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私家所雇人力、女使，在契约规定的雇期届满之后，或还家，或改雇于他人，或续订雇契，主要取决于本人，主人无权干预，即“年满不愿留者，纵之”。袁采也说：“以人之妻为婢，年满而送还其夫；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父母；以他乡之人为婢，年满而送归其乡。”如弋阳丫头岩农夫何一，自小受雇于漆公镇作奴，伏侍颜二郎，名邦直者，“凡三岁，辞归父家”。而高疏寮女婢“银花年限已满”，自己表示愿“一意奉侍”，“亦不愿加身钱。旧约逐月与米一斛，亦不愿时时来请”，后“遂约以每年与钱百千，以代加年之直”。宋代此类事例还很多，仅此可以说明宋代雇佣关系下的人力、女使在雇契届满之后，去留是比较自由的。但在雇佣期间，主家亦可以根据婢仆的表现区别对待。司马光说：“凡男仆，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禄，能干家事次之，其专务欺诈，背公徇私，屡为盗窃，弄权犯上者逐之；凡女仆，年满不愿留者纵之，勤旧少过者资而嫁之，其两面二舌、饰虚造馋、离间骨肉者逐之，屡为盗窃者逐之，放荡不谨者逐之，有离叛之志者逐之。”从司马光所言可知，婢仆的品行是主家雇佣的重要标准。
宋代法定的雇佣期限，并未能得到认真执行，雇主往往“隐落原雇之由，径作牙家自卖，别起年限，多取价钱”。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知临安府赵子浦讲：“近年品官之家典雇女使，避免立定年限，将来父母取认，多是文约内妄作奶婆或养娘房下养女，其实为主家作奴婢役使，终身为妾，永无出期，情实可悯。”此类事例北宋时也不少见，如宋神宗元丰时，杭州张诜于部内雇一乳媪，三个月限满后，其夫来取，张诜则称“元约三年”，双方因此而兴讼；庐州将领赵硒婢阿郭，出嫁为城居百姓李五妻，但主家仍然“不时取归，至则苛留，去则复取”，最终引起一场殴斗。袁采讲：以人之妻女为婢，年满“有不还其夫而擅嫁他人，有不还其父母而擅与嫁人，皆兴讼之端。况有不恤其离亲戚，去乡土，役之终身”。为此，南宋初立法加以禁止。凡“品官之家典雇女使，妄作养女立契，如有违犯，其雇主并引领牙保人，并依律不应为从杖八十科罪，钱不追，人还主，仍许被雇之家陈首”。此规定既对违犯者科以杖罚，亦允许被雇之家告诉，法禁不可谓不严。但终宋仍然是禁而不能止，所以在宋宁宗时，罗愿又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四、雇良为婢，非同“贱民”
唐代的私家奴婢属于主人的私有财产，对主人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唐律》中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买卖有价，随主转移。而宋代的私家人力、女使与主人之间已无私属关系，亦非同于资财，是有独立人格的国家编户齐民。虽在受雇期间与主人存在暂时的主仆名分，但雇契届满之后，则与主人同属良人。所以宋代禁止将人力、女使作为主家资财处理。宋真宗咸平元年（998）诏：“川峡路理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价以偿。”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如宋太宗时，卢多逊因罪被流，“亲属并配隶边远州郡。部曲、奴婢纵之”。即没有将奴婢以资财没官。
南宋绍兴末年，医官王继先因罪被籍其家资以千万计，“还良家子为奴婢者凡百余人”。此二例突出反映了宋代的人力、女使已非同主人的资财，主人犯罪也不再为其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宋代人力、女使非同“贱民”的另一个表现，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控告主人，这是以前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唐律中规定：“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周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说明唐代的奴婢不仅告主违法，虽告实亦得重罪，即使告主之亲属，也获重刑，足见唐代奴婢社会地位的卑贱。宋代的人力、女使则有了告发主人违法犯罪的权利。如在金兵南侵之际，凡在战乱中发财而“出限不纳之家，许诸色人并本家人力、女使经府陈告，以所藏之物三分之一估价充赏，其人力、女使即时放令逐便”。南宋初的其他赦书中也有此类规定。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又诏：凡辄以耕牛、战马、茶叶等私贩过界与金人交易者，“并依兴贩军须物断罪。许诸色人告捕，赏钱二千贯，仍补进义校尉，命官转两官。其知情停藏，同船同行，稍工、水手能告捕，及人力、女使告首者，并与免罪。与依诸色人告捕支赏”。由此而言，宋代的人力、女使不仅可以告发主人的违法犯罪活动，而且还与诸色人一样受赏。
其社会地位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
五、严禁私自惩罚婢仆
宋代雇佣契约关系下的人力、女使，皆出于良人，虽在契约存续期间与主家有主仆名分关系，但绝非主家私属。因此，宋代法律禁止主家私自惩罚其婢仆，强调婢仆有罪，由官司依法处罚。
宋代对人力、女使犯罪的处罚有严格的规定。太祖建隆三年（962）敕：“其随身并女仆偷盗本主财物，赃满十贯文足陌处死（凡人五贯文处死）；不满十贯文，决脊杖二十，配役二年；不满五贯文，脊杖十八，配役一年；不满三贯文，决臀杖二十；一贯文以下，量罪科决。如是伏事未满二周年偷盗者，一准凡人断遣。”从这项规定看，对婢仆偷盗本主财物的处罚轻于凡人盗窃，体现了同居法中“盗亲属财物”从轻的精神。而对犯奸罪的处罚，则又重于凡人。《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人力奸主，品官之家绞，未成配千里，强者斩，未成配广南；民庶之家加凡人三等，配五百里，未成配邻州，强者绞，未成配三千里。”这里反映了主仆名分仍在起作用，但在量刑上仍然轻于唐律。
