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的时候，客人告辞了。将我们留在了新居。厨师埃伦进来问我们明天早上要买些什么菜——但是我们两个人谁都不知道牛排按桶卖还是按码卖。我们的愚昧无知一下便暴露了出来，而埃伦则充分地将爱尔兰人的那种高兴劲儿表现了出来。那个年轻的，很精神的爱尔兰人帕特里克·麦卡勒走进来问我们第二天的安排——这是我首次见到他。
听起来似乎一切都非常顺利、轻快，没有遇到任何不顺当的事，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我求爱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有三四次求婚，都被她拒绝了。我在旅行演讲中四处流浪，不过我每隔一阵就会设法到埃尔迈拉来进行围攻。有一次，我从查利·兰登手中搞到一份邀请书，能在她们家里呆一周。这一周是愉快的一周，不过最终期满了。我没有办将邀请延期。我能够设计出的花样看起来根本骗不了人。甚至连我自己都欺骗不了。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骗不了时，要想骗人家是非常困难的。不过，运气终于到来了，而且来自于一个最为意料不到的地方。千百年来，总是有类似的情况，今天也是如此——天意从中插了一把。
我预备离开这里去纽约了。一辆双马敞篷马车停在了大门外，我的箱子已被装到了车上，车夫巴尼手握马鞭坐到了前座。那是晚上的八九点钟，天已经黑了。我在门廊上同他们一家人告别，查利同我走了出来，爬到了马车上。我们坐到了马车夫后边，靠近车尾的座位上。这个座位是临时替我们张罗的，扣得不是很结实。对于我来说，这可真是个好运气啊。对于这种情况，当时我们毫不知情。查利正抽烟。巴尼用马鞭子轻轻碰了马一下。马突然向前一跳。查利和我被从车子后边甩了出去。一片黑暗当中，他雪茄头上的那点红光在空中划出了一条曲线，这我看得非常清楚。在一片朦胧当中，唯一能看清的也就是这个了。我的头顶刚巧碰到了石头上，开始我只是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不久便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对于一个从来都没有对这一手进行过演习的人来说，那个昏迷简直太像了，那是一个圆石砌成的小沟，正在修理当中。我的脑袋碰到的是四块圆石连结成的凹槽。凹下去的地方被新砂填满，恰好成了个垫子。我的脑袋没有碰到其中的任何一块圆石。我没有受伤。甚至根本就没有碰到。一点事都没有。
查利摔得不轻，不过他只关心我，对于自己的伤势如何一点都不清楚。全家都涌了出来。最前面的是西奥多·克兰，他手中拿了装着白兰地的曲颈瓶。他将酒倒进我的嘴里，呛得我非常难受，但是我仍旧装成昏迷不醒，症状不见减轻的样子。这些我很拿手。听到被人在我身边倾诉怜悯的话，是特别愉快的。这是在我的一生中那五六次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期间没有发生什么能够干扰以及破坏这一时刻的事情——除了我没有受伤，很怕迟早会被发现，缩短我作客的时间之外。我的身子很重，需得巴尼、西奥多、兰登先生和查利共同用力，才能将我拖到屋里去。不过最终还是拖了进去。到了屋里，我认识到这就取得了胜利。我在屋里了，可以稳稳地在一定的时间里成为她家的负担——至少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是老天的安排。
他们将我按到了客厅里的一张坐椅上，然后就去请了家庭医生。这位上了年纪的可怜虫，真不应该将他从床上拽起来，但是这是正经事啊，更何况当时我实在是太昏迷了，以致于无法阻拦。克兰太太——喔，她三天前来到了这家，头发花白了，还很漂亮，为人是一贯富有同情心的——她拿来一瓶类似于燃烧液体的东西，是专门治疗跌打损伤的。不过我心里清楚，我的伤处将会是对这个药物的嘲弄。她将药水倒到我的头上，还一边用手抚摩，这烈性的东西就沿着我的背脊骨向下淌，一英寸、一英寸地往下滴，叫人感觉就像森林失火了那样。不过我却很满意。当她累坏时，她丈夫(西奥多)便主张让她休息一会儿，让莉薇代替她来进行抚摩。这简直太好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本会立刻就恢复过来的。但是，如果莉薇来抚摩的话——如果他们继续不停抚摩的话——我直到今天还会继续昏迷不醒哩。啊，那抚摩简直太令人高兴了，太舒服了，太迷人了，甚至连佩里·戴维斯的止痛药这种烈性的新药所引发的火气，也能够被消除得毫无踪迹啊。
