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船只，有土质陶船，如务相争得君长所驭之船，但更多的却是用楠木刳制而成的独木舟。这在考古发掘的于的纹饰上也时有所见。一如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于船纹饰，船有篷，二人双桨，前有艄，后有舵，桅上还有饰物，整个图案写实性强；二如湖南石门出土的于船纹饰，船首高翘，有篷，一人摇桨，亦为写实之作；三如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于船纹饰、重庆万州出土的于船纹饰和湖南常德采集的于船纹饰，三者图案很接近，除船的写实性较强外，船上的人、桅和桅上的饰物都画得比较抽象；四如湖南泸溪的于船纹饰、广西柳州博物馆馆藏的于船纹饰，二者比较接近，图案简单，或单桅，或双桅，桅上的饰物随便勾画两笔。此外，《小校经阁》所载的两种古船图形，也比较类同，其一图有三桨和一有饰物的单桅，桅已弯倒，另一图为双桨，竖桅上亦有饰物，桅前后立有东西。
至于巴南区冬笋坝战国晚期的巴人船棺墓葬，以及川北地区宝轮院等地的因巴人迁入带去的葬俗船棺墓葬，就更直接传达了三峡地区先民的驾船劳作的水文化信息。
（五）三峡的纤道遗迹
三峡水急，纤道更险。历代先贤都想修道利行，因而留下了一些纤道遗迹。据《四川通志》记载：“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四川参政吴彦华曾在瞿塘峡开凿纤路，以利水运拉纤助航。纤道辟后，‘人得陆行，无风波患。’清乾隆年间，在荆南观察使李拨主持下于峡江开官漕，修纤路，去危石，群工云集，万斧雷鸣。清末，湖北商人李本忠，专营水运，深痛险滩之害，独资募请石工，凿岩通道，以利舟船溯江挽纤，先后两次开凿夔峡内白果背至干沟子纤道，及巫峡鸡心石和挑水卖莱等纤道。其中小湖滩、大湖滩、千堆峭石激浪汹涛，舟行不利，李亦修理，岸下立石栓可系舟，岸上开坦途可利步，涉川者甚赖之。”
现在最为明显的是在悬崖绝壁上的一条栈道，自白帝城的铁柱溪，至渝鄂交界处的青莲溪，全长65公里，宽2.3米。那是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九月，夔州知府汪鉴等倡导修建。民工们头顶绝壁，脚临激流，历时三年，工程告竣。盛夏涨水封峡时，行人往来，肩挑背负，络绎称便。据《奉节县志》载，当年，纤夫与轿夫可以并行。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修造这么巨大的工程，真是事奇功高，令人叹绝。那风箱峡侧的崖壁上，镌刻的“天梯津竦”和“开辟奇功”八个劲骨丰肌的大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先人们披坚执锐的勇毅和极天际地的奇勋。
如今，人们望见这条栈道遗迹，总想知道当年修造栈道的往事。翻开清？光绪十九年****梁等修纂的《巫山县志》，在卷七《水利志》里，时任四川总督的刘秉璋为夔州知府汪鉴倡导修通峡路事呈报朝廷的奏折赫然显现眼前。其词切切，其事凿凿，其情拳拳。虽然时隔百年有余，读之仍然令人震撼。今录于此，齐瞻先民之伟绩，共仰峡江之奇观：
光绪十五年，汪郡伯鉴，开修峡路。总督刘秉璋奏：为夔州府知府汪鉴开修夔、巫两峡纤路、轿路，桥道事竣。谨将工程经费，立案原由，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川省险滩栉比，而数不可枚举，其最奇险者，为三峡。夔峡起奉节白盐山，为三峡之首，即古瞿塘峡。当峡口者曰滟滪堆，冬则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于水中亦二三十丈。势险溜急，人力难施。巫峡在巫山县东，《水经注》云“是杜宇开凿以通江水。”沿峡一百六十里，峰峦峭削，即巫山十二峰也。在湖北宜昌归（疑脱一秭字）境者日巴峡，即古之西陵峡。凡此三峡，峭壁插天，悬崖千仞，并无山径可通，蜀道之难，于斯为最。中惟一线川江，急湍奔流，上下行船，绝无纤路。每当夏季水涨，舟行辄覆，每岁遭覆溺毙者，不下数十百人。
光绪十四年九月间，夔州府汪鉴，立志捐廉，禀请开修，经臣批准。先从夔峡开工，自白帝城起，下至大溪之对面状元堆止，曲折纤回，约三十里。施工之始，工匠无所凭借，乃对壁凿孔，层累而上。每开一大窦，实以火药，然引线而炸之。旋炸旋凿，使千仞峭壁之腰，嵌成五六尺宽平坦路，纤、轿可以并行其中。分造沟涧平桥十九道。自状元堆至巫山县城，九十里中，造平桥二道，拱桥四道，并创开土石山麓，亦成宽平坦路。夔峡于去夏功竣，迄今两年，当盛涨封峡之时，行人往来山路，肩挑背负，络绎称便。而舟行有纤路，亦少覆溺之患。
