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规矩。如果把衙门也当作一个行业的话，衙门里的规矩也许是诸多行当中最复杂，也是最隐秘的，多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少的是清晰、透明和坦诚。最大的问题也许是，衙门里换一个长官就换一套规矩，让下属无可适从。正因为衙门彷佛一个黑箱，里面出现五花八门的事儿，肮脏事、奇怪事、黑暗事、恶心事，就在情理之中了。
怪事出的多了，衙门中人和旁观者都能总结出一二三四来，以为谈资。这些规律性的内容，直指衙门逻辑。
官民有别，官亦有别
明清官员俸禄低，严重影响生活，似乎是人们的一个共识。
和唐宋官员相比，明清官员的工资的确少得可怜。唐宋时期，一个人一旦当了官，不仅有了一份优厚的终身保障，留下的遗产供一两代子孙坐吃山空也是没有问题的。北宋是文官的天堂，穷书生一旦科举入仕，转眼就有能力营建府邸锦衣玉食——这还是依靠正常的合法的收入，不贪不占。到了明清，靠工资过好日子就成了梦想。北京城内不知有多少官员，领了工资就月光，只好频繁出入当铺。有穷京官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其实，明朝和清朝支付给官员的俸禄并不算低。清朝一个七品知县的年俸是45两银子，平均月薪4两。当时，江浙一带富豪人家支付给家庭教师的束修也是每月4两左右。京城的王爷们支付给家庭教师的月薪大约是四五两。能进入富豪人家或者王府教书的，都是饱学之士，一般的教书先生还拿不到那么高的月薪呢。教师先生们全靠束修养家糊口，有的读书人教学相长，用这笔钱养家的同时还有余钱参加一级级的科举考试。
知县和“特级教师”收入相当，为什么教书的能生活得好好的，当官的就衣食无着了呢？更何况，知县还能享受免费府邸（县衙）、公费医疗（地方医官）和大批可供驱使的免费劳力（书吏、差役等）。老百姓们可没那么多便利，时时处处都得掏钱。同样的收入，官员应该生活得比老百姓更好才对。
明朝官俸的制定者、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五年，专门解释了俸禄标准是如何确定的。他把大小官员的俸禄转换为粮食，再根据亩产量和使用的劳力，推算出大小官员的俸禄相当于多少农民的年产出。推算的结果是，一个七品知县的俸禄，相当于5个农民辛勤耕作70多亩田地的年产出。朱元璋特意颁布《醒贪简要录》，收录自己的推算，以此告诫天下官员：你们的俸禄不低了，要对得起农民伯伯的血汗付出！
但是，朱元璋把官员们和平头百姓相提并论，官员们却不愿意厕身于普通百姓之中。他们要过的不是普通百姓的生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穿用度都要最好的；而且要有丰富的文娱活动，要有频繁的交际应酬。凡此种种，哪样不要银子，合并起来又哪是区区的俸禄能够支付得了的？这就是为什么5个劳力、70多亩田地的产出还不能满足一个县官的生活的主要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不同的身份享受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中国人被划入不同的等级、群体、标准之中。区分不同身份的，除了虚无缥缈的道德水平、才能素养之外，更可识别的还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标准。
官员处于身份社会的顶端，生活和言行的标准自然要优于其他阶层。这倒不一定表现为更高的道德水平、更优秀的才能素养，却总是能在物质上显现出来。比如，官员出行可以有仪仗，有轿子，有前导，有随扈，可以雇人举着“肃静”“回避”的牌子。个别讲究的还能凑出“进士出身”、“某县正堂”、“几品顶戴”、“加几级记录几次”等一溜牌子。旁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老爷”来了。平头百姓最多雇顶小轿子坐坐，阔气的再带上一两名丫环、下人跟着听差，仪仗是不允许用的，“肃静”、“回避”的牌子也是断不可用的，就是抬轿子的轿夫多了两个人也不行，不然就是逾制，是要吃官司、挨板子的。类似的，在府邸、服饰、赋税、称谓等方面，官员和百姓之间也有泾渭分明的区别。此外，官员还有官架子、官话、官场交际等等，老百姓也不能染指。