宋代不允许主家私自处罚有过犯婢仆的规定在宋初已遵行。宋真宗咸平初年，驸马都尉石保吉要求对本家盗财仆夫特加重罪，真宗不许，说：“有司自有常法，岂肯以卿故，乱天下法也。”又请于私第决罚，亦不许。
宋初禁止私家杀奴之后，“主家犹擅黥奴仆之面，以快其忿毒”。因此，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降诏：“士庶家奴仆有犯，不得黥面。”又诏：“有盗主财者，五贯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贯以上奏裁，而勿得私黥涅之。”进一步强调婢仆有过送官处理，主家不得私涅其面。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殿中侍御史赵扦在弹劾宰臣陈执中时说：“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南宋袁采亦讲：“婢仆有奸盗及逃亡者”，“宜送之于官依法治之，不可私自鞭挞”。宋代官吏因私自惩罚婢仆而受处罚者亦不乏其例。如宋英宗时官员刘注，坐刺仆人面，“追三官，潭州编管”；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宋充国因私笞二婢，被送开封府自劾，虽释其罪，但仍“罢其职事”；元丰五年（1082），兴州防御使仲引，“灼女奴面，一年之中三犯，非礼残暴”，“展磨勘五年”。由此可见，即使官员私自惩罚婢仆，也要受制裁。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婢仆虽有犯于私家，但其非为私属，因此不准私自惩罚，在法律上突出了婢仆的良人地位。
六、私杀婢仆，重法处罚
按律，“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二年。又诸条，主殴部典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至死及过失杀者勿论”。
所以历来主敢专杀。宋初，太祖降诏：臣僚“不得专杀”。
并对违犯者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外戚王继勋在西京河南府（洛阳），“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先后手杀婢百余人。因其罪恶满盈，被宋太宗斩于洛阳市。又如同州“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鞫之”。以富民父子共杀女奴之由，“或为元谋，或从而加罪，皆应死”。
虽然此案的审判中有录事参军的私怨，而且后被改正，但它说明北宋初主家私杀婢仆是要偿命的，显然比律中规定的杖一百要重的多。自宋真宗规定；“主因过殴决至死者，欲望加部曲一等，但不以愆犯而杀者，减常人一等，如过失杀者勿论”之后，使人力、女使的生命安全失去了保障。但对主家的处罚仍比唐律的规定加重了。
如宋仁宗至和时，“宰臣陈执中本家捶达女奴迎儿致死”，遭到群臣的交章指斥，因此陈执中被罢相。宋英宗时，宗室赵宗说，“坐内乱除名，复坐坑杀无罪女使三人，囚新城外”。宋神宗时，冀州司理参军孑L端彦，“先坐殴婢死，免勒停替”，又坐殴婢死，“编管袁州”。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敕：“主殴人力、女使，有愆犯因决罚邂逅致死，若遇恩，品官、民庶之家，并合作杂犯。”即按“斗殴误杀伤旁人”的杂犯罪从轻处罚。由此看来，北宋中后期，虽然对官员私杀婢仆不用“杀人者死”之法，但处罚还是比较重的，而且对富豪杀奴的处罚又重于官员。
南宋时，对官吏私杀婢仆的处罚有所减轻。如许良辅因“决打女使戴荣，奴身死，特降一官”。建康府水军统制郭吉，“坐殴女仆至死，追官送本军自效”。由此可见，处罚上明显轻于北宋。但南宋时因婢仆死亡而亲属控诉雇主者增多。往往是“婢仆不幸婴病以卒，而父母、兄弟、姑姨、叔伯必把为奇货，群凑雇主之门，争攫珍贝者”。特别是一些专以撰造公事的“奸民”，借机人词，乞取钱物。如女使张惜儿受训责后自缢，不干己之人辄经州县告奸，使主家“一家俱就囹圄”。这些记载不免有飞笔诬蔑穷民之词，但仍可以说明主家是不能随意杀害婢仆的，如有违犯，婢仆的亲属有权控告，官司要依法治罪。
为防止主家非理陷害婢仆，宋代又规定：婢仆在受雇佣期间，如果非正常死亡，要告官检验。宋太祖开宝二年（969）诏：“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时检视。听其主速自收瘗病死者，不须检视。”即正常病死者听主家自己收埋，不须经官检验。其后又规定：“公私家婢仆疾病三申官者，死日不须检验。”宋仁宗景祜三年（1036）又规定：“今后所申状内无医人姓名及一日三申者，差人检验，余依旧制。”这些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对婢仆死亡的监督检查。此项制度终宋不废。这对保护婢仆的生命安全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从宋代对私家非法强雇、掠贩、违契役使婢仆的限制，主人有罪婢仆不承担连带责任及有控告主人违法的权利，婢仆有过主家无权私自惩罚，主人私杀婢仆官司追究其刑事责任等方面看，宋代雇佣契约关系下的人力、女使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突出的变化，在婢仆人身解放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表明宋代社会已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开明、进步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