巫峡于十五年十月开工，自巫山对岸起，下至川、楚交界之鳊焦溪、青莲溪止，计七十五里。地段较长，经费较巨。计造大拱桥四道，迤逦开凿，变险岩为康庄，今已一律告成。
本拟接修楚境巴峡，惟力是视，经臣电商湖北督抚，臣接其回电，由楚筹修，是以修竟川界而止。
是役也，该府汪鉴捐银一万两，臣筹拔闲款，捐银二万八千余两，渝、夔两属官商，乐捐银二万二千余两，又钱二万余串。除支用一切经费及设石桩铁链等用外，存银一万两，发商生息，以作纤路、椿路、桥道岁修之资。兹据该府汪鉴造册禀请，立案前来，臣伏查蜀山万点，赴众壑者夔门；川水之流，障奔涛者巫岭。径路既绝，攀蹑难登。舟遭覆溺之伤，人鲜救援之处。数千年来，未能经营开凿者，诚以工艰而费巨也。该府汪鉴，有志竟成，竭一已之诚，胜五丁③之力，免行人于胥溺，庆王路之荡平，厥功实非浅鲜。其平日居官，亦复精勤廉洁，培植士林。合无仰恳天恩，准将夔州府知府汪鉴降旨嘉奖，以为好善勤民者劝，出自圣慈。
所有开修夔、巫两峡纤路、轿路，桥道事竣，谨将工程经费，立案原由，恭折具奏。
这纤道遗迹，这呈文奏疏，将当年官勤民奋、合力胼胝修造纤道，便舟航行，避免船沉人溺，共享通衢之便之举，跃然眼前。峡江险道，是先民开通；川水行船，是诸民驾驭。是他们，不断改变着三峡江水的险恶个性；是他们，赋予三峡江水丰厚的文化底蕴！
第三节三峡移民与三峡水文化
三峡地区尽管也有土著民族，但在历代的社会变迁中，多数都被外来民族征服、同化，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很小，因此，三峡社会是个移民社会。三峡移民与三峡水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或循水移徙，或因水徙迁，推动三峡水文化的发展。
三峡地区的移民从远古就已开始，前述的巴民族的向外发展，就是巴民族由三峡腹地向其周边的大迁徙，以后历朝历代，三峡地区都有民众迁入或徙出。有的学者将三峡地区大规模移民归纳为六次、七次，都有可靠的依据。在笔者看来，对三峡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移民主要有四次：一是古代巴人的移徙，二是明清的“湖广填四川”，三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移民内迁，四是三峡工程的百万移民。古代巴人的迁徙情况已在本章第一节作了较为全面的概略叙说，此不重述。本节重点叙写后三次移民情况，在此之前，概述秦汉至宋元的移民情况，以便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三峡地区的移民全貌。
一、秦汉至宋元移民概述
秦灭巴蜀后，为了巩固和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统治，除设巴郡、蜀郡，筑重庆、成都城垣，派遣张若、李冰外籍官员治理外，就是迁移汉人进入巴蜀，成为其统治依凭的骨干。《华阳国志·蜀志》载：“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以实之。”《史记·项羽本纪》也载：“秦之迁民皆居蜀。”过去，巴蜀相联，此“蜀”自然包括“巴”。所移之万家秦民，当有相当部分定居三峡地区。
除迁秦民入住三峡地区外，楚人入住此地的人数也不少。所以，《华阳国志·巴志》才载：“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
楚汉相争前，时为西楚霸王的项羽曾封刘邦为汉王，汉王即带兵入巴蜀。《汉书·高帝本纪》载：“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之人慕从者数万人。”这三万士兵和数万随从，也有相当部分留居三峡地区。
西汉前期，关中、山东和江南等地，出现大面积饥荒，朝廷除调粮赈济之外，便对饥民进行安置，《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汉书·高帝纪》也载：“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这“就食”，就是安置移民。这些来蜀安置的移民，自然也相当部分安置在三峡地区。
蜀汉时期，刘备曾带兵在河南、湖北一带与孙曹鏖战，后为与魏、吴鼎立而三分天下，便据西蜀。据《后汉书·刘焉传》载，建安十九年，诸葛亮、刘备、赵云等带兵万人入蜀。又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魏破蜀后，“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东及关中”。“于东”，应是取三峡东下，当可能有滞留三峡者。
唐代，帝王几次进川避乱，随同带来大批移民。如安史之乱时玄宗入蜀，朱□之乱时德宗进川，黄巢起义时僖宗来川，加之其他如贸易频繁等原因，通过三峡黄金水道的过境移民增多，致使三峡地区人口大增。
