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我们重回伦敦，戴维森夫妇已去世多年了。那一年，在远在北京的父亲的支使下，金登干几乎强行把我们从他们身边带走，这对善良的老人就相继病倒了。在我们上私立学校的第二年，先是戴维森先生一病不起，不久，戴维森太太也跟着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戴维森太太临终前立下遗嘱，把房子捐给了教会办的一所孤儿院。
我站在门口，看着黑衣修女们走来走去，听着里面孩子们的吵嚷声、读书声，好像时光倒流到了从前，好像戴维斯太太随时会打开门，敞开她宽大的胸怀，重新把我们搂在怀里，揉我们脏兮兮的头发。
一个邻居走过来端详了我好久，交给我一封信，说是戴维森太太生前委托他转交的。站在街角我打开了信。信里说，无论将来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三个都不要分开，许多事，你们要共同勇敢去面对。
我和赫伯特一回伦敦就四处打探安娜的消息。几年前，我们就与安娜断了联系。在最后一封信里，她只告诉我们她要离开瑞士的那家寄宿学校了。后来我才知道，安娜从瑞士回伦敦后，做过好多工作，现在是一个钢琴教师，定期去西区的几户有钱人家给孩子们上课。她租了一套带家具的房子，见我们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就要我们和她住在一起。
第一眼看到安娜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出落得那么漂亮和优雅，如果单独在街上遇到这个身材高挑的姑娘，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就是我的姐姐。记忆中的她，还是那个追着马车奔跑的女孩，“街上的风吹动她没有扣紧的短上衣，就像鸟儿张开的翅膀。”她租住的房子是一幢公寓的顶楼，很小。为了让我们住进来，她把屋子里惟一一样贵重物品，一架漆色剥落的二手钢琴移到了露台的转角。在原先放钢琴的位置加了一张床，再移过来一只旧书架与她的睡床隔开，就像一排中国屏风。书架上插着的是各种琴谱，还有一本翻旧的圣经。
赫伯特一定要把那架钢琴搬进屋子，把我们的床移到露台上去。这么多年不见，我们都长大了，安娜几乎成了一个陌生的姑娘。说实在的，我们睡得这么近，晚上都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这让我们很不自在。可是我和赫伯特睡在露台转角的第一个晚上就冻醒了。到了深夜，浓重的雾气沿着床脚漫上来，我和赫伯特只好紧紧地挤在一起。赫伯特长得越来越壮实了，他全身鼓邦邦的肌肉让我羡慕，可贴着他的身体又很不舒服。我们怕惊醒了安娜，只好咬着牙不出声。第二天起床，我们都冻感冒了。安娜再也不肯让我们去露台睡，重新把钢琴移了出去。
由于没有担保人，我们很久都没有找到工作。安娜一个人挣的钱，养着我们两个，这让我们很羞愧。我们是男人了，还要靠女人养活。我和赫伯特去找金登干，希望能够在他那里找一份活干。金登干给了我们一些钱，再三声明，这是他送给我们的，至于在海关伦敦办事处找一份工作，他劝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他说，我们的监护人，北京的赫德先生反对我们回到伦敦，由于我们执意要回来，他连最后一笔扶持我们找工作的钱也不愿意支付了。
一天，赫伯特兴奋地说，他找到工作了。我问他是什么，是在酒店做侍者还是给某个杂货铺做伙计，他故作神秘地笑笑，不说。
他天天一早就出门，傍晚回来，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一点也不像干过活的样子。有一天我跟踪他，终于知道了他说的工作是什么，他在街角支了一个画架给人画像。看来他的技艺还不错，行人路过了都会围着看一会，等着让他画像的主顾有好几位，老人、姑娘都有。
他好像非常喜欢这份自由自在的工作。傍晚，他吹着轻快的口哨回家，总会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这一天里他画了多少张，那些主顾又是如何欣赏他的画。有一天黄昏回家，他还买了一束鲜花送给安娜。安娜欣喜地接过花，然后又埋怨他乱花钱。赫伯特说，我要做一个画家，真正的画家，这还不值得祝贺吗？
