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形势下，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中央政府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即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股权投资、公私合营等方式，积极参与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中国财政部也在研究推动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调动私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发展，即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基于某个公共项目结成伙伴关系，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风险和收益，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双赢。引入私营股本实现项目共建合营，既可以缓解政府债务，解决资金问题，又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和收益。
努力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品质
近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迎来新的浪潮，并释放出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品质不高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城市基础设施的总量不足、标准不高、运行管理粗放，难以满足城市运行的功能需要。
为此，中央政府提出重点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地铁、轻轨、大容量公交等）、城市管网（供水、污水、雨水、燃气、供热、通信、电网、排水防涝、防洪以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等）、污水和垃圾处理、生态园林等四个方面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考察首都北京时提出，要提升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形成适度超前、相互衔接、满足未来需求的功能体系。这对今后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建造”走出去
中国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从高速增长期过渡到稳定发展期，即便实施新型城镇化等扩大内需的措施，国内基建市场的规模也难以再大规模扩张。预计十年之内，国内已难有大规模的高速公路、高铁、港口、机场等新增建设需求，届时建筑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将逐渐显现。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看，中国建造的比较成本优势仍然比较明显，所以开拓海外基建需求，将是一个重要方向。当前，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很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也在大规模改造和更新基础设施，这些都将为中国基建企业海外发展提供机会。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中国基建“走出去”。例如，李克强总理出访东南亚、中东欧时，向这些国家推荐高铁等中国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又如，中央政府提出要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两大战略构想将为中国基建“走出去”、加强国际合作提供重大战略机遇。
推动21世纪城市的协调发展：香港经验
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是繁荣城市经济、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关键。
Jay H. Walder
当今世界的城市化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轨道，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天翻地覆的变革亦不为过。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为20亿；2050年将增至55亿。城市化从很多方面看都是利好，即便在发达国家，其大城市的人口也在迅速增长。城市人口的密度对环境、创新、经济发展等等至关重要。我们应如何迎接城市化？城市应如何在吸纳数百万新增人口的同时不至于影响原有的生活品质？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紧迫问题，答案在于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为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来夯实基础。对此，英国首相卡梅伦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基础设施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魔力棒，其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能使我们今天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明天就变成现实。”
为建设21世纪的理想之城，首先需设立一个明确的愿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除了提供城市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还包括确保资金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提高基础设施的长期质量。
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是当今城市乃至未来更大城市基础设施最为关键的基石。以下的数据足以说明这一点。2012年，国际地铁协会CoMET的成员，即全球最大的15座城市的地铁系统，载客量合计达到170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2.5倍。以中国大型地铁系统为例，北京、上海、广州的地铁就运载了65亿人次。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转型潮流中，中国无疑站在了最前端。中国清楚地认识到，流动性是确保城市正常运转的关键，而唯一的实现方式是建造更大更好的轨道交通体系。如今，中国内地有19座城市开通了地铁，单单2013年国家发改委就批准了19座城市的25个新的地铁项目。
交通建设也是发达国家的重中之重。新加坡、悉尼、斯德哥尔摩等发达城市纷纷兴建轨道交通，有的已进入后期规划阶段。城市领导人深知，不改善城市交通体系，城市就无法持续运转。他们无一不着眼于长远，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2013年，在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我谈到了自己曾经生活或工作过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纽约、伦敦和香港等。在谈到香港的地铁+物业模式的演变时，在座的教授、学生、当地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令我颇感意外。
香港地铁于1979年开始投入运营，当时轨道长8公里，开通首日输送乘客28万人次。过去35年，香港地铁逐步扩展至全港，如今每天输送乘客达到520万人次，准点率高达99.9%。香港地铁何以表现如此出色，为香港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归根究底源于香港政府在地铁建设之初做出的关键决定，即新建地铁必须遵循谨慎商业原则。
不管从哪方面看，不断优化的铁路+物业模式都称得上是可持续性的体系。通过给予港铁公司地铁上盖物业的土地开发权，解决了地铁建设的资金问题。这是一项权利，而非免费土地。也就是说，港铁公司必须向香港政府支付土地出让金，数额依据地铁建设启动前的原始价格为准。此后，港铁公司建设、经营地铁，开发地铁上盖房地产，建成高密度的商住区，通过所建房地产的出售和出租获利。
这一模式可以确保在正常商业风险下，港铁公司不仅获得了铁路建设的必要资源，也具备了保持其资产长期运营和维护的资源。这一模式成就了政府投入最少的世界一流的地铁系统。同时，这种模式的铁路系统也为整个香港建立了出色的连接纽带。试问当初谁能想象35年后的香港成为世界城市流动性的领导者？香港人99%的出行可由公共交通完成，这个比例为全世界主要城市之首，而且铁路是低碳环保交通的中流砥柱。香港的地铁模式正是基础设施改写城市的一个伟大案例。
香港的“地铁+物业”为人多地少高密度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这种模式值得所有飞速发展的城市学习和借鉴。这些城市以各自的方式应对这一挑战，但其共同主题都是持续创新以推动发展。未来的城市要求具备服务数以百万计人口的能力。但是，如果仅仅关注大规模举措，就可能忽视个人的体验需求。我们不能忘记，城市依然是由个体组成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要满足自身需求和愿望的个性化服务。如果产品质量差，大规模城市化就行不通；只有保持并改善个性化体验，才能获得成功。
首先是提供优质、可靠的服务，比如公共交通、医疗、教育乃至任何城市均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然而，随着城市规模日益增大，城市也需要满足个性化需求。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可以凭借技术不断进步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个性化服务。
如果我们用这套个性化方法管理21世纪的城市，同时采纳创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完全有理由看到城市美好的未来。
银行业亟须优化IT支出
Keiichi Aritomo， Driek Desmet， 石磊， Andy Holley
亚太地区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银行存在多方面差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 IT运营模式都亟待提升。
亚太地区是全球银行业最主要的增长引擎，剔除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大成熟市场后，该地区在2012—2020年间预计将贡献全球银行业营收增长的39%。然而，这一增长的背后却是盈利能力的下降，究其原因一是竞争加剧，二是在面临行业变革时，许多银行的运营模式已触及高效规模拓展和业务灵活度的上限，再无提升空[1]。
如今，IT已成为银行业增长的重要助推器，为规模扩展、效率提升和风险管理等诸多方面提供强有力支持。在亚洲，银行的业务与IT的结合更加紧密，尤其是在利用IT提高客户体验的领域。中国四大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与领先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与中国民生银行）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渠道与产品创新，开始尝试各种手机移动银行与直接银行的服务。但是，我们对13个国家85家银行开展的亚太地区银行业年度IT对标调查[2]显示，很多银行的IT投入不足，还有一些银行的IT投入效率欠佳，未能有效推动业务增长和效率提升。当然，也有一些银行借助IT实现了显著的业务效益，甚至相关支出还低于部分同业银行。本文总结了我们根据调查问卷收集的主要结论性意见，重点概括了不同IT运营模式的成功要素和特点，旨在帮助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银行充分发挥IT的商业潜力，以大力推动效率提高和业务增长。
注 释
[1]扣除风险因素之后的营收，2012年汇率水平。请参阅“The triple transformation： Achiev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麦肯锡第二次年度银行业研究，2012年10月，mckinsey.com；McKinsey Global Banking Pools。
[2]自2006年第一次启动该项问卷调查以来，我们对亚太地区13个国家47家金融服务集团旗下的85家银行进行了对标分析。成熟市场包括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大陆、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此外，我们还采纳了亚洲地区以外295家银行（来自161个国家）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