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苏门创作群体
苏轼词“诗化”之变革，在北宋中后期词坛发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苏轼不仅通过自己的创作来扩大词的内容，丰富词的表现手法，开创豪放词风，同时他还以巨大的热情来从事人才的培养工作。苏轼提携晚辈，殷勤备至。在苏轼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北宋后期许多有成就的词人都曾经获得过苏轼的指点帮助，苏轼的词风对他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苏轼关系最密切的是“苏门四学士”与“苏门六君子”。“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六君子”是在四学士之外、再加陈师道与李廌。在此六人之中，秦观的词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然其词风接近柳永，张耒词虽少而风貌亦不同于苏轼，这些前文已经有过介绍。其他几位作家，或多或少都接受了苏轼“诗化”词风的影响。此外，贺铸、李之仪、毛滂、葛胜仲、王安中、吴则礼、叶梦得、唐庚等等众多作家，其创作都有着向苏轼“诗化”靠拢的倾向。委婉缠绵的艳情词是北宋词的主流创作倾向，这是没有疑义的。一些学者从挖掘宋词思想意义的角度出发，弘扬苏轼豪迈奔放、极富个性的词作，或揄扬过当。另外一些学者从否定苏轼开创“豪放派”的角度立论，以简单的数字统计抹杀苏轼词的影响，同样有失公允。仔细考察北宋词坛的创作流变，就能发现苏轼的创作对其周围词人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轼去世之后、北宋灭亡之前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影响更是十分广泛且深远。
这二十多年正是徽宗在位期间。徽宗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这一时期词坛之创作也呈现出多种创作倾向并存、丰富多彩的局面。其中，苏轼词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覆盖面极为广泛，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创作力量。南渡以后苏轼词风被发扬光大，即酝酿于此。但是，由于哲宗亲政与徽宗在位年间禁绝“苏学”的表面现象，以及词人这方面创作之松散零星，词史上对这一段苏词的影响总是略而不论。
一、十年呵禁烦神护
讨论苏轼词在北宋中后期的影响，首先遇到的是哲宗亲政与徽宗在位年间禁绝“苏学”的问题。
哲宗于元祐末年亲政，因为不满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期间自己形同傀儡，执政的旧党大臣无视他的个人意志，于是接受新党的“绍述”之说，决心全面恢复其父神宗的新政，起用新党，贬斥旧党。旧党中的头面人物纷纷被贬官远谪，苏轼兄弟皆首当其冲。苏轼因此接连被贬谪到惠州、儋州，晚年在贬所度过。
徽宗继位以后曾一度放松对旧党人士的迫害打击。然而，徽宗崇宁元年（1102）朝廷复追贬元祐党人，禁元祐学术，对“苏学”迫害打击的序幕也全面拉开。崇宁二年四月，诏毁三苏、黄庭坚、秦观诸人文集，而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崇宁三年和宣和六年（1124），朝廷又两度重申除毁苏轼诸人文集的禁令。一时间，朝野谈“苏”色变，苏轼“平日门下客皆讳而自匿，惟恐人知之。”（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十《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朝廷的禁令，似乎从客观上限制了“苏学”的传播，牵累到人们对苏轼文风的学习与模仿。
但是，在生活实际中，数纸禁令完全无法根除人们心目中崇敬的苏轼，也无法抵御苏轼创作在北宋文坛所掀起的狂风巨浪。苏轼对徽宗年间文坛的影响，由显而隐，无处不在。苏轼诗词文章在北宋后期继续发挥其魅力，大约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一小部分端正刚直的苏门子弟和士大夫并不掩饰自己对苏轼人品、文章的景仰之情，他们对抗朝廷的文化禁令，公开学习、承继苏轼文风。北宋文网相对宽松，为他们提供了一块喘息之地。其中以苏轼门人李之仪作为最为倔强。李之仪（1048—？），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后徙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英宗治平年间进士，为万全县令。曾从军西北，出使高丽。元祐初结识苏轼，在诗文创作方面时时得苏轼指点。元祐末苏轼知定州时，请以李之仪佐幕府。哲宗元符年间，受苏轼牵累，诏勒停。徽宗年间，李之仪又屡遭贬谪，且曾身陷囹圄，最后被贬到太平州（今安徽省涂县）。但李之仪依然不变初衷。赵鼎臣称赞说：“如端叔之徒，始终不负公（苏轼）者，盖不过三数人。”（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十《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赵鼎臣与苏轼有过诗文交往，赵文作于宣和三年（1121），正是朝廷对苏文重申禁令期间，所以，赵鼎臣对李之仪的赞赏，同样反映出部分士大夫对苏轼的崇尚态度。
“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在徽宗即位初获知苏轼病逝的消息，作祭文痛悼说：“间关岭海，九死归来，何嗟及矣，梁木其摧！”（《鸡肋集》卷六十一《祭端明苏公文》）崇宁年间党论复起，晁补之便归隐金乡家园，葺归来园，超然尘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被苏轼推许为“张耒、秦观之流”的李廌，也作文祭苏轼说：“皇天后土，监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廌传》）徽宗年间，李廌便绝意进取，定居长社（在今河南长葛县）。当时另外一位著名诗人李商老（彭），题诗嘲讽朝廷下旨除毁东坡书撰之碑碣榜额一事，曰：“笔底飓风吹海波，榜悬郁郁照岩阿。十年呵禁烦神护，奈尔焚柎灭札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
人们时而将对苏轼崇敬的情感转移为对其子女的呵护，苏轼之子苏过因此受惠不少。《挥麈后录》卷八载：“苏叔党以党禁屏处颍昌，极无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乡风慕义，岁一过之，必迟徊以师资焉，且致馈饷甚腆，叔党怀之。宣和末，向伯恭出为淮漕，自京师枉道以访叔党，留连请委，叔党道李之义风，而属其左顾之。伯恭入境，首令访问，加礼以待。”向之湮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词人，词风深受苏轼影响。
第二，徽宗以及周围的亲信、近臣，多有喜欢苏轼诗词文章者，在不知不觉中同样接受了苏轼的影响。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一份对苏轼的崇敬之情。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严厉禁绝“元祐之学”，这种决策行为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自己内心的认同，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禁令就从来也没有被认真贯彻实施过。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禁科。故事，进士闻喜宴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诫。……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