露台的一个角落布置成了一个画室，一个向着天空敞开的画室。不出门的日子，赫伯特就在他的画室里埋头工作。他把我们从顶楼露台瞭望出去能看到的一切全都画到了他的画里：灰暗的天空下屋顶的斜坡，远处房子的尖顶，檐下避雨的鸽子。他花费了画画赚来的很大一笔钱给自己置上了一件漂亮的盘花纽扣短大衣。他的做派越来越像个唯美主义艺术家。他说总有一天要把画打进巴黎的沙龙展出。
“到时候你看着吧，阿瑟，我会成为沙龙里最受欢迎的艺术家，女主人们以我的到场为荣，那些势利眼的画商成天围着我转，就像狗乞求一块骨头一样乞求我施舍给他们一幅新创作的画！”
只有我最不争气。我不会画画，不会弹琴，没有一技之长。我又长得像一个中国人，连面包店老板也不愿意招我做个伙计。我无所事事，成天闲逛，觉得这世界把我抛弃了。我喜欢让自己在街上的人群中迷失，那一刻，大街如同在轰鸣，整个世界如同一个巨大的蜂房杂乱无章。奇怪的是这种乱反而会让我心安。
有一天在一家钟表店转了一圈后，趁店主人一转身，我随手带走了一只镀
金的挂表。尽管内疚感折磨了我三天，我还是没有把这只挂表送回去。但对安娜我不愿意承认我在闲逛，我谎称在找活儿干。
安娜不出去上课的日子，会读读圣经，或者去露台转角弹一会儿琴。赫伯特不在，屋子里就我们两个，我坐在书架后面的小床上远远地看着她，琴声响起来时，我的心里灌满了忧伤。逆着透进露台的天光，坐在琴前的安娜如同一个纸剪的人儿，离我那么近，又那么远。映着她身影的是雾气散去渐渐变得亮蓝的天空，一群鸽子好像是被她的琴声呼唤来的，在琴声里扑闪着翅膀。
我们的安娜就像神的女儿。
一个姑娘爱上了赫伯特。赫伯特在街头画人像的时候她总会准时出现在身边。那是一个衣着考究、身材丰满的姑娘，看气质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姑娘。赫伯特埋头作画的时候，她注视着游动的画笔，眼里漾动着一汪春水。
这般好出身的姑娘长时间驻留在街头自然会引起注意，但她好像存心要让这个衣着整洁的街头艺术家注意自己。这个姑娘如此执著，着实令人感动。人来人往的街头涌动着爱情湿润而苦涩的气息。在赫伯特并非出于真情的一次拥吻之后，姑娘铁了心跟定他。
姑娘的父亲是伦敦市政厅的一个官员，青年艺术家完全有机会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虽有所动心，可这姑娘却并非他喜欢的类型。他私下曾对我说过，他不喜欢太肉感的姑娘，而是喜欢略显清瘦的脸，喜欢金橘般迷人的乳房。赫伯特的冷淡让姑娘在爱情的煎熬中憔悴。这真让我为她难过。说真的，那真是一个不错的姑娘。更让人意外的是，那段时间，赫伯特被去北非探险的想法迷住了。他再也不碰一下画笔，还把准备要野心勃勃打进巴黎沙龙的画全都铰碎，冲进了这座城市的下水道。
当赫伯特乘坐的开往探险地的船驶进大西洋不久，可怜的姑娘找到了公寓顶楼我们租住的房子。安娜用她耐心的安慰和对圣经的熟练引用，成功地止住了姑娘的悲伤。姑娘离开的时候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们能随时告诉她赫伯特到了什么地方。
我说谎，偷盗，恶作剧。年龄的增长没有让我远离这些恶习，反而让我更加自暴自弃。以后的日子里，我做过港口装卸工，酒类推销员，近途货船的水手，每一种工作长的几个月，短的几天，都做不长。和那些粗野的家伙在一起，我学会了抽烟，喝烈性酒，骂骂咧咧，开色情玩笑。自从我做酒类推销员时在一个开杂货铺的妇人肥大的肚子上失去童贞之后，我又染上了嫖妓的恶习，把挣来的血汗钱都扔到了那些风骚娘们肮脏的床上。
每天最宁静、最快乐的时候，是到了晚上陪着安娜读圣经。我不喜欢圣经，不喜欢那个老是高高在上的粗暴的上帝。我只是喜欢和安娜在一起的时光。我用手指点着我们读到的，然后翻页。有时安娜也来翻页。她的手指碰到我，那一刻我会为手指不经意的相触而战栗。世界抛弃了我，但我还有安娜，我灵魂的伴侣。
晚上，我会被安娜轻轻的翻身声惊醒。我大睁着眼，黑暗中，屋内响着我们轻轻的呼吸。我时常做梦，梦见安娜向我走来。我很想对牧师去做一回忏悔，但梦中的情景实在让我难以启齿。我不相信牧师会给我安慰。只有黑夜才给我安慰。可是黑夜又让我沉迷和堕落。
有一次我被圣经里耶稣和马德莱娜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像我这样已经被上帝抛弃的人也会被感动，这真是天晓得了。有一次我还读到了圣经里阿麦农占有他妹妹达玛尔的故事。这让我震撼，又为顷刻间涌上来的荒唐想法感到恐惧。我把书翻到那一页折了一个角，希望安娜也会看到。但后来我看到书合拢了，也不知安娜是不是看到了那一页上的故事。
