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那些主要城市和内华达都作过演讲，在旧金山，也曾经演讲过一两次，之后便退出这一门，积攒了一大笔钱——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并且还制订了一个计划，我要从旧金山乘船向西，去周游世界。《阿尔塔加州日报》的所有者和我联系，要我为这家报纸写篇旅行通讯——那些通讯一共有五十封，每封占一栏半，也就是每封信有两千字左右，写一封信付给我稿酬二十元。
我先向东走，到了圣路易，同我妈妈告别，然后我就被一个计划书迷住了，这个计划署是“教友会市号”①旅行团的船长邓肯做的，并且终于参加了进去。这次旅行中，我写了并且发出了的通讯共有五十封之多。其中有六封没有被收到，所以又补了六封，来履行合同的约定。然后我又编了一个同此行有关的演讲稿，在旧金山进行了演讲，赚了一大笔钱，对此，我感到很满意。后来，我又到乡村中去讲，结果将我吓呆了。我早已被人家忘得一干二净。听众从来都没有多过，就像一批验尸陪审员过来对我已失去的名声进行一次鉴定似的。我了解了这种奇异的情况，发现那家非常富有的《阿尔塔》报馆的异常节俭的主人已经将那可怜的每封二十元的通讯全都注册为版权所有，还威胁说，不管哪家报刊对其中的一段进行转载，都要对之进行起诉！
我已经落到了如此的田地！我签过合约，要就这次履行给哈特福德的美国出版公司写一本大部头的书。本来计划在书中收入所有的这些信。不过就目前看来我的处境就有些不妙了——假如那个悄悄窃取了版权的主人不允许我使用这些信的话。而他们需要的正是这些信。麦克先生——什么的——我记不住他的全名了——说，他们公司预备将这些信印成一本书，借此来收回付出的一千块钱。我说，如果他们办事公道，让乡下的报纸采用这些信或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我在太平洋沿岸的旅行演讲就可以收入一万元，《阿尔塔》令我损失了这笔收入。不过后来，他提出了一个方案，是折衷的。由他来出版这本书，我抽取其中百分之十的版税。对于这个折衷的办法我并不中意。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他。这本书只在旧金山销售，我所得的版税还不够自己三个月的伙食费。如果东部的合同能够实现的话，对我则更为有利，因为在大西洋沿岸我还是有点声誉的，那些声誉来自于纽约《论坛报》所刊登的我的六篇旅行通讯以及《先驱报》②刊登的一两篇。
结果便是麦克先生同意了对他的书进行停发，条件就是：我必须在序言中，对《阿尔塔》放弃自己的“权刊”而赐给我特许表示感谢。对于这个感谢之说，我表示反对。《阿尔塔》如此破坏我的旅行演讲，对于它，我不可能进行诚心诚意的感谢。我的观点经过一番争论之后被接受了，终于不用对他们进行什么感谢了。
那个时候诺阿·布鲁克斯是《阿尔塔》的编辑，他品德纯正，富有同情心，并且当事实无关宏旨的时候还是个非常好的历史学家。很多年之后(一九○二年)在写到我生平的时候，他很能言善辩地对《阿尔塔》的慷慨大方进行了称颂，说它能够不计报酬地送一本书给我，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本书是一笔巨额的财产。经历了这一段庸人自扰之后，我并没有大量地使用发表在《阿尔塔》上的那些信。我发现那些材料都是供报上使用，而不是供写书使用的。那些东西不过是这里写一点，那里写一点，都是我在匆忙周游欧洲或是在“教友会市号”那热得灼人的头等舱里面抽空记录下来的。所以其中水分不少，结构松懈，需要进行整理。
我只采用了其中的几封——可能是十封，或者是十二封。六十天内，我将《傻子国外旅行记》③的剩余部分写好了。本来我可以再苦干两周，不使用那些信件就将任务完成的。那个时候，我还非常年轻，年轻得有些了不起，比今天，比将来都要年轻几百岁。每天晚上，我从十一二点开始干起，一直干到大天亮。六十天内我共写了二十万字，平均每天写三千字以上，——对于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和路易斯·史蒂文森④以及很多人来说，这算不得什么，不过对于我自己来说，就非常可观了。一八九七年，当我们住在位于伦敦的特德沃思广场时，我开始了《赤道环游记》⑤的写作，每天平均写一千八百字。在佛罗伦萨的时候(一九○四年)，我几乎每天要坐四五个钟头，平均要写一千四百字。
根据上面的情况，我可以推算得出来，这三十六年中，我的写作速度在逐步慢下来。但是我认识到，自己这个统计数字有个缺点。一八六八年的春天我每天写三千字，那时候我要一口气干七、八、九个钟头。这同今天花费一半时间，出一半产品比起来，也强不到哪儿去。数字经常欺骗我，特别是这些数字由我自己亲自处理的时候。这种情况下，那个迪斯雷利(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十九世纪保守党领袖。)说的话往往就是能够适用的，那些话说得公正并且有力：
“谎话分为三类：谎话，该死的谎话以及统计数字。”
一八六八年三四月间，我于旧金山写出了《傻子国外旅行记》。书在一八六九年八月出版了。三年后，古德曼先生从弗吉尼亚市(这之前的十年里，我曾在他的报馆里工作过，《艰苦生涯》那本书里，我在不少地方写到过他——也许我写得有些夸张，我愿意为此道歉)来到了东部，一天，我们走在百老汇大街上。他说：
“你为什么在你的书里对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献词进行剽窃？”
我不经意地作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因为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他强调自己是认真的。他说：
“我并不是要对你到底有没有进行剽窃的问题进行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到前面的第一家书店去就可以解决。我所要问的是你是如何剽窃的，令我好奇的是这个。”
