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宋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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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柳永词风与慢词兴盛(7)

铺叙与点染手法是慢词这一形式所特有的,因为字数增多,篇幅加长,允许而且应当把思想和意境加以展开来描写,而短小的令词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一点,与温庭筠的《菩萨蛮》比较一下便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读温庭筠的词,仿佛走在杭州九溪十八涧的水泥小方墩子上一样,下面有潺潺的溪水流过,游人们需要一跳一跳才能走过去。读柳永的词则有所不同,人们仿佛漫步在十里长堤之上,听他描述路旁绚丽多姿的美景,听他倾吐心里的爱情,滔滔不绝,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词中点染与铺叙手法相结合,又是化虚为实、寓情于景这一艺术手法的深化。词人描绘的景物,烘托的气氛,渲染的情绪都是经过精心提炼与高度概括的,并非信手拈来,率意为之。

当然,在柳永词中,并不光是《雨霖铃》这首词铺叙得好,点染得好,前面引用过的词,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一特点。以《望海潮》来说,发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三句就比较抽象。为什么?因为这三句也是点,也就是点到为止,并未具体讲怎么“形胜”,怎么“繁华”,也没有说出“都会”的特点,因为这不是“点”所能完成的任务。下面九句就是针对发端三句的“点”来加以生发和渲染的。不妨分析一下看。“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三句,不正是针对“都会”一句、对“三吴都会”加以具体渲染吗?再看“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这三句不正是对“东南形胜”一句加以渲染吗?而“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三句,也就是“钱塘自古繁华”的具体写照。这就是在较大范围内的点染了。对此,在阅读欣赏时,也是不能轻易放过的。此外,《戚氏》《夜半乐》等,铺叙、点染手法也都十分成功并有自己的特色。正如冯煦所说:“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这就是说,柳永词在艺术上有很多独到的地方,他能把过分曲折的意境写得直截了当,过分细密的地方处理得疏朗有致,凸凹不平的地方使人读过之后感到特别舒恬。正因如此,他的词才能写出别人没有描画过的景物,传达出别人没有完全抒发出的内在感情,这一切又显得那样新巧自然。

4.语言上有新的变化

慢词的出现,使得词在语言方面跟诗歌的语言风格有了明显的差别。在小令占主导地位的唐代和北宋初年,词人们吸收了律诗和绝句的某些手法,并运用律诗和绝句的平仄以及押韵的规律来填词,所以,当时的令词在形式和语言风格上差别并不太大。有的词几乎跟律诗、绝句没有什么差别,如《木兰花》《生查子》等。但是,到了慢词兴起以后,慢词不仅和律诗、绝句在语言、句式与音韵上有明显的不同,慢词和小令之间在语言上也有了显著的差异了。这就使歌词和曲调在声情上结合得更加紧密完美。柳永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他在语言和音韵方面适应了歌曲发展的需要,因而大大促进了慢词的推广和流行。

柳永词语言上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吸收和使用民间语言这一点上。他能根据词调声情的要求和内容的需要,大胆吸收口语、俗语入词。如前引《定风波》,这是以妓女口吻写成的恋情相思词,语言自然要切合这位主人公的口吻和身份。所以,全篇用语都很通俗,没有书卷气和学究气。其中,“芳心是事可可”“终日厌厌倦梳裹”“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等等,不仅通俗浅近,接近口语,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很符合人物的口吻、性格与心理特征。词中的人物,也因有这样的语言而显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又如《击梧桐》:“近日书来,寒暄而已,苦没忉忉言语。”是最平常的叙述,却蕴涵着深情。《鹤冲天·黄金榜上》也是采用了浅近而通俗的语言。这些都接近敦煌民间词的特点。柳永即使填写小令,也摆脱了律诗绝句的语言风格影响,有时纯用口语组成:

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好天良夜,深屏绣被,争忍便相忘。王孙动是经年去,贪迷恋,有何长?万种千般,把伊情分,颠倒尽猜量。

《少年游》

明月明月明月,争耐乍圆还缺。恰如年少洞房人,暂欢会、依前离别。小楼凭槛处,正是去年时节。千里清光又依旧,奈夜永、厌厌人绝。

《望汉月》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忆帝京》

这三首词都是写离别后的愁苦和怨恨,这是柳永词的一个永恒主题。都写得明白如话,却又情真意切,耐人寻味。“万种千般”“颠倒尽猜量”,写尽离人或思念、或疑虑、或猜测、或埋怨的诸多复杂心态。“明月明月明月,争耐乍圆还缺”,极富民歌风味。“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虽然是大白话,却蕴涵着款款深情。

