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收容监禁罪犯服劳役的场所，主要有沙门岛、厢军中的本城、牢城及官营工矿窖务等。
1．沙门岛
沙门岛在京东路登州北海中，距登州约有五十余里，是北宋刺配死罪获贷者的地方。“登州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并无衣粮，只在岛户八十余家佣作”。，流人至者“多殍死”。沙门岛监押官员为了解决“岛户难以赡养”的问题，经常将流配人“妄以病患别致杀害”，甚至用船椴将流人沉人海中。宋神宗熙宁初年，知登州马默说：“沙门岛囚众，官给粮者才三百人，每溢额则投诸海。寨主李庆以二年杀七百人。”况且“诸州军不体认条法，将罪人一例刺面配海岛，内亦有情不深重者”。在沙门岛，流人即使不死，也是“昼监夜禁，与死为邻”。所以说，虽系获恩贷死，亦难以逃生。
从熙宁六年（1073），广南转运司奏请的春州情况也能证明这一点，“春州瘅疠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罪人”，而神宗下诏：“应配沙门岛者，许配春州，余勿配。”可见沙门岛和春州的情况差不多，至者难以逃生。至金兵南侵，南宋始将当配沙门岛人犯改配广南海外州军。
2．本城和牢城
宋代合配役人，多配军中服劳役，所以“凡应配役者，付军籍”。所谓本城、牢城，实际上是各州地方上杂役厢军的一部分。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枢密院言：“诸路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及剩员直牢城，皆待有罪配隶之人。”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四月曾诏：“广南东西路重行修葺牢城营，其有阙处，即行创造，尽收管配隶人在营著役。”可见牢城营既是厢军中的一种兵营，也是收禁罪犯服劳役的监狱，牢城营皆有禁军弹压防守。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二月刑部在奏请均州情况时说：“契勘牢城见管兵员二百四十三人，其间一百九十三人并系诸州军强劫盗贼配到……今来均州牢城虽不系溢额，缘为本戍阙禁军弹压防守，事属未便。”而凡“称本城者，谓诸军住营”。诸军住营即是厢军中的一种杂役兵营，一般犯盗情轻者配本城，所犯情重配牢城。可见是以本城与牢城来区分罪情轻重的。同时配本城者，只在本州、邻州或五百里外，而配牢城者，则又有本州、五百里外至远恶州军的差别。可以断定，牢城是收禁重刑罪犯的军管监狱。南宋厢军中没有本城，强盗贷命之人，多在诸军下重役，至孝宗乾道九年（1173）才下诏：“今后合配人，免驻屯配军，各随所配地里远近，配诸军州牢城收管。”总的来看，宋代配牢城的罪犯比配本城者多。
3．充军
宋朝的配军，并不限于“牢城营”和“本城军”，凡罪情轻者，可刺填诸路军额。宋仁宗时，沈遘知杭州，“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问法轻重，辄刺为兵”。庆历二年（1042）五月“募黥配厢军三千余人，号清边军”。神宗元丰时，知兰州李浩奏请：“诸路杂犯罪人刺配一二千里者，免决，充兰州本城厢军。”哲宗元符元年（1098），亦有免决填充诸路军的诏令。南宋时，由于兵源的缺乏，填充军额的事例更多。绍兴时，即使是海贼贷命之人，亦可“互配诸处水军”。孝宗时，犯私盐当流者，“免罪、免追赃，刺填军额”。光宗时，强盗贷命配军重役罪人，“候及五年无过犯，与免重役……改刺充禁军”。可以看出，宋朝的配军罪人，不仅是从事杂役的主要承担者，而且是厢军的主要来源。另外，犯罪情轻得免配行者，亦降配为“禁军营杂役卒”；运粮军所缺人兵，也从诸路州军合配人中配充；扶驾军士缺额，亦可拨配罪人充担。
4．官营场务
北宋初，死罪获贷者，配通州海岛两处官府盐场，承担煮海盐的苦役。盐场虽有屯兵使者领护，但不属军籍。宋仁宗天圣时，由于坑冶、采造的需要，曾降诏：“过犯军士合移配者，并配郑州贾谷山采造务。”今后军人合移配者，并刺配商州坑冶务。哲宗时，又有“分配东西窖务”服劳役者。徽宗时，亦有刺填陕西坑冶钱监者。
因为这些地方“工役最重”，刺配者皆系合配广南或二千里以上牢城情重之人。南宋时，中原地区被金占领，刺配之人极少有配矿冶采造务者。
（五）移配