我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回答的。我可以赌咒说自己没有剽窃过什么，所以，我的虚荣心没有受到什么损伤，精神上也没有出现烦恼。心底里，我认为他将另一本书错当成我的书了，所以令自己陷入了狼狈的境地，不得不自己吃苦，却看着我得胜。我俩走进了一家书店，他要了一本《傻子国外旅行记》以及一本非常讲究的诗集。那本诗集蓝底金字，作者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博士。他将书打开，找出了献词。说：
“读读看。非常明显，第二个作者将第一个作者的话剽窃了，是不是？”
我特别羞愧，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俩继续朝前走，不过对于他先前提出的问题，我无法进行任何解释。我实在是记不起自己曾看到过霍姆斯博士的献词。他的诗我知道，不过献词我还只是在刚才才见到的。
我一直都没有掌握将这个秘密揭开的钥匙，直到几个月后，它以奇特的方式出现了，并且那种方式非常自然。因为按照自然以及人类心理提供出来的自然方式，要发现一件已被忘掉的往事，总是要依靠另一件已被忘掉了的往事，这样它才会得到复活。
我收到了一封信，是牧师赖辛博士写来的。在我那个时代，他曾经是弗吉尼亚市主教派教堂里的牧师。在这封信中，赖辛博士提起了六年前我们曾在夏威夷群岛遇到的一些事情。在谈到其他的事情时，他随便提起了檀香山旅馆里的文学书籍特别缺乏的情况。开始的时候，我不明白这句话究竟有什么用意，心里没有想起任何事情。可是，忽然间我却理解了——似乎电光一闪似的。柯克霍夫先生开设的旅馆里仅有一本书，那就是霍姆斯那本蓝底金字丛书的首卷。我有两周的机会对书中的内容进行熟悉，因为我骑在马背上游遍了大岛(夏威夷)，马骑得太久，就带回了不少鞍疮。假如每个疮都需要付税的话，那我就要破产了。我被迫呆在房间里，连衣服都不能穿，只觉得伤处一阵阵地疼痛，这种疼痛前后共持续了有两周之久。那个时候除了雪茄以及那一卷诗集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伙伴。很自然的，我便经常会读这些诗集。开始我从头读到尾，后来又从中间读往两头。总的来说，我将诗集读得烂熟，自然也就对作者非常感激。
这也是重复是怎样起作用的一个实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每个小时都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消遣而读书，读的过程中既不思考，也没有存心要记住读的东西。整个过程就像对待《圣经》上一段非常熟悉的诗篇那样。多少年来，你挤干了诗篇里的汁水，剩下的仅是个干瘪的壳壳。但是至少你是知道壳壳的来龙去脉的吧。不过如今这件事，显然我是仅将壳壳保留了下来却很快就将壳壳是哪里来的忘记了。一两年来，它被保存在朦胧的记忆中，等到后来需要献词时，它就跑了出来，可我却认为那是自己美妙幻想的产物哩。
我还是新手，还什么都不懂得。人类心理的奥秘对我来说还是一本未打开的书。我愚蠢地将自己看成一个顽固而又不可原谅的罪人。我给霍姆斯博士写了封信，将这丢人的事和盘托出，并用饱含热情的语言让他相信我是无意犯下这个罪孽的，并且自己还一直不知道，直到如山的铁证放到了我的面前。我将他的回信给弄丢。我宁愿丢掉一个叔叔或是伯伯，这我多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并没有对我提供什么真正的帮助，但是这封信啊，可真是无价之宝。它是不可缺少的，千金难买。
那封信上，霍姆斯博士善意地对这件事的整个经过大笑了一番，并用令人高兴的语句对我说了很多，他说，无意识的剽窃没有任何罪过。说我天天这样干，他也天天这样干，世界上每一个写字的或是说话的活着的人都在天天这样干，而且不只是一两回，只要一张嘴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用词，从精神层面来说，可以说是我们所阅读的东西通过各种渠道投射下的影子。我们自己所用的那些得意的词汇，其实绝对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无非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脾气、性格、环境、教育以及社会关系所做出的些微修改罢了。只是这些微小的修改，令它同别人的表达方式区别开来，并打下了我们所特有风格的烙印，暂时算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其他的全部都是些陈年宿货，不过是千万年来世世代代的人们所说过的陈词滥调罢了！
从这以后，已有三十多年了，我自己能够体会得到，霍姆斯的话是真实的。
费城别名教友会市。
纽约《先驱报》：发刊于一八三五年的五月六日，由贝内特创办。这份报纸热衷于那些耸人听闻的题材，重视全方位的报道，注意全国性的信息以及国际新闻，还首创了金融新闻栏和社交新闻，除此之外，还率先提供了体育新闻。一九二四年，同《论坛报》合并，成为《纽约先驱论坛报》。
马克·吐温在一八六九年将自己于海外旅游期间所写的部分通讯报道进行整理，成为了一部游记，名字为《傻子国外旅行记》，由易里夏·勃里斯发行，这本书的笔调幽默调侃，用沿途见闻的形式，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者以及教会团体的反动保守还有资产阶级的自以为是大大挖苦嘲笑了一番。
路易斯·史蒂文森于一八五〇年自苏格兰的爱丁堡出生，为著名评论家、诗人、作家，四十四岁的时候英年早逝。他凭借写惊险小说著称。
《赤道环游记》，体现了作者同情和支持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