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爸爸说：“刚才我碰到那个人，他问我，那台洗衣机修好了没有。”爸爸说：“还缺一个零件，我明天一早，去镇上买回来，装上去，就好了。”
他听了，心里暗喜，那明天一早，我就可以上路了。趁爸爸不注意，他将那只手机偷偷塞进枕头底下，脱了衣服，早早上床睡了。
苏小玉离开后，他们父子俩退了一间房，只租一间，两张床呈丁字形打在一起，所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爸爸的严密监管之中。爸爸自以为从此就管住了儿子，没想到管住了他的身，却管不住他的心。
第二天一早，爸爸果真上镇去了。小军用原子笔在一张报纸的眉头上写了“我去找妈妈了”六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就哗地一声，拉下修理铺的卷闸门，走了出去。
他袖子里揣着那只手机，从这条生活了一年多的村街上，昂首挺胸地往外走去。到了妈妈那里，你要好好听她的话，重新做人，不要再回到这个贫民窟里来了。他想到这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阴郁的脸上露出了长久未见的天真笑容。
他没有仓皇奔跑，而是走得很从容。因为爸爸不可能马上就回来，村里也没人知道他要离开这里，更没人知道他袖子里有一只偷来的手机。走过村里那条水泥平板桥，他就觉得自己象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浑身舒坦，两脚轻快，心胸也开阔起来。
好高兴啊，终于可以去找妈妈了。他感到今天的阳光格外耀眼，四周的景象也特别鲜艳。
他走到前面的漕宝路上，见有车开过来，就上了车。乘到地铁口，他下车，站在路边，悄悄抛售那只手机。这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必须把它换成钱，才能去买火车票。
“要手机吗？”他见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过来，偷偷向他亮了亮手中的手机。中年人好象没听见，看也没看，就走了过去。
他就相打工模样的人问：“喂，要手机吗？”但连问了十多个人，没一个人停下来看他的手机。社会上有人用假手机在路边骗人，一些人上了当，警惕性就高了。还有一些新疆人，在公交车上偷了手机，在路边抛售。而人们大都只要便宜的水货，却怕偷来的贼货，所以很少有人真正敢买。这就难住了小军，他在路边走来走去，问了几十个人，一个人也不要。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眼看太阳快到头顶了，小军急起来，问人家讨行不行呢？反正没人认识你，你就拉下面皮试一试吧。这样想着，他就开始试了。
先相中一个中年妇女，待她走过来，他上前说：“阿姨，我要去南京找妈妈，没路费，帮个忙，给我几元钱吧。”
阿姨打量了他一眼，见他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夹克衫，七成新的牛仔裤，六成新的皮鞋，头发长得盖住了耳朵，眼睛灵活，脸色阴沉，象个不良少年，就一脸漠然地昂头走了过去。
小军很失望，但不死心，又一连试了四五个人。他们也都以不信任的目光看着他，不友善的态度对待他，只有一个慈祥的阿姨给了他5元钱。他就想用笔在路边写一行求助的字，然后跪下来求人帮助，可他不知道用什么写，也觉得跪在路边太难看，便放弃了。
小军知道自己这么个形象，不会再要到更多的钱，就拿出口袋里的手机，有些发急地再次向路人抛售：“喂，这只9成新的手机，只要100元，你看一看吧。”
可奇怪得很，越是便宜，人们却越是不敢要，许多人连看也不看，就昂首走了过去。
这怎么办啊？难道还要我偷吗？小军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边茫然地想，我不想再偷了，一旦被抓住，就见不到妈妈了。妈妈条件好的话，我还偷什么呀？小偷是没有出息的。不行，还是卖掉这个手机，不能让妈妈看到。要是她问你，这手机是哪里来的，你怎么说啊？
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打工模样的人走过来，小军尽量亲切地说：“喂，要手机吗？你看，多漂亮，100元。”
打工者一愣：“100元？不会是假的吧？”“怎么是假的？”好容易有人停下来跟他说话，小军连忙打开手机给他看。打工者反复看着，还开机试着打了一下，才将信将疑地从包里拿了100元钱给他，交换了手机走了。
小军好高兴，手里紧紧攒着那张百元大钞，连忙下去乘地铁。他第一次乘地铁，不知道怎么弄，就看别人的样子，买了票，去闸机上一拍，进去了。
来到火车站，他去排队买火车票。轮到他了，他大声对窗口说：“今天到南京的，一张，要最便宜的那种。”
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百元大钞塞进去。身上只有这么多钱，得节约着化。他两手空空，连一个小包都没有，所以检票时，他走得很快，跑在最前面，第一个上了火车。
找到自己的座位后，他一屁股坐下来，舒适地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陆续上来的客人，脑子里却搜索起有关妈妈的记忆来。
他早就想去找妈妈了，可不知道妈妈在哪里。平时，他潜意识里总觉得妈妈在哪个地方呼唤着他，有时也觉得妈妈正在寻找他，往他这边走来，所以他一直要走出去张望。在老家，他自觉不自觉地要走到宅前那个十字路口往远处眺望；在上海，他总是要走出修车铺去朝那条进城大道看。有几次，他还不由自主地走出村庄去寻找。可走到进城大道边，他又不知道往哪里走，就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然后垂头丧气地走回来。爸爸不理解他，总是见他就骂，伸手就打。有一次，他出走了一天回来，爸爸不问三七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