安娜很快就不再属于我了。她要是再不把自己嫁掉就要变成一个老姑娘了。她上钢琴课的西区，有一个热心人给她介绍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丧偶家具商人，那人年龄比安娜要大二十岁，据说为人正派，已挣下很大一片产业。安娜嫁给这个家具商人后，她租住的那套顶楼房子就归我一个人住了。安娜有时会来看我，送一些吃的，帮我收拾一下房间，把塞在床下多日的袜子和内裤洗掉。但安娜也有她的苦恼，她的那位家具商人丈夫其实是一个吝啬鬼。我住的房子的租金一直是安娜支付的，我后来知道，为这事，丈夫和她已经吵过好多回了。
只有赫伯特能带给我们快乐。他一次次地离开我们，又回来，每次回来总是带给我们那么多的惊喜。这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在外面待久了，就会拖着一只巨大的箱子回来，箱里装的是他在世界各国旅行时搜罗的宝贝，印度的菩提叶，南太平洋上的鸳尾螺，北非的蝎子，中国的城墙砖。他还去过英联邦最遥远的国家加拿大淘金。他满脸胡子，像一个邋里邋遢的水手，一个海盗。他在街区上走着的时候，那些孩子都远远跟着他，向他吐口水，扔石子，他一作出吓唬的样子，他们就发出又是恐惧又是快活的尖叫。他给我们讲历险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他旅行到各地的速写，给我们跳可笑的土著舞蹈。有了赫伯特，我们的小屋又重新回荡起了笑声，就好像又回到了十多年前我们三个挤住在一块的时候。
赫伯特送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惊奇，是把自己装在一只大木箱里运了回来。他在去北极探险的途中被倒下来的冰川砸中。抬他回来的是和他一起去北极探险的同伴。他们挟着一身寒气，按照赫伯特口袋里的地址找到了我们的住所，噔噔噔地把一只渗水的大木箱抬进了我的房间。直到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躺在箱子里的就是他，还以为他是从世界的哪个角落托人给我们送来了稀奇古怪的东西。
箱子的钉子被起开，然后我看到了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的赫伯特。我们的旅行家被埋在一大堆冰块中间，就像长途运输中一条不得不冰镇起来的鱼。水
汽结晶在他脸上，长出了一层白白的绒毛。这是不断地带给我们惊喜的赫伯特吗？分明是一具不知埋了多少年的干尸。伦敦天气尚冷，箱里的冰块融化得还不多，这只从北极运抵的木箱子突然让屋里冷得如同冰窖一般。
我找来了安娜。后来街区牧师也来了，把十字架放在他冰冷的唇上，给他行了涂礼。为了买一块安葬赫伯特的墓地，安娜与她丈夫吵了好几天，最后那个老家具商终于骂骂咧咧地掏出了钱。
那天从墓地回来，我不敢再回家。因为只要我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是赫伯特那张大理石雕像一样冰冷的脸。安娜答应搬回来陪我住一阵，直到我不再害怕为止。
一走进屋里，看着熟悉的陈设，安娜的眼眶就湿了。我们一起整理赫伯特的旧物。露台是赫伯特以前还做着画家梦时的工作室，这里有好多他的衣物，包括他那件盘花纽扣的短大衣，自从他扔下画笔后再也没有穿过。我们把这些衣物打成包，准备焚烧后送给去了另一个世界的赫伯特。在零乱的地板上，我还找到赫伯特的一幅水彩画，可能他在毁掉自己的画作时没有发现。画面的背景是大雨来临前黑云翻滚的天空，三只鸽子敛着翅膀在窗下挤在一块躲雨。看着这幅已经弄污脏了的画，安娜的眼泪突然汹涌而下。她把画小心地折叠起来带走了。
那几天，仿佛又回到了我们三兄妹刚到伦敦时寄住在戴维森太太家的时候。到了晚上，当黑暗重重地压上我的眼睑，想着安娜就在我身边，我就感到安全，不怕任何力量把我带走。我让安娜睡在里屋，我把床支到露台上去。我们一直没有睡着，隔着板壁说了好多往事。我告诉安娜我和赫伯特在学校时的生活，说到我们如何捉弄老师时轻轻地笑出了声，就好像赫伯特没有死，只是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了。她告诉我在皮尔小姐的寄宿学校里时，曾经想要进修道院，只是因为牵挂着我们才打消了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