宋代末年，四川人民抵抗蒙古军队达半个世纪之久，战争耗损加上蒙军残酷报复，死者无数。到元初，全川在籍人口仅61万，不足南宋时的10%；以户计算，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全川共12万户，只占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264万户的4.5%。元代重庆路有编户22395户，93535口，夔州路有编户20024户，99598口，三峡地区总计约20余万人，与宋代三峡地区的33万户、150余万人相比，只占13%左右。元初统治者只采取了屯田开垦以保证军需。屯田有军屯与民屯。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有屯军1200人，屯田420顷，夔州路万户府有屯军351人，屯田56.7顷。重庆路有屯民3566户，夔州路有屯民5083户。这些屯军属外来移民，未组织民众入川，所以生产水平低下，一派萧条景象。当川西人民遭到蒙军屠杀时，蜀中大量人口取峡路移居东南，滞留三峡地区亦不是少数。
这一时期三峡地区移民还应予以关注的是四川盆地周边高山地区的“僚人”的入住。汉末世乱，近300年社会动荡，致使三峡地区人口骤减，每平方公里仅有数人，江州亦只有几百户人家。住居贵州及川南山区的僚人大量涌入三峡地区，最多时竟达300万人（含涌入川西盆地者），其间最多的有今綦江、江津、合川、铜梁、大足、荣昌等地，致使当局不得不为管理僚人而于这些地方专设政府机构。
这一时期移民人住三峡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对水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如秦汉之交，刘邦与项羽争战时，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又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方船”，两船相并。这么多船装运军粮，其水运当甚发达。诸葛亮等率上万兵丁入川，系乘船溯江而上，其船运之规模亦甚可观。这其间，少不了移民之参与，其对水文化的促进可见一斑。
二、明清的“湖广填四川”
关于“湖广填四川”，民间普遍流传着一个错误观点，认为是明末起义的张献忠军杀人太多，造成四川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因而清初在政府的倡导下，湖广等地才移民来川，将“湖广填四川”认定只是明末清初的移民史实。其实，它是元末明初、明末清初连续进行的移民大行动，形成两次移民高潮。
（一）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
元代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起义军首领、湖北随州的明玉珍带领十多万军队入川，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据民国《黄陂周氏族谱》卷十《跋》载：湖北黄陂万胜任大夏宰相，治蜀有行，“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不见兵革十余年。”这时，湖北等地战火蔓延，民众不胜涂炭，便“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者”。明夏政权建立后，废除元朝的苛重徭役，“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还“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致使“一方咸赖小康焉”，确也吸引湖北等地移民垦此。同时，还在部分地区利用军队实行屯田，以赡军用。这些军队也成为垦殖此地的移民。
明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派汤和统舟师自东由瞿塘峡攻蜀，傅友德统步骑自北由秦陇入川，灭掉大夏，大量军兵留渝入籍。《明史》卷二百七十九《文安之传》载：“（李来亨）率众走川东，分据川湖间耕田自给，川中旧将王光兴、谭弘等附之，从犹数十万。”政府又鼓励湖北籍人入川，荆楚人多移入夔地。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四川人口增到146万人，形成“湖广填四川”第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