老百姓不能逾制，不能摆官员的谱，官员同样也不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西汉时的一次王公大臣祭祀，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有两位列侯因为嫌车驾出行不便，就徒步前往祭祀地点。皇帝因此将两位侯爷削爵，理由就是失了王公大臣的体统，竟然在大雨中、泥地里步行！
发展到明清时期，高标准的物质生活俨然成了官员阶层相互识别、强化认知的标志。山西人李用清，学问、能力和政绩都很出众。更可贵的是，李用清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清官，不交际不应酬，粗茶淡饭，洁身自好，竟然从山西老家步行到北京来当官。（李用清身上的这些高贵品质，才应该是官员区别于百姓的真正标准。）可惜，他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在同僚中名声很不好。有人批评他沽名钓誉，有人批评他不近人情。大学问家、户部郎中李慈铭则嘲讽：李用清不知道是从哪个穷乡僻壤出来的，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好东西？李慈铭则一边享受着这个世界上的好东西，一边四处捞钱、东挪西借、寅吃卯粮，维持着脆弱的奢华生活。不高标准地生活，似乎就是自绝于官僚圈子之外、自闭于官场大门之外。因此，哪怕是入不敷出、典当度日，明清的官员们也要维持奢华高贵的生活。
明清官员不愿过普通百姓的生活，是想用有形的物质差别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这会让他们渐渐忘了道德和能力方面的高标准、严要求，贪图物质享受。而为了维持优于百姓的奢华，必须获取超额的财富；为了获取财富，权力就成了关键词。
官员阶层正是拥有权力，才与普通百姓渐行渐远。整个社会也正是看在权力的份上，才默许了官民有别。比如，古代商品有市场价和“官价”。老百姓购物是一个价格，官员或者衙门来购物又是一个价格。自然，“官价”低于市场价，物美价廉，还优先供应。商家之所以如此，除了攀附权势的私心外，还隐藏着对官员手中权力的恐惧。如果你不提供“官价”，官员可能让“卖炭翁”的惨剧在你身上重演。商品如此，服务也如此。地方上的医官，理论上应该对官民一视同仁，实际上成了州县官员的私人医生。医官诊所成了官员特供门诊，普通百姓难得一进。
又比如，监狱中也分普通囚牢和“官囚”。老百姓犯罪入狱，被塞进条件恶劣的普通牢房。而官员犯事，住的是条件优越的“官囚”。明清笔记多有官囚环境胜似一般客栈，还有狱卒伺候的记载。甚至有犯事官员的妻妾入狱陪伴的奇闻。有钱人犯了事，给钱也住不进官囚。因为入住的标准不是金钱，而是权力。大清官海瑞被皇帝下狱，一文钱也没给狱卒，狱卒们也客客气气地对待他，丝毫不敢怠慢。听说海瑞复出有望，牢头马上准备了精美筵席，亲自送入囚房道贺，害得海瑞还以为“最后的晚餐”来了。在这里，狱卒们敬畏的是海瑞的潜在权力。
据说，明朝监狱开始是不分普通囚牢和官囚的。后来有一位官员入狱，受到了狱卒的恶劣对待。不想，该名官员后来东山再起，而且调任刑部，主管监狱事务。他睚眦必报，想方设法惩罚、杖责当初恶待自己的狱卒，甚至将狱卒活活打死。有了如此惨烈的教训，狱卒们印象深刻，特设官囚，优待犯事官员。事实上，在身份社会中，司法上的“官民有别”很突出。中国古代王朝对官员犯罪就有“八议”制度，达官显贵可以减轻刑罚，不是戴罪立功，就是象征性流放几年后闪亮复出。狱卒们特设官囚，无论是自保，还是攀附权贵，都完全有必要。
权力塑造了官民有别，也在官员阶层内部划分了三六九等。终于，官员阶层也成了权力挑拣和侮辱的对象。同样是官员、同样有一命之荣，官员之间却有“肥瘦”、“冷热”、“繁简”、“清浊”等等区别。每一项区别都指向官员权力的大小、收益的多少。比如，各种教职、学官是公认的“冷官”，升迁不易，又没有实惠，所以也是“瘦缺”。又比如，同样是浙江的知府，杭州知府就比台州知府事务繁重、岗位重要，所以是“繁缺”，自然收益也多，相比算是“肥缺”。至于清代的长芦盐运使、两淮盐运使、江苏苏松太道、陕西督粮道等，都是世人皆知的肥缺、热官、繁缺。官民们找人办事、交际应酬，对哪个官员抱什么态度、用什么标准，都有或明或暗的杠杠。