宋朝刺配法中的服役年限始终没有定制，刺配者皆“服役终身”。随着刺配法适用范围的扩大，请减刺配刑名呼声的高涨，逐渐有了“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又“有量移叙免之法”。这些条限和移免之法，只有在皇帝推恩念慈、矜宽降赦时，才能“量元犯轻重，依条拣选移放”。但是毕竟给配隶之人带来了减刑的机会。
在移配中，有经恩量移、遇赦降配、溢额往配和德音放释。所谓量移，即遇有恩赦，量原犯罪情轻重及配到后有无过犯，依移放条限进行移配，“其所犯轻者，徙至近地”。如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诏，沙门岛罪人“赵能等四十四人，量移过海，再详情理轻重，分配诸路”。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赦：“沙门岛罪人，不以年岁远近，并移近乡五百里州军。”降配即因遇赦而从轻刺配。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七月十九日诏：“强劫贼人罪当死，以德音降从流者”，仍隶本城。政和敕中规定：“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养，家无期亲成丁者，犯配沙门岛、远恶州及广南并配千五百里，以上配邻州……庶使配移之人，均不失其养亲之心。”往配多因合配处溢额或地处边界，犯人宜于外逃而改配其他配地。如仁宗景祜三年（1036）七月诏：“诸道新犯罪人内，准宣敕合配沙门岛者，今后止刺面配广南远恶军牢城。”所谓放释，即对犯罪轻者遇赦免罪纵释。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应犯流罪配役人，并放遂便。”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赦：“应编配移乡人，永不移放者，并放遂便。”在宋朝，皇帝推恩降赦是刺配罪人减刑和获释的惟一形式和机会，统治者也以此来表示其对犯人的仁政。统治者虽然屡降恩赦之诏，但刺配之人有增无减，牢城溢额，所致充斥，多达十余万。这只能说明宋朝刺配法的严酷和枉滥，不能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
五、议刺配法
宋朝的刺配法，法条既繁，用刑亦重，这是公认的事实。早在宋仁宗时，翰林学士张方平就指出：“刺配之条，比前代绝重。”他说：“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终身，其配远恶州军者，无复地里之限。”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校书郎罗点也说：“本朝刺配之法视前代用刑为重。”“比年以来，所在流配人甚众，强盗之狱，每案必有逃卒，积此不已，为害不细。臣尝推原其端，盖由配法太繁。”他指出：“欲戢盗贼，不可不销逃亡之卒，欲销逃亡之卒，不可不减刺配之法。”明人邱潜在谈刺配法时也说：“宋人于今五刑之外，又为刺配之法，岂非所谓六刑乎。”他告诫人们：“宋人以忠厚立国，其后子孙受祸最惨，议者以其刑法太过。杖人以脊，刺人之面，皆汉唐所无者欤！故其末世子孙，生有系累之苦，死者遭暴露之祸。后世用刑者宜以为戒。”造成刺配法滋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宋人多议其非，欲改而终不行”？众家其说不一。宋孝宗时，罗点认为是“承平既久，防禁益密”的原因。刑部、大理寺则认为，是因“臣僚奏请，动以决配为言，有司建立，亦以决配为可，而配法始滋矣”。近人沈家本也说是因“积重难返”。他认为造成“积重难返”的原因主要是：（1）浅躁之论，不求甚解，一法之误，诸法相因而生，见闻所习，积非成是；（2）刚暴之徒，意存苛虐，旧法已重，犹以为轻，欲稍减轻，决非所喜；（3）昏庸之辈，事理不明，是者或以为非，非者反以为是，既无决择，惟事因循；（4）娼嫉之流，性多猜忌，议非已出，好立异同，不论公是公非，但欲申其博辩；（5）迂拘之士，蹈习故常，谓旧章不可愆忘，谓祖制无容变乱，改弦易蔽，深以为非。以上众说，都没有找到其根本原因。我们知道，法律是统治阶级手中进行阶级统治和阶级镇压的工具。刺配法的繁密和用刑严酷，是和宋朝阶级斗争的状况相适应，由阶级斗争状况所决定的，是和宋朝法外用刑非常普遍和残酷是一致的。这正是宋朝“盗贼充斥，所在窃发”在法律上的反映。宋朝统治者对人民实行严酷的司法镇压，推行威胁主义恐怖政策的必然结果，但换来的却是人民更加激烈地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