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君主****体制下的业务考核，是自上而下的考核，皇帝考核大官，大官考核小官。古代从来没有百姓考核官员的制度。既然皇帝用人的标准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那么考核起来也是先讲政治，再看政绩，有时候甚至是政治压倒政绩。总之，皇帝觉得“忠心耿耿”的大臣、对维护体制稳定有用的大臣，哪怕政绩不行也能稳坐泰山乃至平步青云。“德才兼备”，“德”为先，“才”只是锦上添的花。这里的“德”，执行的标准就操纵在皇帝和上司的手中了。后者觉得被考核者有“德”，他没德也有德；反之，后者觉得被考核者失德，他再德才兼备也没戏。比如，唐宋官员考核标准都是“四善”，即德义、清慎（谨）、公平、恪勤，都是非常道德化、缺乏可操作性的大标准。实实在在的政绩和“四善”中的任何一项似乎都有关系，可又没有关系。
其次，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就摆脱人类控制，产生自己的逻辑，会根据自身利益和惯性运转下去。而保持体制的稳定是它的一大追求。实打实的考核产生的波动，显然不利于官僚群体的利益，也影响体制的稳定，是官僚体制不愿意发生的。因此具体到实践中，每个考核单位都要为自身的利益和稳定考虑，主持人多不愿秉公执法，破除情面。东汉王符在《潜夫论》里说：“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责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考核制度的陋弊几乎是与该制度本身同步发展起来的。考核的结果，往往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极少有人会因为考核不合格而被贬官罢职。如果真出现那样的“反常”情况，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不合格者不是得罪了上司，就是人缘太差，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太多了，或者就是政治斗争、派系倾轧的牺牲品。
宋代是官员的“天堂”，考核官员采用磨勘法，即规定文官三年一秩，武官五年一秩，凡到期没有过失的人都可以升官，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考核就变成了论资排辈，结果造成官员“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而无死，孰不可公卿者乎？”糊涂官只要活得足够长，就能列位公卿。如果你是宋代官员，你会去钻研政务、认真工作吗？
明朝户部十三个司，自孝宗弘治以来，借口公署不大，只留郎中一人治事，其余户部官员只在授官之日（也就是任命的时候）出席而已，实际上就是挂名不干活。《清稗琐缀》记载光绪、宣统年间，国事纷扰，京官们却浑浑噩噩、颓废得很，每天早晨到所在的衙门点个卯，不到中午就回来了，称之为“上衙门”，至于有多少时间在衙门、都干了些什么，自己都无所谓了，也没有人在乎。他们在乎的是上司的喜好、衙门的空缺和党同伐异的安危祸福。这些明清官员，相信其中绝大多数人年年考核合格，部分人还考核优异，该享受的待遇一样不落下，该升迁的照样升迁。在这样的环境中，还会有几个官员去扎扎实实地干业务，追求政绩呢？
总之，古代官场的业务考核流于形式，主要不是看政绩，而是看权力上端的好恶和体制的需要。政绩的作用，似乎如同浮云飘忽不定。
做官是世间最容易的事
既然业务考核形同虚设，让官员无心办公，那么业务上真出了什么必须解决的问题，怎么办？比如，每一年的钱粮总得征收上缴，辖区内出现了刑事案件必须去侦破，无心业务的官员们怎么应付这些问题呢？
古代官员的应对很简单：依样画葫芦。所谓的“葫芦”，第一指的是“故事”。清朝官场“非竞尚浮文，即虚应故事”，清人皮锡瑞说：“官场所务，唯在奉行故事。”这里的“故事”，就是惯例、传统和前任们的做法。晚清旧军操练最重虚文不重实用，带过兵打过仗的一代名将左宗棠就不客气地指出军队中种种行为都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都进入热兵器时期了，将领们还沿用千百年来祖宗传下来的兵书阵法，不定期地带着兵丁们出来溜达几圈。《官场现形记》认为“比耍猴还要好看”。
葫芦的第二层意思是权力上端的心思、好恶和言行。下属当上司的传声筒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代官员善于揣摩上司的心意来处理问题，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传达文件，用讲话贯彻讲话。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或者上司没有明确态度或者没有前例可循的，温和的官员就套用“再商量”来敷衍，态度不好的官员就以“无例可循”为由加以搁置。
