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的自尊受到伤害的时候，就会失去内心的平衡，其心理系统会主动产生一种防卫机制，也叫作“心理警卫”，其功能类似一个单位门口的警卫或保安，它会仔细盘查来者，一旦发现来人会对自我构成威胁，就会把他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而拒之门外。除了把构成威胁者挡在门外之外，“心理警卫”还有一个功能，即主动地从不平衡中寻找正面的、积极的、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进行重新组合，以便重新解释、评估自己，使自尊得到提升，使自我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心理警卫”通常有几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一为向下的社会比较，即主动寻找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二为选择性遗忘，即有意识地遗忘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三为缺陷补偿，即突出、加重自己的优势项目，抵消失败、挫折所造成的阴影，所谓“情场失意官场补”是也；四为自我设障，即主动预先设置障碍，避免后来可能的失败和自尊受挫。
除了这些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常见的内容之外，从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发现其他的“心理警卫”的形式，比如“前视比较”与“后视比较”这一对形影不离的兄弟。所谓“前视比较”、“后视比较”是指与自己生存的时代以前或以后的人的一种比较，它的核心是时间维度。比如某杂志最近一期的“卷首语”就这样写道：
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只不过是我们评判富裕的标准变了，心态变了。大约930年前，征服了英格兰的威廉一世拥有大量的财富、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一支残暴的军队。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威廉一世可以说是富甲天下，但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他连抽水马桶这样的生活用品也没有。
历史上富裕的王侯将相比比皆是，但和我相比，他们都是穷光蛋。我有防暴风雨的三层窗户，而克罗伊斯（古希腊的一个国王）却没有；在亚历山大大帝面前，举国上下都吓得瑟瑟发抖，但他却连买猫食这样的事情也办不到；沙皇尼古拉二世连一把电锯都没有。
虽然我比这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还富有，但我并未心满意足。跟大多数人一样，我总爱和周围的人相比，比如邻居、同学，还有媒体经常报道的那些名人。
当然，要想快乐，还得明白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我们拥有的东西已足以让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我的房子确实比银行家们的小，即便如此，我和妻子都觉得打扫不过来了。
其实，在几百年后的人看来，那些银行家们的豪华家具跟我那破家具一样寒酸，没有什么区别。虽然现在我还不能和富人们比物质财富，但多年以后，在后人看来，我们其实不相上下。
（［美］大卫·欧文《真正的富足》，《读者》2006年第9期）
我们生活在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享受着大量的现代化成果，如果和生活在游牧时代、农业文明时代的古希腊国王、英王威廉一世、沙皇尼古拉进行比较，就是一种“前视比较”，随意拿出我们日用的几乎任何器物，都要比他们所用的优越；经常与“前视比较”联袂而行的就是“后视比较”，即抹除一个人人生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种种差距，而找到与任何比较对象等同的一个均衡点——人生自古谁无死，荣华富贵过眼云烟，是非成败转头空——就又恢复了自尊和满足。
若要认真分析，无论“前视比较”还是“后视比较”，都有严重的逻辑问题。首先，社会比较的要害在于同质比较，即与自己相同时代、背景、环境下的人进行比较，若与古人比物质享受、比技术器物，就像让专业足球队与业余足球队比赛，后者准输；其次，人生是一种时间性质的事物，重在过程，人生走到终点，过程随之结束，那时确实人人平等了，但那是一种结果式的平等，而非一种过程式的平等，而人生强调的恰恰又是一种过程。不错，“多年以后，在后人看来，我们其实不相上下”，但这里缺席的恰恰是最重要的“人生过程”。
但无论如何，“心理警卫”还是蛮可爱的。你看，为了保护主人自尊的安全，它是多么忠于职守、一丝不苟。其实，如果细心观察，在不少地方都可以发现它机警的眼神和它严肃、笔直的身影。
九、真实比较与虚拟比较
顾名思义，所谓“真实比较”，是指比较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例如英美的一些年轻女性与“芭比娃娃”比身材和“三围”，比较对象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存在；所谓“虚拟比较”，有两种情况，一是指比较的对象并不存在，而是由人的主观想象虚构出来的，二是指在比较中绕开所进行比较的实质性问题和要素，而转向其他方面的比较。
一般来说，主流心理学所研究的是“真实比较”。从心理学史的角度看，费斯廷格（Festinger）堪称“社会比较之父”。1954年，他首次提出了“社会比较”这一概念。他发现，人类体内存在着一种超越现状、积极向上的内驱力，在实践活动中，这种内驱力又转化为人们渴望评价自己价值和能力的驱动力。在缺乏客观的﹑统一的社会标准的情况下，个体就会以他人作为比较的来源与尺度，通过与他人的对比来估价自己的能力、智力和存在价值。如果既没有客观的标准，也没有相似的他人与之进行比较，个体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评价就是不稳定、不精确的，就会陷于焦虑之中。也就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评价自己的能力、智力和价值时，往往不是根据纯粹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通过与周围其他人的比较来获得的。费斯廷格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为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费斯廷格还发现，为了使这种比较更为准确、真实和稳定，人们一般都喜欢同那些社会上与自己地位、职业、年龄、背景相同的人进行比较。人们之间的相似程度越高，社会比较的驱动力就越强。因为相似的他人可以提供更多真实、有效的信息，所以与相同的人进行比较才更有意义。
在费斯廷格研究的基础上，社会心理学家们还提出了“上行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和“下行比较”（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的概念。所谓“上行比较”是指，人们往往喜欢与那些比自己强的他人进行比较，以达到自我进步的目的，但在急剧变化、社会分层、贫富悬殊的社会，“上行比较”极容易产生低自尊；所谓“下行比较”是指人往往喜欢与那些不如自己的他人进行比较，从而产生一种高自尊，以避免自信心的降低和嫉妒心的上升。1962年，海克米勒就提出了下行社会比较的观点，他指出，当个体的自尊受到威胁时，会本能地倾向于和比自己差的人进行社会比较。1981年，韦尔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系统的下行比较理论，简称DC理论。他指出，当人遭遇失败、挫折等消极生活事件时，个体的自尊、心理健康水平就会下降，这时个体会倾向于和那些比自己处境差的人比较，以此来维持其自尊和幸福感。
要了解什么是“上行比较”和“下行比较”，请看下面一篇文章：
