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测，中国的官员们可能对义和团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明知道应该打压，但出于对外来势力的憎恶，起码现在，他们不想吹熄这堆火。”
“妈的，我们的命居然捏在那个老太婆手里。这段时间，京城闹得惶恐不安，听说西太后却躲在颐和园里看戏。我想，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她正扮演着居心叵测、两面三刀的角色，并为这角色暗自得意呢。”
“别这么污蔑西太后，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没准她也蒙在鼓里呢。”
“看中国的报纸真要看出病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话，什么是谎言，一会儿说太后下达谕旨，指责义和团的暴行，一会儿又说赦免了他们的罪行，还任命朝中大臣去做他们的头领。”
“所以啊，你要在中国混，就要学会于无声处听惊雷，所有的变动都会有征兆，你要去仔细倾听，这是我在这个古老帝国待了快半个世纪得出的经验。至于那些邸报上的新闻，你全可以从反面去理解它。”赫德不自觉地摆出了教训人的口气。
“你听到雷声了？”
“听到了，听到了，轰轰，轰隆隆，越来越近了！”赫德夸张地做着手势。
6月3日，四百余名从天津大沽口登岸的美、英、法、意、日、俄卫队士兵到达北京，公使们终于放下了心来。
窦纳乐还是闷闷不乐，埋怨来的士兵太少。英国卫队的领队军官是斯特劳兹上校，他说在天津火车站准备上车时，英国海军陆战队本来有一百名士兵，一看法国和俄国都只有七十五名，就把二十五名撤了回去。
窦纳乐说：“怎么这样的？这个时候多一个士兵，使馆就多一份安全的可能。”“还有更好笑的事呢，俄国卫队携带了一千发炮弹，可是到了北京后他们才发现，把大炮留在天津了。”“可惜，可惜。”窦纳乐连连顿足，他用力握着斯特劳兹上校的手，神色凝重，“上校先生，使馆的安危，几百个妇女儿童的生命，全仰仗阁下了！”
斯特劳兹上校一点也不觉得事态严重，呵呵大笑着说：“公使大人，您放心，我这七十五个士兵是皇家海军陆战队最优秀的士兵，不就一帮庄稼汉作乱吗？这群乌合之众要是敢来，我们手中的来复枪就会发出正义的怒吼！”
窦纳尔觉得，上校如此轻敌很要不得，想警告些什么，又怕挫了锐气，也就不再言语。来日方长，形势到底如何，够时间让斯特劳兹上校去琢磨的。
斯特劳兹上校要是预先知道了端郡王说的下面这番话，恐怕他再也笑不出声了。各国卫队刚从天津起程前往北京，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已经飞到了端王的案头。得知这些仓促赶来的洋兵并未携带大炮，端郡王轻蔑地放声大笑，对一干手下说：“区区几百洋兵有何可怕，我已知谕虎神营放他们进来，这些人进来容易出去难，到时候让他们全都命丧北京城。”
为了应付突变，妇女和儿童都被集中到英国公使馆。总税务司署一些胆小的洋员，一到天黑也都往公使馆跑，那些持枪站岗的士兵，好歹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
这些天，赫德被一些杂事缠住了身，焦头烂额。先是派到广州任税务司的妻弟裴式模，不久前刚刚患病死去。他无法分身前往广州，只得让妻弟裴式楷前往料理后事。此事刚了，裴式楷才回北京，他又接到了金登干的电报，说儿子赫承先回国后又犯起了神经方面的毛病。赫承先去巴黎度假，在回旅馆时中了暑，摔倒在格兰德饭店附近的大街上，下巴磕出一个很大的口子，长时间躺在大街上不省人事，流了好多血，后来被路人发现送回了旅馆，此后一直郁郁寡欢，像是受了什么刺激。金登干在电报中说，他舅舅裴式模的死，还有他的岳父吉尔森先生奄奄一息的样子，都刺激着赫承先，让他的神经官能症一天天加重了。
这个儿子从没有让赫德省心过。赫德内心里总觉得亏欠着他。要是自己当初不反对他的婚事，兴许他就不会得病吧。所以几年前赫承先因身体原因回国后，他关照金登干要经常报告赫承先的一切情况。但现在他的内心里陡地生长出了另一份更深的牵挂。那是他的另一个儿子，他和中国情人阿瑶生下的阿瑟。