虚应故事也好，揣摩上意也好，本质都是敷衍。不求真正解决问题，不求实效，只希望把业务问题糊弄过去。晚清的李鸿章曾自嘲是朝廷的裱糊匠，所做的一切只是将政务裱糊一番，免得在自己手上崩盘。李鸿章是坦诚的，说出了许多同僚“只做不说”的秘密。
退一步说，如果出现亟待解决的突发问题，既没先例可循，又没有上司意见，官员怎么办？
真遇到什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官员都有下属、幕僚们出谋划策。清朝地方父母官都有幕僚班子，少不了有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处理政务，有的还有书启师爷处理文牍，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书吏、门子、随从，囊括了方方面面的政务。朝堂上丞相一级的高官，不过问具体政务，身边少了师爷和书吏，却多了门生、食客、帮闲文人等等来出谋划策。官员们依然不必有专门的业务知识，不需亲自处理政务，只需要在幕僚班子敲定的公文函件上签名盖章（有时，官员的印章都由幕僚、书吏负责封盖）。遇到决策时刻，官员们只需要对幕僚递交的决策建议，说“准”或者“否”就行了。不清楚律法条文没关系，不知道府库里钱粮金额没关系，遇到难题和突发情况也没关系，后面有一大帮子人会帮你解决。
到后来，官员连负责领域的制度条文、惯例先河乃至上司的意见和命令都懒得记了，统统推给幕僚们，遇到难题随时“征询”“顾问”，然后说几句“此议甚合本官心意”、“此事本该如此处理”，把幕僚的意见当做决策下达执行即可。
实际上，真正维持各个衙门运转的，不是满腹八股文章、几年一任“周游”各个职位的官员老爷们，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在本衙门工作的胥吏差役们。比如明朝的户部十三司，一个郎中自然不能维持整个国家财政部的运转，只好放手胥吏。州县的官员则完全把政务推给幕僚和胥吏们，导致弊端百出。官员们对这些精通业务的地头蛇，既离不开又猜忌限制，有清朝官员就感叹：“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矣。”
反过来说，古代官员真的没有必要去认真刻苦地埋头钻研具体政务、提高业务水平，因为当官这个活实在是太简单了。不客气地说，哪怕是一个刚学会说话的黄毛小儿，也能干——当然，前提是他得当上官。难怪李鸿章说，做官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一个人如果连官都做不了，那就太没用了。
事实上，市场有市场的力量、社会有社会的逻辑，只要官府不横征暴敛，不妄加干涉，经济会自然发展，社会也会稳定进步。要相信市场和社会“自发”的力量，政府公权力并非时时处处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官员的庸碌无为，有时未尝不是好事。
在古代，权力上端任命官员，首要要求是控制某个衙门、某个领域，巩固统治，业务方面的考虑倒在其次；官员上任，首要任务是维持所在衙门、负责领域的稳定，保证现有体制的统治，业务成绩也是次要的。真正搞业务的不是作为“一把手”的官员，而是幕僚、胥吏和差役们。这就造成了官员和业务的脱节，忙于当官。放眼看去，古代官员都是全能王，哪里有需要往哪跑。这是不负责任、不正常的现象，却是君主****和官僚体制的伴生品。
御史们的“开口死”
任何事物多多少少都有自我清洁、自我纠错的机制，这是自然法则之一。表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监察制度的存在。中国传统王朝被视为****政权，其中也存在历史悠久而体系完备的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制约皇权，惩治官僚集团的劣行，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惩贪治恶的传奇故事和英雄人物。但是，古代监察制度并没有让传统王朝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常常沦为可有可无的点缀或者权力斗争的工具。王朝****体制不能自我纠错，难以自我革新，是难逃覆灭的原因之一。
职责要求开口，开口却有危险