将作诗也当成元祐之学加以禁绝，未免荒唐。徽宗自己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时时不免“技痒”，阿谀者乘机投其所好，禁令就成为一纸空文。
仔细推敲起来，徽宗本人也与元祐之学有割不断的联系。徽宗初与“王晋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善作文辞，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徽宗）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徽宗于艺术创作原有一份极高的天赋，苏、黄之作皆为当代精品，以徽宗的审美层次，自然也会趋之如鹜。
徽宗喜好文学，亲信近臣中多能文之士或文学侍臣，他们受苏轼的影响更为普遍，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王安中。王安中（1076—1134），字履道，中山曲阳（今属山西）人。早年学于苏轼、晁说之，元符三年（1100）登进士第。徽宗在位时，极得信任，累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尚书右丞，官至检校太保、大名府尹。然王安中少时曾师事苏轼，徽宗年间虽谄事宦官梁师成、权贵蔡攸以进，奔竞无耻，而“其诗文丰润凝重，颇不类其为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寮集提要》）南宋初周必大也评价说：“时方讳言苏学，而公（王安中）已潜启其秘钥。”并进而推许王安中为“苏学”的承继者：“黄、张、晁、秦既没，系文统、接坠绪，谁出公右？岂止袭其佩、裳其环而已。”（《初寮集》卷首《序》）《艺苑雌黄》也有同样的评价：“宣政间，忌苏黄之学，而又暗用之。王初寮阴用东坡，韩子苍阴学山谷。”（转引自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另一位深得徽宗欢心的文学侍臣曹组，其子曹勋追忆说：“东坡谓先公深于明经、史学。”（《松隐集》卷十一）也就是说，曹组曾得苏轼奖掖，并以此为荣，告诉自己的子女。徽宗年间，曹组仍与苏轼子苏过保持密切过往关系，曹勋回顾说：“宣政间，先子与叔党少尹乡契厚善。”（《松隐集》卷三十三）其渊源就来自早年苏轼对曹组的赏识。曹组的创作，也必然地受到苏轼的影响，明人杨慎《词品》卷二说：“曹元宠梅词‘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用东坡‘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也。徽宗时禁苏学，元宠又近幸臣，而暗用苏句，其所谓掩耳盗铃者。”即使徽宗年间排击元祐党人最坚决的权相蔡京，其宠子蔡绦也与乃父大异其趣。蔡绦撰《西清诗话》，“多用苏轼、黄庭坚之说”（《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之一三）；撰《铁围山丛谈》，“至于元祐党籍，不置一语，词气之间，颇与其父异趣。于三苏尤极意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铁围山丛谈提要》）
行为与真实喜好、内心认同的脱节，为苏轼文风的流播，留下了可游刃的空间。朝廷的禁令，首先是徽宗君臣自己破坏的。
第三，北宋后期，朝野逐渐形成对苏轼的崇拜之风气，这就使得苏轼的影响深入人心。《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载：徽宗即位初年，“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肩，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这种风气弥漫于徽宗年间社会上下层，包围着朝廷的决策者，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决策。
北宋崇文抑武，以文为贵，所以，执文坛牛耳者受到社会阶层的普遍崇拜，这已成为北宋社会的一种特征和风尚。这种崇拜和迷恋，有点类似今天“追星族”的痴迷。加上苏轼高尚人格的巨大魅力，这一崇拜愈益深入人心。各阶层对徽宗年间朝政黑暗腐败的不满，使他们对朝廷的禁令更有一种逆反心理。对苏轼的继续崇拜就是他们对抗朝廷的某种表现方式。徽宗年间虽禁“苏学”，然“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许翰《襄陵文集》卷十一《朝奉大夫充石文殿修撰孙公墓志铭》）
东坡诗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依然悄悄盛行，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甚至以公开的方式主宰着文坛的创作风气，人们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喜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朱弁《风月堂诗话》说：
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修）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坛风气包围下，三教九流中都不乏苏轼的崇拜者。徽宗迷信道教，便有道士借鬼神进言。《贵耳集》卷上载：
徽考宝箓宫设醮。一日，尝亲临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对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始达。”上问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因是使嫉能之臣谗言不入。
这位道士明显是苏轼的崇拜者，故借机装神弄鬼，以改变徽宗的看法。大约就是受这样类似的影响，徽宗始终对禁绝元祐学术、立元祐党人碑之事惴惴不安。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出西方，其长竟天”。徽宗“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刘逵请碎元祐党人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帝从之。夜半遣黄门至朝堂毁石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蔡京擅国》）徽宗的宠信宦官高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徽宗年间皇帝“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苏轼也多有维护。另一权宦梁师成，干脆攀附苏氏，自言乃苏轼出子，且为苏轼鸣冤，诉于徽宗说：“先臣何罪？”“自是，轼之文乃稍出”（《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梁师成传》）。
下层士子、百姓，对禁绝“苏学”的抵触情绪更大，《梁溪漫志》卷七载：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章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甲收拾上遥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
《挥麈第三录》卷二亦载：
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庭坚）题其居曰：“瑑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凡此种种，都说明苏轼在当时声誉之隆，诗文流传之广，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朝廷禁令的普遍抵触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