他从没有向人说起过这份思念。在北京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说，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婚前还有几个私生子。他只有把这份秘密深深地埋起来，独自饮下生活馈赠给他的这杯苦酒。自从几年前在赫承先的住所门口邂逅这个来到中国寻找母亲的儿子，他的内心快要被懊悔蚀空了。他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这个儿子。前些日子，朋友李提摩太牧师告诉他，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杀人如麻，把好多传教士和教民都处决了，还写奏章向朝廷表功。他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差点背过气去。阿瑟跟了英国浸礼会的一个牧师去太原赈灾、传教，一走好几年一直没有消息，他是不是还在太原？他是不是从那个可恶的巡抚屠刀下逃出来了？
京城越来越乱了，像个火药桶一点就会着。赫德把海关和同文馆的人都集中到了他的住宅。反正屋子很大，多少人也住得下。他们只有二十支枪，子弹也不多，所以担心义和团冲进来守不住。几天后，赫德将所有海关的妇孺集中到了英国公使馆。因为这一天是关帝诞辰，中国人称之为关老爷磨刀，盛传义和团就要在这天晚上发起攻击。
“这下我们成了被夹住的老鼠了。”他的妻弟裴式楷很懊恼，他后悔从广州回来得不是时候。“公使馆里的各国士兵，虽然有马克沁机枪和来复枪装备，怎么可以抵挡几万名义和团！”
“最危险的时候还没有来呢，照他们的说法，八月十五中秋节才是我们的末日。”尽管都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赫德还不忘打趣他这个胆小的妻弟。
“铁路设施都遭到了破坏，火车停开了，北京至天津的电报已经不通，估计邮路也会马上被阻断，末日就在眼前了！上帝啊，公使馆会是我们的诺亚方舟吗？”裴式楷绝望地叫了起来。
“自从1854年来到中国到现在，我已经历了太多的事，都有些麻木了，不过这一次好像确实非常凶险。你也别吓成这样子，要跨过这道坎只能靠我们自己。我现在惟一感到奇怪的是，都到了这地步，中国政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好像哑巴了，难道他们在骑墙观望？”
最后一批准备前往日本使馆的家眷乘坐的火车，从马家堡车站开出不久又倒退着回来了，因为据传在北京与保定府之间的涿州，已汇集了一万名以上的拳民，再往前的铁轨全给扒了。这些家眷回来时，带来了许多沿途的教民，人数比出发时增加了好几倍。这些人无处可去，有好些也流向了总税务司署。
赫德来到公使官邸，想与窦纳乐商议难民安置，但还没进门就听到窦纳乐的骂声，他正在为跑马厅的大看台和马厩被人放火烧了恼怒不已。
“卑鄙下流的行径！灾难性的挑衅！这是对我们的极大污辱！从这一事件中，我们所有在北京的欧洲人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所面临的险境了！”窦纳乐咆哮着，像一头被激怒的山羊，一圈圈地转着寻找对手。
“义和团很有可能就在这几日向我们发动攻击，使馆区要加紧布防，要是迟了我们就会被打得措手不及。我们可以把那些难民都组织起来。”
正说着，使馆职员进来说，在哈德门东边的美以美会，有一个难民群，其中有七十名外国人和四百名中国教徒，有些人还患上了天花和猩红热，他们请求使馆收容，请示如何安置。
“京津两地，那些被烧了教堂的神职人员，他们都希望得到各国公使馆的庇护。”赫德适时作了补充。“天哪，全乱套了！”窦纳乐不住地搓着双手，“公使馆可没有那么多房子给他们住。”赫德提出一个建议，公使馆对面，隔着一条御河就是肃王府。肃王府里早就不住人了，空着许多房屋，再加有高墙可以据守，正好可以用来安置难民。窦纳乐觉得这主意不错。赫德建议这事由他和《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一起来办理。窦纳乐正好求之不得。优雅讲究的晚餐会还是照常举行，由身着全套晚装的窦纳乐主持。晚餐会后，赫德点着一支雪茄，心事重重地在使馆的院子里溜达了一圈。
这是赫德第一次住在公使馆。尽管窦纳乐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间，但在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上，他一点睡意也没有。他起来给金登干写信，告知此间发生的情形，最后他说：我们被孤立起来了，这可能不只是义和团干的，还有别的人参与。他暗示是政府方面纵容或直接支使了此事。真他妈的太荒唐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要把全体外交使团消灭掉！“这是一出中国闹剧，它很可能将以可耻的失败像悲剧一样地震动全世界。”