早在春秋战国，诸侯国就有专司监察的官员，之后逐渐发展为监察政府和百官的监官、规劝讽谏帝王的谏官两大系统。唐宋时期，王朝体制中逐渐形成了“台谏”制度，“台”指的是御史台，御史等人是专门监察中央和地方官府和文武百官的；“谏”指的是谏官，有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纳言等。台谏之官被视为“清要”之职，遭人羡妒。因为他们不用承担繁重琐碎的政务，只要动动嘴皮子就可以了，因此被称为“言官”。
历代皇帝都高调宣称言官是“天子耳目”、“朝廷腹心”。监察工作关系天下长治久安，言官人选必须是一时俊彦，素养品行足以表率群伦。一般都是高中进士的饱学之士出任言官，科举名次低了还不行。言官们大多前途似锦，任职有年后出任地方大员，最终出将入相者不在少数。对读书人来说，“当言官”和“中进士”一样充满诱惑。
明清是传统王朝政体高度成熟的时期，形成了机构健全、体系清楚、规范周详的监察制度。监察机关对官府机构和官僚集团的监督范围十分广泛，大到谋逆不轨、结党营私，小到品行恶劣、办事拖沓、穿错衣服走错路，都在监督范围之内。言官们虽然级别不高（五品到七品），权力却很大。每个言官都有与自身品级不相称的权力，可以监督核查官府的日常行政、要求官府汇报工作；也可以公开、当面的弹劾检举他人；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章，更可以要求密奏，除了言官和皇帝，其他人或者机关不得阻拦或者要求提供副本。此外，御史可以“奉旨查办”案子或者监督某事，受派遣到地方或者衙门当钦差大臣。清初顺治年间，御史王继文巡按陕西两年，一共弹劾文武官员40余人、查处虚冒钱粮案件7700多起。言官们“见官大一级”，权力相当了得，威势相当显赫。民间传说的“八府巡按”、“巡城御史”说的就是言官的威风。
然而，言官又是王朝政体中最危险的职位之一。
明朝是监察制度成熟、言官威严高涨的朝代，恰恰是言官受压抑、受侮辱，尊严扫地、人格变态的朝代。明朝廷杖威武，经常扒掉大臣的裤子打板子，而且是真打，往死里打。明朝，言官被杖毙的并不罕见。加上明朝宦官专权，权臣也不少，言官监督他们往往是凶多吉少。比如大太监魏忠贤当道期间，敢于揭露宦官恶行的言官为数众多，结果都是魏忠贤毫发无伤、言官们身死家灭，乃至株连亲朋好友。比如天启早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24大罪，反而被诬陷“受贿一万两”，历经拷打，惨死狱中。杨涟还只是遭到魏忠贤陷害的众多言官之一。
更早些的嘉靖二十年，大学士夏言、礼部尚书严嵩等指认一场小雪为“祥瑞”，作颂称贺，取悦嘉靖皇帝。监察御史杨爵直言天空飘几片雪花不是祥瑞，为此歌颂的大臣居心不良，进而告诉嘉靖皇帝“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如果任由“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坏极矣”。嘉靖皇帝看后震怒，把杨爵投入监狱。杨爵被打得血肉横飞，死去活来。有关部门请求把杨爵送司法机关审判定罪，嘉靖皇帝不许（因为杨爵没有罪）。狱卒摸不透皇帝的心意，只好严密关押杨爵，不让家属探监，也不给饮食，杨爵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上疏为杨爵求情，竟然被“杖毙”。工部员外郎刘魁、给事中周怡两人也上奏言事，同样被嘉靖皇帝投入监狱，只折磨不定罪。杨爵和刘魁、周怡三人被关押了七年。最后，皇宫大火，嘉靖听到火光中似乎有人大呼杨爵三人是忠臣，这才下令释放三人。杨爵拖着病体回家，身份不明不白，两年后逝世。
清朝皇权高涨，极少出现权臣和大宦官，言官们的日子还是不好过。顺治时，御史张煊弹劾大学士陈名夏“十罪二不法”，被认为“挟私污蔑”，被处以绞刑；御史李森先弹劾大学士冯铨贪赃，被认为“无实迹”而遭解职。康熙时，御史炳文奏请考核言官的时候，只由直接上司都御史负责考核，去留听候钦定，免得其他势力插手言官考核，结果被认为“殊为错谬”，革职罚往伊犁效力赎罪。乾隆时的曹锡宝，是个前途看好的御史，上奏弹劾处于上升期的协办大学士和珅，最后被乾隆认为是“书生拘迂之见”，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郁郁而终。好在当时和珅还没到达权势巅峰，不然曹锡宝估计连“郁郁而终”都不可求了。 嘉庆时，御史罗家彦指出八旗制度已经落后，花大钱养闲人，反而“旗民生计艰难”，“老幼男妇皆以纺织为业”，结果遭到严厉训斥。皇帝认为“我朝列圣垂训”，八旗制度是“完美的”，八旗子弟都保持了骑射优良传统，怎么可能“皆以纺织为业”呢？最后，念罗家彦不是旗人，革职了事。
开口言事是言官们的职责。为了鼓励言官开口，一些皇帝还规定他们可以“风闻言是”，即可以捕风捉影，而不必拘泥于证据。但是，上述言官都是正常履行职责，却以悲剧收场。轻者革职，仕途结束，重者或斩首或杖毙，小命玩完，甚至要连累亲属。言官成了高风险的职位，使得在职者战战兢兢，不敢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