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之失：晚清“新政”启示录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湖南最先响应。省会长沙被革命军占领，全省震动。清朝的湖南衡永郴桂道道台通令各县筹款上缴，预作镇压革命的准备。下属的嘉禾县知县锺麟接到命令，大哭一场后，召集士绅说：“我到任好几年了，无德于民。如今造反纷起、朝廷危急，请在位诸位杀了我，向百姓谢罪。这样如能让县城免于兵祸，我死无所恨！”
作为清朝两千名基层知县中的一员，锺麟很清楚此时此刻县里的困境。他筹不了几块钱，也募不了几个兵，拿什么去镇压革命？锺麟能做的，就是以退为进，打悲情牌逼士绅们表态支持官府镇压起义。他知道士绅们不会杀了他，也不希望士绅们真的响应革命。
然而，士绅们的态度并不像锺麟希望的那般。
在场的士绅“皆相顾错愕”。他们虽然没有赞同革命，但也没有支持官府，更没有答应出钱出人，而是“好语慰之”。士绅们大致劝锺麟不必寻死觅活的、不要担心之类的，然后就散了。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他们选择了观望。对锺麟来说，这是可怕的观望：观望意味着不效忠，说明士绅们对朝廷的失望。
何永清是该县的典史，宦海沉浮多年，县里的胥吏、差役们都敬畏他，算是本县的实权人物。士绅们认为他能稳定住局势。更重要的是，知县锺麟是旗人，何永清是汉人，符合当时“排满”的革命标准。于是，有士绅就来游说他：“知县大人是旗人，革命军恐怕容不下他。如果革命蔓延到本县，我们愿意拥戴你主持新政府。”但是，何永清决心效忠清王朝，谢绝了士绅们的好意，发誓与锺麟一起死守嘉禾，抵抗革命。
革命之火迅猛燃烧。嘉禾县眼看不能幸免。何永清无计可施，痛哭之后，把官印挂在身上，上吊自杀了。11月11日，距离武昌起义爆发整整一个月后，嘉禾也爆发了起义。革命军围攻县署，锺麟端坐堂上，服下金屑自尽。嘉禾县“光复”，士绅们咸与维新去了。
锺麟、何永清的事迹，被收入《清史稿·忠义十》之中，成为传统的忠臣义士的典范。清亡民兴的变乱中，为清朝殉节的官吏并不多。但清史稿的修撰者还是搜罗了数以百计的殉节者，全都记载在这一卷中。细读此卷，发现多数殉节者是阵亡、自尽的八旗子弟。他们的死难，能否称为“殉节”是存疑的。同一卷中出现了革命过程中，旗人被“剖心脔割死”、“缚于树，支解死”、“剁尸如泥”等记载，“旗人皆自危，颇有无故被杀者”。因此，很多死难旗人是被动遇害，或者是在********极端激化的大环境中因恐惧而自杀的。
死难官员的事迹，才是真正的殉节。《清史稿》的记载也更详细。但在死难官员中，文官按察使（三品）以上、武官参将（三品）或者协统（旅长）以上的屈指可数，就是道台、标统也少见，多数是锺麟、何永清那样的州县官员。
这些州县殉节者，是帝王政治体制下的失败者。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仕途特点：起点低、级别低、关系差，长期得不到提升，很多人注定要在小官下僚的职位上退休终老。比如何永青是四川新津的普通汉人，没有家庭背景，没有科举功名，花钱买了一个典史的官职，被分配到湖南任职，代理过州同知、吏目等小官，始终没有升迁；殉节的山西同知陆叙钊，顺天大兴的汉人，没有功名，从小从军西北，因功被保荐为知县，分配山西当了22年州县官。《清史稿》一再说他治官“有声”、“得民”，治理得“县境晏然”，但就是得不到提升；殉节的浙江兰溪知县黄为熊，是江西德化的汉人，有举人功名，但没考上进士。清朝每六年在长期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中，挑选一批人当官，称之为“大挑”。黄为熊就被挑中出任知县，分配到浙江后代理过于潜、东阳、兰溪等县知县。清史稿说他政绩斐然，处理了成百上千的积案、清剿干净了兰溪县的盗匪，还兴学重农，广受褒奖，但就是一直没有实授官职。