光绪前期，有官员进京引见。按例，他要遍送达官显贵“孝敬”。对于军机处诸位大臣，这位官员送礼和得到的反应是这样的：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300两银子，世铎道谢不见面；军机大臣张之万100两，张之万见面再三道谢；军机大臣许庚身200两，许庚身见面道谢；军机大臣孙毓汶600两（最多），孙毓汶见面不道谢；军机大臣额勒和布分文不送，后者也不在乎。
为什么同是军机大臣，礼金相差悬殊，反应各不相同呢？这背后还是权力因素在作祟。
该名官员送孙毓汶600两银子，分量最重，是因为孙毓汶在军机处实权最大。当时军机处由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遥控，孙毓汶是他在台面上的代理人。作为实权人物，孙毓汶见送礼者一面却不道谢，符合实权人物的身份和做派；送首席军机大臣世铎的银子只有孙毓汶的一半，是因为世铎平庸无能，完全是因为贵为皇室宗亲才领衔军机处，并不掌实权、说话不算数。而作为皇室贵胄，世铎道谢却不接见送礼者，也符合他的身份；张之万是老状元，当时年近八旬，朝廷出于尊崇文官和老者的考虑安排他在军机处。张之万平日以书画自娱，不过问政务。送礼者给张之万100两银子，更多是出于对前辈的尊重，而张之万又是接见又再三道谢，表明他比较空闲，同时也传达“提携后辈”的意思；给许庚身的200两，应该是当时官员孝敬军机大臣的“行价”。许庚身在军机处是“干活的”，负责具体贯彻落实。他与送礼者见面道谢，也应该是当时上下级常见的礼节。至于军机大臣额勒和布，以清廉自居，且在军机处排名靠后、实权微小，所以送礼者不给他送礼，他也能够理解。
在这里，军机处的各位大臣在他人心中的分量，被金钱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而把他们分为高低贵贱的杠杆，就是权力。
官民有别，官亦有别。其中有若干合理的地方，更多的是不合理、不公正、不应该。难以计数的人，包括达官显贵在内，都受到了伤害、侮辱乃至迫害。这是历史上的“衙门逻辑”之一。
假官何以成真？
唐朝贞观初年，苏北书生陈光蕊高中状元，被授予江州刺史之职。赴任途中，船夫刘洪心生歹意，杀了陈光蕊，霸占了陈光蕊怀孕的妻子，穿戴齐整，像模像样地顶替陈光蕊到江州上任去了。假冒陈光蕊的刘洪当了十八年江州刺史，期间没有出过什么差池，直到第十九年才被揭穿。原来，陈光蕊的妻子到江州后产下一个男孩。她把男孩抛到江中，写血书说明身世。这孩子被金山寺的长老搭救，长大后剃度为僧。他知道身世后，回江州找到母亲，报仇雪恨。如今，知道陈光蕊的人不多，为他报仇的遗腹子则大大的有名：他就是后来去西天取经的唐僧。
类似陈光蕊这样的故事，在古代并不少见。强盗中途劫杀赴任官员，冒名上任的案子在各代都有，搞得官员赴任的时候，安保人员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庞大。到了明清，地方官哪怕再穷，也要雇佣家丁家将保护自己上任。
古代没有照相技术，更没有身份证或者网络，验证官员真伪很复杂、很难。往往是，一个人拿着一纸官凭，就说自己是某某人、新任某某官。对方看看那纸上的朝廷大印是不是真的，上面有没有错别字，对这个年轻人是否是真身则无法当场验证。如果有怀疑，你可以跑到京城的吏部去查证，可吏部见过某某某的相关人等也只能给你描述该人大致长相。如果冒充者不是体形相貌明显不对或者真人有特殊长相（比如身高两米、左手七个手指头、脑门有个“官”字之类），骗局很难被揭穿。
老舍的父亲当年在紫禁城里当差，做禁军军官。他出入宫门全凭一张写着“面黄无须”字样的腰牌，核对一下就让进去了。皇上身边禁军的身份验证尚且如此，地方官上任还能严格到哪儿去？因此，打劫官员冒名上任无须太高技术含量，风险不大，成了强盗劫匪们的大爱。
冒充的强盗上任后，如果把政务搞得一团糟，很快会自我暴露。可是这些假官做官做得好的，非但没有出什么纰漏，各方面关系处理得都没问题，有的还干出了成绩，得到了百姓的好评和上级的夸奖。这才是假官问题引出的更严重的问题。
清初徐芳《诺皋广记》记载：明朝崇祯初年，某人从中央部委调任广东雷州。雷州是广东最偏僻的州县，需要漂洋过海去上任。结果在江上遇到了强盗。强盗杀了真官及其仆从，推举最狡黠的同伙拿着官牒上任，其他人都装作仆人。这个强盗在雷州当了一个多月官，清廉能干，在短时间内干出了成绩。雷州百姓都庆幸得到了一位贤太守，下属和上级也都称颂他。最后还是因为被熟人识破，假官及其同伙才被官兵包围缉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