随后那位老家庭医生便赶到了。他开始老练地诊断起来——他开始到处寻找跌打损伤和肿块。最好宣布说，没有损伤。他说，我只需要睡上一觉，将这次遭遇忘掉，第二天早上便没有任何事了——不过事实却不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我并不是没有任何事。我不打算没有任何事，我离没有事还远着呢。但是我说，我只需要休息，用不着麻烦这位医生了。
这件事，令我呆在他家的时间整整延长了三天。这可帮了我大忙。我的求爱计划得以向前推进了好几步。等到下次来这儿作客时，事情便大功告成了，我们有条件地订了婚。这个条件便是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
在首次单独谈话中，兰登先生便提醒我要注意一件我自己早已留心的事情——这便是我简直是默默无闻，除了查利之外，周边的人谁都不认识我，而他又太年轻，看人还不是很准。兰登先生对我说，我来自于大陆那边，只有那边的人才能够对我为人的品性进行证明，这是说假如我还能找到证明人的话——因此他让我提供查询的人。我提供了。于是他说，现在，我们可以暂时到此为止了，我可以离开，等他去信给那些人，收到答复后再说。
一段时间之后，答复来了。他便找我，再一次进行了单独的谈话。我将六个著名人物介绍给了他，其中有两个教士(都来自旧金山)。他自己给一个银行会计写信，早年，这个人曾经做过埃尔迈拉主日学校的监督，与兰登先生非常熟悉。结果便是前景不妙。所有的这些人都过分老实。他们不但提起来的时候不赞成，并且还热心得非常过头、没有必要。有一位教斯特宾斯教士和前主日学校监督(但愿我能记得住他的名字)还添了一笔到他们作证的黑信上，说将来我会对醉鬼的坟墓进行填补。这正是人们经常可以见到的预卜终身的一个例子。填补的时限也没被规定。该等多久也没有说。我一直等到了如今，不过这填补之说似乎还是非常渺茫哩。
读过这些信后，谈话有了片刻的停顿，气氛悲凉而又肃穆。我找不到任何话题。很显然，兰登先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后来，他抬起了他那漂亮的头，用他那明亮而又坦率的眼睛将我盯住，说：“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在这世界上你有一个朋友吗？”
我说：“很显然没有。”于是他说，“我来做你的朋友。姑娘给你。同他们相比，我更懂得你。”
于是我的命运便这样戏剧性地、幸福地被决定了。后来，他有一次听到我友爱、钦佩而又热烈地提起了乔·古德曼，就问，古德曼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说很远，在太平洋的沿岸。他说：“啊！他似乎是你的朋友！对吗？”
我说：“对啊，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那么，”他说，“当初你究竟是想到了什么啊？为什么从没向我提起过他呢？”
我说：“因为他肯定会像别人那样彻底地撒谎。别人光说我邪恶；古德曼则会光说我的美德。你所要的自然是不带偏见的证明。我清楚，这个你从古德曼那里是无法搞到的。我的确相信，从别处你可能搞得到，甚至可能你已经搞到了。不过肯定不会像我所希望那样夸奖一番。”
我们是在一八六九年二月四日订的婚。订婚戒指非常普通，不过金子的分量还是很重。里边刻着订婚日期。一年后，我将戒指从她手上取了下来，准备改成结婚戒指，将结婚日期刻到里边——1870．2．2。从那以后，这只戒指便时刻都戴在她的手指上。
在意大利，死亡令她甜蜜的脸上那份早已逝去的青春又恢复了。她躺在那里，漂亮而又美丽，就像当年当姑娘做新娘时的样子那样。人家想将她的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交给孩子们保存。但是我将这样亵渎的事阻止了。戒指便随她一起下葬了。
我们订婚后不久，我的头本书《傻子国外旅行记》的校样便陆续寄到了，她同我一起校。她还对校样加以编辑。这一天开始，她便成了我忠实的、贤明的而又不辞劳苦的编辑，直到死前的三四个月——前后共达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