晚清吏治不好，孔方兄当道，贤能失势。加上僧多粥少，一个官位之后排着一溜候补之人，一般官吏如果没有关系没有金钱，很难进步。州县官员本来升迁的空间不大，如此一来，晚清州县官职更是鸡肋，如不出意外永无出头之日。
然而，王政之基在州县。晚清各项政令最终都要基层的州县官员去落实。州县官员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工作量，支撑着清王朝踉踉跄跄地继续前行。一个负责的州县官员必然是异常忙碌的。除了传统的钱粮、刑名、文教和迎来送往外，他们还是晚清“新政”的贯彻者、落实者。远在北京朝廷的衮衮诸公，号召富国强兵，要练新军办实业学习西方，每一个口号每一项政策都够地方官员忙的。比如朝廷要求各省编练新军，每省预定两个镇（师）。为了编练两个镇的新军，就要创办军校、辎重后勤，还要裁撤旧军安置旧人，哪一笔都是不菲的开支。但朝廷只给任务，没拨资金，要各州县自筹。又比如朝廷废科举办新学，原本是好事，但同样只考核各县要完成的“办学目标”，却不告诉如何汰旧立新，更没有拨款，一味把压力和包袱甩给基层官员。再比如创办近代工业，学西方办图书馆、博物馆和慈善机构等，朝廷也都“有章可循”，考核标准历历在目，却不问新事物如何与基层的旧结构、旧事物衔接……晚清政策显得相当浮躁，急于与传统划清界限，像是中国社会上浮着的一层油脂。1901年后的新政和1906年的立宪等改革，更像是王朝上层的一场自娱自乐。
虽然执行的是“新政”，清史稿中殉节的诸位州县官员却都是“旧人”，没有一个新式学生，没有一个留洋的海归。很多人走的是“读书——当官”的老路。新政甫起，他们的担子日益沉重。中央集权的思路没有变，历代朝廷对州县权力的限制越来越大，州县官员“自选动作”的空间其实很小。晚清的朝廷更是集权，凡是有利可图的，比如盐政、比如路权，都收归国有，凡是繁琐的、无利的则甩给州县。但是要完成改革任务、达到考核要求，州县官员必须拥有更大的财权、事权。遗憾的是，没有。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戴着枷锁起舞，各显神通，甚至走旁门左道来完成自己都不甚理解的任务。
上层的种种政策，对基层社会也有巨大的影响。士绅阶层千百年来，在官府和百姓之间发挥着中转调剂作用。改革让他们眼花缭乱，让他们利益受损。他们看到的是，种种利权被官府收走，自己却没分沾改革成果。清王朝让百姓承担改革成本，却任由一小撮人霸占了改革的成果。也许，清末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提高了百姓的权利意识。接触的新事物虽然有限，却让他们知道了“权利”二字，增加了斗争意识和技巧。我们会发现，在革命爆发前的几年，各地爆发的百姓维权斗争日益增多。自然，维稳的压力也落在了州县官员头上。他们一边要推行激发维权斗争的政策，一边不得不降低姿态来与士绅阶层对话。如此反复，结果往往是士绅阶层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原本亲近的父母官也疏远了。
州县官员就在上下压力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维持着地方的运作。而这夹缝越来越小，官越来越不好当。我倾向于相信，是传统知识分子入世济民的信念和古老的“父母官”心态，推动着晚清州县官员肩负着不相称的重担踉跄前行。
同样，他们在革命变乱中付出生命代价的举动，与其说是“殉节”，更像是在恪守州县长官保境安民的职责——尽管他们对安定、对百姓利益的认知可能有问题。