朝阳把清晨的天空映射得一片通红。一宿未眠的赫德走出房间，贪婪地呼吸着此时还算凉爽的空气。这天气，看样子十天半个月都下不了雨。赫德的忧虑更重了。他唤来邮差嘱咐了几句，又返身回屋，站在工作台前草签了一份发给两广总督李鸿章的电文。电文约略说明了此间的事态，要求李鸿章致电慈禧太后，告诉她那些纵容义和团的大臣会对帝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并正告之，
不管北京的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公使馆和各国使节的生命是不可侵犯的。做完了这一切，他只觉浑身上下说不出的疲乏。
早餐很简单，米饭、茶、果酱，再加上前晚吃剩下的一点咖喱马肉。赫德胃口全无，一直强健矍铄的他，因为过度的思虑，一夜之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深信，帝国朝廷已经被疯狂的浪潮席卷，洪水过后可能一切都没了。自己身陷使馆，无从展开手腕调停，实在悲哀。
更糟糕的是，他觉察到几乎所有外交官都憎恶他。他们的言行似乎在清楚地表明，如今是他们，而不是你赫德，在控制着这场演出，你只不过是一根额外的拇指，无用而且可恶。他还听到有人在背后取笑，说他经常戴的领带是从他妻子一条旧蓝裙子上裁剪下来的，他妻子腻烦了北京和丈夫，十多年前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领带布料缩了水，都窄得像一条腰带了。
他决心改变这一处境。用完早餐回到房间，他把两支大号柯尔特式自动手枪绑在身体上，临出门又摸出第三把，藏在屁股后面的口袋里。
6月10日上午，一列载运四百名士兵的火车，在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司令、中将爱德华·西摩尔率领下，从天津驶出前往北京。西摩尔率领的这支前锋部队出发后，又有一千余名士兵分乘四列火车随后跟进。
西摩尔，这个经历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曾以海军低级军官的身份在英法联军服役。四十年前他所在的那支部队曾打进北京城，把圆明园夷为平地。带着身着全套崭新制服的士兵出发前，他致电窦纳乐爵士：“本将军麾下掌有军舰十七艘，军威不减1860年。”
西摩尔本以为当晚就可以到达北京，最迟也不会超过明日上午。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和他的部队要两个多月后才能进入北京。
火车通过杨村时，驻守此地的聂士成的部队没有丝毫抵抗。过铁桥的时候，双方士兵还互相挥手致意。但在接近廊坊的时候，大约有两千名农民向他们发动了攻击。他们扎着红头巾，挥舞着棍棒、长矛、刀剑和老式火枪猛攻。联军士兵一阵排枪过后，义和团的攻击减缓了，但过不多久，他们重新作了整编，攻势更猛。
更为糟糕的是前方有些路段遭到了破坏，铁轨被毁，枕木被烧成了木炭。部队要边修路边前行。抢修了一小段，另一段又被蜂拥而来的义和团破坏了，再加上缺少食品、水和燃料，中将和他的部队很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在远征队和天津之间往返以维持补给的最后一趟火车没能通过杨村铁桥，聂士成的部队撤走了，铁桥落入了义和团之手。
中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使馆的安全搁置起来，把修铁路这样次要的事扩大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就像望远镜倒过来看一样，机会失去了。”赫德后来这样说。他认为，如果西摩尔率领的增援部队当即放弃火车，直接横穿乡野行军，在附近征集到一些牲口来运输锱重，那么最迟三天后他们就可以到达北京了，这样也就没有了后来惊心动魄的长达两个月的围困了。
但由于电报线中断，各国使馆都没有收到增援部队在廊坊受阻的消息。被援军即将到达的消息所鼓舞，在京的外国人对眼前的危险熟视无睹。6月11日下午，预计中的援军应该到了，于是部分使馆人员分乘几辆马车前往车站迎接西摩尔。他们当中有日本公使馆一等秘书彬山彬。他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着燕尾服，就像去出席一场宫廷宴会。经过永定门车站时，他们的马车被调卡盘问的清军拦住了。彬山彬自恃外交官的身份，驱动马车硬闯，被士兵们从马车上拉了下来，乱刀齐下，顷刻间被剁成了碎片。一个刽子手出身的军士，拿刀在彬山彬的胸前划了个十字，又拿刀背在他后背使劲一拍，一颗还在跳动着的心就被挖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