接受民间词的影响,是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从欧阳修的大量俚俗词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晏殊、张先也不能“免俗”,如晏殊“离别常多会面难,此情须问天”(《破阵子》)、“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清平乐》)等,皆明白如话;张先“这浅情薄倖,千山万水,也须来里”(《八宝装》)、“休休休便休,美底教他且。匹似没伊时,更不思量也”(《生查子》)等,皆浅近俗艳。也就是说,当时向民间词学习,汲取其俚俗浅易的言语,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只不过,晏殊、张先这方面的创作较少,其主要艺术成就并不在此,故影响也不大。欧阳修的创作在数量与质量方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时人喜欢“为贤者讳”,否认这些作品的著作权,于是欧阳修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大。只有柳永,生性浪漫,缺乏自我约束力,任凭官能享受与情感支配自己的行为,有时甚至摆出一付“破罐子破摔”的姿态,无所顾忌地汲取、使用市井俗语,浅艳喜人。因此,传播甚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柳永以后,无论是嗜“俗”嗜“艳”的词人,还是追求风雅趣味的作家,其语言都不同程度地受柳永词的影响。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说:“周(邦彦)、柳(永)、黄(庭坚)、晁(补之),皆喜为俚语,山谷尤甚。”四位词人中,柳永的年代最早,其他词人都是在柳词盛行之后才出世的,前后影响十分明显。柳永这种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的逆向行为,保持了来自民间的“曲子词”的新鲜活跃的生命力,使其避免过早地走向案头化的僵死道路。南宋“雅词”就是在坚决反对柳永等“俗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最终成为晦涩的案头文学而趋于衰败,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然抛弃民间的源头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这就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说明柳永词所取得的成绩。

对柳永词的俚俗、直率、大胆,时人几乎持一致的非议态度,因为这与词坛整体“趋雅”的审美倾向完全相违背,与时人的审美期待心理相矛盾。同时代的文坛领袖晏殊的态度十分鲜明。其后,苏轼特意将柳永标举出来,立为反面靶子,努力追求一种不同于柳永的审美风格。俞文豹《吹剑续录》载: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如果从这一段问答中还看不出苏轼时时记挂柳永词的褒贬意图,那么,从苏轼数次批评学生秦观的言辞中就能够明确看出其态度倾向。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载: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甚唱公‘山抹微云’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

从师徒的一问一答之中,第一可以看出时人对柳永词风普遍拒斥的态度,同时也鲜明地表明了晏殊、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苏轼的取舍态度。

他人的批评就更多了。陈师道批评柳永“骫骳从俗”(《后山诗话》),李清照说他“词语尘下”(《词论》),严有翼说他“闺门淫媟之语”(《艺苑雌黄》),徐度说他“多杂以鄙语”(《却扫篇》)。王灼生活在南宋初年清算柳永等俚俗“流毒”的时代,言语更加尖锐,直接斥责为“柳氏野狐涎”。《碧鸡漫志》卷二具体指责柳永词说:

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而后,张端义言柳永“以俗为病”(《贵耳集》),吴曾说“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能改斋漫录》卷十六),陈振孙说“柳词格固不高”(《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沈义父说柳永“有鄙俗气”(《乐府指迷》)。指斥柳永词大体是两宋的公论。

然而,正是这种“俚俗”“尘下”和“鄙语”,才赋予柳永词以崭新的时代特征;也正是这种“俚俗”,才使得他的词在下层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正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说:“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两宋时期,尽管文人阶层对柳永俚俗词加以贬斥,而平民百姓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文人阶层口头上虽然不断对柳词加以指责,创作实践中却或多或少都要接受其影响。在以后讨论各家创作时就会常常接触到这一话题。

当然,柳词并非全用俚俗的口语入词,根据内容的需要,他还善于提炼书面语言,善于融化前人的诗句入词,使他词的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据赵令畤《侯鲭录》卷七载,苏轼对柳词说过这样的话:“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的确,柳永的《八声甘州》,哪怕仅仅从语言这一角度来看,也是词中难得的名作: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顒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全词高旷古雅,气象雄阔,笔力苍劲。词语的思想性、抒情性、形象性与文学性达到完美统一。它化用前人诗句入词,却不见痕迹。如“不忍登高临远”等句,实取自《楚辞·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又如“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实际来自谢脁《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中“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又如“是处红衰翠减”,来自李商隐《赠荷花》诗:“翠减红衰愁杀人。”这里,对柳永化用前人诗句入词多说两句,目的并不是想说柳永词的语言也是“无一字无来处”,而是要说明,作为一个有独创性成就的词人,不仅要向民间学习生动活泼、通俗浅近的语言,使自己作品的语言具有时代性和群众性,同时,还要继承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使词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文学性。柳永词的语言正是这样丰富多彩。郑文焯说柳永:“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绮丽之情,作挥绰之声。”(《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指的就是这一类慢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