性灵说”。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性与创造性，假古董是没有生命力的。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称赞其弟诗文说：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处，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习气故也。
标榜“性灵”，就是强调表现作者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反对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做到这一点，即使作品有“疵处”，也值得赞赏，因“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这是“诗主性情”主张在时代条件下的发展。
其二，反对拟古蹈袭。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流派在创作上存在模拟失真的毛病。对此，袁宗道在《论文》中提出学古贵“学达”，即“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若“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只能是“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虚浮”、“雷同”的弊病便不可避免。其实，三袁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复古，而是觉得复古若仅在形式上求得与古人相似，终会使创作走向失败。
其三，追求浅易轻巧，平易近人的风格。主张“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不卖弄学问，多用典故，形成了清新秀逸、自然天真的艺术个性。
公安派的理论对文坛风气进行了正确的理论导向，有反道学、反复古的积极作用，也是对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带有十七世纪前后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时代烙印，意义不可低估。“性灵说”对后来文学的影响颇大，远如袁枚、赵翼，近如周作人、林语堂等，都倡导“性灵文学”。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作者的主观，使创作流于表现作家自我，忽视社会问题，视野狭窄，缺少社会意义深厚的好作品。“诗中无一忧民字”，正是其反思所在。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少年能文，十六岁结社，自为社长。万历进士，有善政。性好山水，鄙弃荣利，对黑暗官场深感失望，为官不久即退隐乡居。其师李贽为著名思想家，赞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存《袁中郎全集》。
袁宏道的诗充分表现个性，全无前后七子的板腐之气，“清新轻俊”，语言则平白如话。他的山水诗轻俏流丽，为人称赏。如《湖上别同方公子赋》之七：
龙井饶林泉，飞来富石骨。苏桥十里风，胜果一天月。钱祠无佳处，一片好石碣。孤山旧亭子，凉荫满林樾。一年一桃花，一岁一白发。南高看云生，北高见日没。楚人无羽毛，能得凡游越。
他在《与张幼于》中曾说自己的“得意诗”是“近日湖上诸作”，认为这样的诗不似唐人，但“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他反对“诗必盛唐”之说，故写这样的诗，发表这样的言论。
袁宏道还有“关心世道”之作。《逋赋谣》：“索逋赋，逋赋索不得。不是县家苦催征，朝廷新例除本色。东封西款边功多，江淮陆地生洪波。内库马价支垂尽，民固无力官奈何！”
亦可概见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另外有四首《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其二云：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裁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
这首诗充分地表达了他立身行事的思想倾向，不看“邸报”，不著“朝衣”，不写杜甫“忧民”之诗，而学阮籍“沉醉”于酒。但“眼底浓浓一杯春”，却“恸于洛阳年少泪”，深切表露了诗人的愤慨之情。
袁中道（1570-1624）也多有畅抒襟怀之作，情感浓郁，以《感怀诗五十八首》为代表，其六：
步入居庸关，水石响笙竽。北风震土木，吹石走路衢。蹀躞上谷马，调笑云中姝。囊中何所有？亲笔注阴符。马上何所有？腰带五石弧。雁门太守贤，琵琶为客娱。大醉砍案起，一笑捋其须。振衣恒山顶，拭眼望匈奴。惟见沙浩浩，群山向海趋。夜过虎风口，马踏万松株。我有安边策，谈笑靖封狐。上书金商门，傍人笑我迂。
《明史·文苑传》称袁中道“长益豪迈，从两兄宦游京师，多交四方名士，足迹半天下”。这首诗便是宦游生活的写照，强烈而自然地刻画出落拓不羁的气度和怀才不遇的抑郁心情。
公安派诗人很少铺陈或刻意雕琢，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意趣横生的艺术效果，少有雍容典雅、刻板凝重之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袁宏道的风格，认为“其诗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可以说是公安派创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如袁宏道《初至绍兴》一诗：
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方尖履小，士多鲫鱼小。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罗。家家开老酒，只少唱吴歌。
诗以轻松舒展的笔调描写山阴风土人情，饶有意趣，语言通俗活泼。再如袁中道的《听泉》：
一月在寒松，两山如昼朗。欣然起成行，树影写石上。独立巉岩间，侧耳听泉响。远听语犹微，近听涛渐长。忽然发大声，天地皆萧爽。清韵入肺肝，濯我十年想。
好一幅月夜游山听泉图景，清新隽永，刻画出沉浸于自然美之中的诗人悠闲愉悦的心境。
公安派随意轻巧的写作风格也使其作品走上另一个极端，即成诗过于率直浅俗，加上不经意的创作态度，以致于“戏谑嘲笑，间杂俚语”，虽然没有刻意造作的腔调，但不恰当地插入大量俚语俗语，有时也破坏了作品的艺术美感。
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锺、谭均为湖北竟陵人，故名。在文学观念上，他们提出了重“真诗”，重“性灵”的观念。
锺惺（1574-1625）以为，诗家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谭元春（1586-1637）则表示：“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
《诗归序》这都是竟陵派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的体现，可说是公安派文学论调的延续。尽管如此，竟陵派和公安派的文学趣味还是存在着差异。
首先，公安派虽然并不反对文学复古，要还是着眼于作家的创造，以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宏道《与丘长孺》）。竟陵派则着重向古人学习，锺、谭二人曾合编《诗归》，他们提倡在学古中“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诗归序》，达到一种所谓“灵”而“厚”的创作境界。
其次，公安派在“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口号下，不免有浅俗率直的弊病，对此竟陵派提出以“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予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创作要求，反对“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的行为，总体上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同公安派浅率轻直的风格相对立。这样的文学趣味在竟陵派作品中不难发现。锺惺《宿乌龙潭》诗：
渊静息群有，孤月无声入。冥漠抱天光，吾见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润飞潜，中宵万象湿。损益难致思，徒然勤风日。吁嗟灵昧前，钦哉久行立。
诗歌描绘了一幅万籁俱寂、孤月独照、寒影默然的宿地图景，给人以幽寂、凄凉与峻寒的感觉。难怪钱谦益说竟陵派诗风“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列朝诗集小传·锺惺》）。
竟陵派提倡学古人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与单纯蹈袭古风的做法不同，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流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也敏锐地看到了公安末流俚俗肤浅的创作弊病，企图另辟蹊径，绝出流俗，也具有一定的胆识。但是，竟陵派并未找准文学发展的路子，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公安派创作具有直面人生与坦露自我的勇气，显示出晚明文学激进精神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