我的一位商界朋友，曾是大学讲师，90年代初下海经商，靠做计算机软件起家，现在是我们这个城市最大的软件生产商和代理商，个人资产早已过千万，迈入成功者行列。就在前不久，他的母校邀请他回校为毕业生做“成功之路”主题演讲。按说这是好事，国人一向讲究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当年白手起家，如今功成名就，回校介绍自己的成功之道，创业之苦，于人于己，都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他却为此苦恼了几天。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并没有成功，虽然他现在的身价不知令多少人羡慕，但距他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就在我们谈话后不久，那天，偶然翻看《商界》杂志，看到一篇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的专访。这位以105亿元人民币的身价荣登2004年胡润财富榜首、年仅35岁的中国首富，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时，他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成功。虽然国美电器已经成为中国家电零售业的老大，掌控着国内家电三成以上的分销市场，但是与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相比，就不算什么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如果不是有前面那位商界朋友的谈话垫底，我简直要瞠目结舌了！尽管如此，还是相当震惊……如果以他们现有的业绩做参照，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则都是失败者，甚至连失败都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成功过。
但是，几天后偶然遇到的一件事，让我心情大改，对“成功”一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是一个傍晚，我像往常一样，沿着小区附近的街道散步。回来时天色已黑，路上行人渐渐稀少。路过街道旁公用电话亭时，一位年轻人正在打电话。就听他对着话筒兴奋地道：“大哥，我成了！今天第一天上班，月薪1200元，比我原先想的还高200元呢！”
（林夕《成功是个相对值》，《今晚报》副刊2005年12月18日）
在此，那位“成功”的软件商人和身价百亿的国美老总黄光裕的心理状态，就属于“上行比较”，因为他们还有更远大的目标；而那位为得到月薪1200元的职位而大呼“我成了”的年轻人则在进行“下行比较”——和原来期望的1000元月薪进行比较，结果产生了高自尊和极大的心理满足感。
但是，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无论是“上行比较”还是“下行比较”，都是和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人和事物进行比较，所以，都是一种真实的比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除了“真实比较”之外，人们还倾向于和一些并不存在的对象进行比较，从而获得某种心理满足。当然，这种比较主要是“下行比较”，即附加某种条件在头脑中“制造”出某种比较对象来，从而获得一种想象性的心理满足。所以，它可以称为“虚拟下行比较”。
人们之所以要进行“虚拟下行比较”，和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密切相关，这就是“心理警卫”。“心理警卫”能够主动地从不平衡中寻找正面的、积极的、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进行重新组合，以便重新解释、评估自己，使自尊得到提升，使自我重新达到平衡状态。
十、虚拟比较与主观幸福感
现实中的人之所以要进行“虚拟比较”，还与主观幸福感有关。或者可以说，进行“虚拟比较”的直接心理后果是获得了一种主观上的幸福感觉。
所谓“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所强调的是人对于幸福感受的主观性。心理学界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其时，社会生产迅猛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与之相应的幸福指数理应随之提高。但是，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莱恩博士的研究，在最近40年间，自认“非常幸福”的美国人反而呈下降趋势。一项最新统计还显示，在1960～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30%左右。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最近的十几年间，精神抑郁的人数都在与日俱增，差不多占了总人口的11％左右，而在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非洲国家，仅为7%上下。对此，莱恩解释说，经济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但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明显增加幸福感。这是因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另据对中国上海、北京、杭州等6个大城市居民幸福程度所做的调查，幸福指数最高的人并不是高收入者或低收入者，而是那些月薪3000元上下的收入中等的小康者。无独有偶，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在对10000名工人和500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中，自称“最感幸福”的英国人每周平均只挣255英镑。对此，阿伯丁大学的利奥塔尔迪教授指出：“这些小康者之所以比高收入者更感幸福，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工作的时间短，责任轻，因此压力也很小，而且也能比高薪者拥有更多的时间或机会跟家人或朋友厮守在一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或温暖的友情。”[1]
于是，人们开始思考从心理的主观方面来解释幸福问题，认为幸福是一种主观色彩较强的心理感受。它主要由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两部分构成。情感成分，是指当事人情绪方面的体验，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这种思路一般将主观幸福感理解为积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的比例，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所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时，就会感到幸福，反之，就不幸福。认知成分，即生活满意度，包括职业满意度、婚姻满意度、事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的综合判断，作为认知因素，它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衡量SWB更有效的指标。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评价指标在于它的认知因素，即个人的生活满意度。当一个人与多种标准（他人、过去情况、期望值、满意感理想水平、需要或目标）做上行比较和下行比较时，必然会产生心理差异：上行比较则SWB水平降低，下行比较则SWB水平升高。