四川是蒙受革命破坏较大的省份。革命爆发时，乱军涌入石堤厘局（抽取商税的机关），逼索税款。负责厘局的曹铭拒绝交钱，被乱军扎了十余刀，也没有泄露钱在哪里。乱军走后，乡绅们来看他，曹铭指出税金埋藏的地窖所在，看着乡绅们点验完毕才闭上眼睛。曹铭的“殉节”，未必是对清王朝的愚忠，更像是忠于职守。清史稿说曹铭是浙江上虞人，读书出身，但没有功名，从给他人当幕僚开始，凭着苦劳一步步升迁。他负责的厘局地处川、黔、楚三省要道，收入颇丰。前任都贪污中饱，曹铭却丝毫不染。
变乱一起，各种利益集团都想维权扩张，想当豪强霸主的人也不在少数。基层乱象难以避免。基层官员就成了变乱的目标。州县官员们往往要以一己之力应付乱局。辛亥革命中，福建泰宁知县李秉钧就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县治无官，民将失所。”他召集地方士绅商议保家卫县的措施，商定后再服药自杀。李知县显然是一个开明且责任感极强的人。浙江兰溪知县黄为熊则遭遇乱民来夺大印。他“正色谕之”，无奈秀才遇见兵，无理可讲，抱着官印上吊自尽。天津武清的曹彬孙，是四川开县知县，在革命爆发时尚未赴任，逗留在夔府（奉节）。川鄂一带革命烈焰高涨，很多在任官员都弃官而逃，曹知县尚未到任，原本没有他什么事情，他却协助夔府本地官员防卫。一次在率团勇出巡时，遭遇乱军，团勇一哄而散，曹彬孙被捕，脑袋被割下来放在县衙公案上示众。
贵州贵筑人杨调元，光绪二年进士，以户部主事起步，起点不低，但外放陕西后，历任紫阳、长安、华阴、华州、咸阳、富平、渭南等县知县，资历越熬越深，官位却原地踏步，甚至在华州任上“以狱事忤上官，解任”。清史稿说他“缉捕有名”，还“疏濬河渠”，“复民田五万亩”，无疑是传统意义上的能臣干吏，就是没留下什么“新政”的功绩。
恰恰是杨调元，在辛亥革命中几乎成了清朝在陕西南部的擎天一柱。陕西新军起义，西安光复，“诸守令多委印去”，杨调元正代理着渭南知县，没有逃跑，而是“与城存亡，亟召绅民议守御”。他成功招募了陕西社会特有的“刀客”，编成武装力量。清史稿说杨调元招募了上万名刀客，估计是夸张（如果是真的，杨调元都可以去“收复”西安了），但这支队伍实力不容小觑却是真的。当时陕西南部一带盗匪蜂起，乱得很，渭南县因为守御严密，保得平安。后来，军政府派人来接收渭南政权。杨调元不让新军入城，说“吏所职，保民耳”，要求接收者单身入城，如敢侵犯百姓“当与决生死”。在办理交接时，新人语气凌厉，让杨调元接受不了。他踯躅走到衙门后园，叹道：“吾宜应死，所以委曲迁就，欲脱吾民兵祸而后归死耳。卼辱至此，尚可一息偷生乎？”投井自杀。
杨调元的遗言值得揣摩。他还是把“脱吾民兵祸”放在了“归死”前面。父母官的责任感很重，也采取了实际行动；报效君王的念头也有，但他没有采取实质行动。杨调元已然对清王朝的延续失去了信心，坐等接收。
同是州县官员，宋亡有文天祥、陆秀夫，元亡有王保保，明亡有郑成功、张煌言，清亡又有谁负隅顽抗呢？一来，州县无死忠报效之官，二来，地方无感恩捍卫之民。就在不久前，清王朝还今日办一事，明日兴一政，后日又在谋划某某新策，看来颇有一番作为，不时收获光鲜铮亮的政绩，其实削弱了基层州县的执政能力，疏远了州县官绅，最终失去了天下。
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城市革命”，或者说是“上层革命”。革命爆发于大城市，主力是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并没有深入广大的乡镇和农村地区。那么，这么一场范围有限的革命，为什么迅速、和平地成功了呢？因为，广袤的乡村、数以千计的小县城，是中国的主要部分。它们的倾向决定着政治运动的命运。枪声在大城市响起后，县城里的士绅、乡间地头的百姓对清王朝的危亡漠然无视，部分人还涌起来响应起义。最后，统治者被百姓抛弃了，清王朝轻轻地就被基层“卸载”了。
只是苦了那些埋头实干、临了恪尽职守的“殉节”小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