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古老的年代里，楼下是《晨访报》的会计室，二楼是美国造币厂的监督处，布雷特·哈特是监督的专属秘书。四楼是编辑部和记者的住处，五楼，也就是顶楼则是排字房。斯密基·麦克格罗勒尔到来之后，而不是这之前，我同布雷特·哈特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呆过不少时候。当时哈特给《加利福尼亚报》写了很多东西——包括“缩节本小说”和后附的小品文，并且还担任编辑。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查尔斯·赫·韦布都是投稿人。还有普伦蒂斯·马尔福德和那个名叫黑斯廷斯的年轻律师。估计有一天他肯定会在文坛大显身手的。那时候，查尔斯·沃伦·斯托达德也是投稿人。现在还深受各家杂志欢迎的安布罗斯·比尔斯，那个时候在旧金山的某家报馆任职——大概是《黄金时代》。我们相处得不错——一起很高兴地搞了不少社交活动。不过这是有了斯密基·麦克格罗勒尔的协助之后。在这以前，都没有这个闲空。斯密基曾经给予过我很大的帮助——共三十天。后来他便陷入到了一场灾难之中。
造币厂的监督斯韦因先生慧眼识才，发现了布雷特·哈特。他是五十年代到加利福尼亚来的。那个时候他二十三四岁，浪游到了位于怀里卡的露天矿营地。怀里卡这个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小意外——开头，那个地方急需一个名字。当时有个面包房，它做好了一个招牌，已经油漆过了，但还没有挂出去，正被摊开来吹干，那个招牌上的BAKERY这个词，除去B外，其他的几个字母都看得清，只是被倒过来了。有一个人将它读颠倒了，念成了YREKA，并认为这就是这个营地的名字。对于这个名字，营地上的人都很满意，所以就采用了。
哈特在营地里教了几个月书，还编辑了用来替代报纸的一份蹩脚的周刊。除此之外，他还在位于杰卡斯·古尔奇的小煤窑那里呆过一段时间(几年后，我也在同样的地方呆过三个月)。哈特就是在怀里卡和杰卡斯·古尔奇，对加利福尼亚州那些丛林地带的景物以及一般的乡间景象进行准确的观察的——公共马车，马车夫，乘客和露天矿工的衣着以及一般生活，赌徒以及他们的女人等，并像照相那样如实地进行了记录。也正是在这些地方，他将以前自己所不懂的关于开矿的知识都学到了，这些观察起来都不困难，也学会了怎样才能让人读起来感觉是出自行家之手；也正是在这些地方他学会了如何才能使用矿工们那些古怪的方言来迷住欧洲人以及美国人——这种方言可以说自天上到地下从来都没有被人用过，只被哈特发明。在哈特之后，这种方言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而这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不久后，他便到了旧金山。他在那里的《黄金时代》做排字工，每周的工钱为十元。
哈特是专门排字的，不过他总是想办法将活干得轻快些，有时还自愿为报纸写稿子进行消遣。主编兼发行人乔·劳伦斯从来都没有见过哈特的手稿，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手稿。哈特在活字盘旁干活的同时就在脑子里对他的文学作品进行编写，一边编就一边排了出来。《黄金时代》在表面上以文学报纸自居，不过它所登的文学作品都马马虎虎，徒具文学的形式，深究起来算不上文学。造币厂的监督斯韦因先生留意到了在《黄金时代》的交响乐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音调——在乐队的嘈杂声中浮出了一个清新有力的音调，能够听得出那是音乐。他问乔·劳伦斯，那个演出者是谁，于是劳伦斯就告诉了他。斯韦因先生觉得，让哈特在这样的地方浪费青春，所得的薪水又是如此菲薄，那简直是个耻辱。于是他就带走了他，让他做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平时并没有多少事可做，还拿到了一份高薪。还告诉他说不妨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干，发挥自己的才能。哈特非常乐意，于是就开始了他的发展。
布雷特·哈特是我所见过的最有趣的人之一，也是我所见过的最无聊的人之一。他装腔作势，既不踏实，又不真诚，在衣着上也经常表现出这些素质。他特别漂亮，虽然脸上满是麻子。不管他的经济状况支付得起还是支付不起的时候——他的衣着打扮总是比当时流行样式还要更先进一些。他总是比当地社会上那些最讲究的人还要明显地更加讲究一些。他对衣着非常讲究。虽说他的衣服都穿得很显眼，但却没有丝毫俗气，或是让人看了感到不舒服的东西。他的衣着总是带有那么一丁点微妙的特征，这些特征微妙得恰到好处，就那么一点儿，就将哈特同那些极端追求时髦的人区分开来了。这往往从他的领带上就能看出来。他的领带往往是单一的颜色，但色彩很艳。往往是深红色的——在他的颚下一片火红，再不就是靛蓝色的，又是那么的鲜艳，仿佛一只鲜艳的巴西蝴蝶停留在那里。哈特对自我陶醉的喜爱到了如此程度，甚至都表现在神情举止以及走路的步法上。那神情举止是优雅且有从容的，他的步法甚至是有点儿做作的，不过对他来说还是恰到好处，因为一点儿也不做作的话，就会同他本人以及他的衣着不相协调了。
他这个人非常缺乏诚实的气质。在我看来，他根本激动不起来。因为他给人一种对一切都很漠然的感觉。我看他的心只不过是个水泵，没有其他的功能。我几乎不由自主地要说，我的确知道它没有其他的功能。那些日子里，他在三楼上做私人秘书，而我则是四楼上那憔悴困顿的记者，除此之外还有斯密基·麦克格罗勒尔在附近幽灵般地晃来晃去，对于他，我非常熟悉的。五年过后，一八七○年，他接受了人家的聘请来到了东部，到芝加哥《湖边月刊》担任主编。在他横跨大陆时，可真是风光无限，引发了全国的热潮，就像印度总督上任一样，或者说像是哈利彗星在不幸逝去七十五年之后又重新出现一般。这些我也都了解得很清楚。
后来他横渡大洋去做了领事，先是在德国的克雷菲尔德，后来则到了格拉斯哥担任领事，在这之前有关他的情况，我都非常了解。他再也没有回美国。当他在伦敦逝世时，已经离开美国、离开妻子和女儿整整二十六年了。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布雷特·哈特其人。他自狄更斯那儿学到的感伤文笔，能够让别人情不自禁地流泪，因而他的作品在两个半球的农民中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有一次，他自我解嘲似的笑嘻嘻地告诉我，说他已经掌握了令敏感的人流泪的技巧。意思就是，敏感人的眼泪非常宝贵，但是他的运气很好，给发掘到了。
有一次哈特为了接洽业务，在哈特福德我的家里住了两周，在这期间中，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是因为一次偶然事件才出名的——一次曾一度令他非常懊恼的偶然事件。他说，他曾经写过《异教徒的中国人》，当时是写着玩玩的。写完之后便将稿子扔进了废纸篓。没过多久，《横贯大陆月刊》为了排满付印而急需稿子。他没有能用的东西，于是就从字纸篓里找出了《中国人》来充数，寄了过去。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它的影响遍及基督教国家的每个角落，一周之前，哈特的名字还默默无闻，一周之后便开始声名卓著，仿佛他的名字被用巨笔写到了天际。他将这名声看做是一场灾难，因为那时他已经在着手进行《咆哮营的幸运儿》的创作。那可是一部高级的文学作品。一直以来，他都热切希望，能够凭借这部作品在世人中间出人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